桐城张氏“其先洪永间自鄱阳来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二十七），经过二百多年的耕作经营，渐渐扩展发迹。明隆庆二年（1568）张淳中进士、授浙江永康令后，官宦仕途代有传人。明清时期，张氏家族可谓是举业不断，名宦迭出，遍为人知。先后涌现出张淳、张秉文、张秉贞、张秉哲、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廷瑑、张若霭、张若澄、张若渟、张若需、张若潭、张曾敞、张元宰等一代代经邦济世之才。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张英、张廷玉才华横溢，处事严谨，先后位跻宰相之列，军国大政，多出其手，为清初固国安邦，促进满汉民族团结、文化融合，实现康乾盛世，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得帝宠和同朝官员的敬佩。一时间，张氏家族在京城、乡里誉称四起，如：“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三世得谥”（张英、张廷玉、张若渟）、“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等，以致时人评其“自祖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而已”（陈康祺《郎潜纪闻》）。“张氏望族，夙显于桐，二相继起，厥声逾隆”（《国朝耆献类征》卷七十四《张廷瑑墓志铭》）。自张英、张廷玉后，张氏后裔相继为宦者，以数十百计，“一门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南书房，自康熙至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也”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影响之大，震惊朝野、许多同朝大员，对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录”，颇有微词。有人甚至上奏朝廷，提请皇上限制其势力发展。宰相刘墉父亲刘统勋曾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鋠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清史稿》卷三百二）
张氏家族从迁居桐城，到兴盛发达，特别是入清以后，进入鼎盛时期，被人称为“缙绅发迹，文物蔚兴”之门，一方面固得益于张氏子孙，深受儒学影响，以及桐城丰富的地域文化的感染，刻苦攻读，通过科举取士而跻入仕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良好的家训家风的教诲和熏陶。张英、张廷玉总结祖父辈立身立言、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参以切身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训子戒律，这些为张氏子孙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和导向作用，成为张氏子孙代代相传的法宝。
一、关于张英和《聪训斋语》
张英（1637-1708），清代名臣，文学家。字敦复，号梦复、乐圃，安徽桐城人。家世儒业，幼读经书，过目成诵。康熙二年（1663年）中举人，六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因逢其父张秉彝卒，乞假归里。守丧期满，诏回京城，改授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颁诏，开始选拔一些作风朴实、学问精深的人，每日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或征诏；同时设立南书房，张英奉命被选入内，并赐居西安门内。由此，开了清代词臣赐居禁城内之先河。
康熙初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在云南、福建、广东等地起兵，广西、陕西等地督抚也相继反叛。康熙皇帝为了寻找应付方略，常常召集张英等大臣商讨对策。张英总是晨入暮出，勤恳供职，凡有关民生利弊、四方水旱之情事，皆知无不言。康熙帝对张英的才华、智慧、人品，极为赏识，备加器重。每亲临南苑及巡行四方，都诏令张英侍从。其时典诰文章，多出张英之手。以深得帝幸，乃迁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康熙二十年（1681），张英为安葬其父而乞假归里，皇帝优待尤加，不但准行，而且还赐给白金五百、绸缎二十匹，并依照张英的官职，确定他父亲葬礼的礼仪。四年后，被特诏起用，授兵部侍郎。后来调到礼部，兼官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奏呈《孝经衍义》，被皇上诏允，下令刊布。二十八年（1689），提为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不久，再调至礼部，兼管如故。其间，由于编修杨瑄撰写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的祭文失辞，皇上责怪张英作为礼部尚书，对文稿审察不细，把关不严，罢免了张英的礼部尚书衔，但仍由张英掌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复原职，先后充任《国史馆方略》、《一统治》、《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总裁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任会试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十年，以衰老为由，再次请求休归，获准。次年二月离开京城，南归故里。次子张廷玉奉旨护从。临行前，皇上赐宴于皇家林园——畅春园，为其饯行。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张英迎驾淮安，侍从到江宁（即南京）。由于张英恳奏，在南京多住一日，当时总督阿山想借机加征钱粮耗银作皇帝南巡费用，知府陈鹏年持议不可。总督阿山心怀恼怒，欲借此加罪于陈鹏年，同时康熙随从侍卫，对陈鹏年的接待多有指斥，陈罪在不赦。但等到皇上诏见张英时，问及江南哪些廉洁官吏，张英首荐陈鹏年，总督阿山等大失所望。陈不但因张英推荐而得以免罪，而且还被康熙皇帝委以重任，成为清代名臣。1707年，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张英迎驾清江浦（今清江市），随侍皇帝到江宁。次年，张英故去，享年七十二岁，赐祭葬加等，谥文端。世宗雍正皇帝即位，追念旧学，增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祀“乡贤”。高宗乾隆即位初年，加赠太傅。
张英一生著述颇丰，有《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四库著录》、《南巡扈从纪略》、《笃素堂诗集》、《笃素堂文集》、《笃素堂诗集》、《存诚堂集》、《笃素堂杂著》、《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刊行于世。
张英共有六子，其中廷瓒、廷玉、廷璐、廷瑑四人均中进士，这些都与张英的言教、身教及其刻苦砺志分不开的。其后孙子、曾孙亦均有入翰林者，故人称“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张英才高识广，学问过人，为官之余，致力于经学研究，且在诗文书画诸多方面，均有较高造诣。所著家训《聪训斋语》，子孙累世受益。自刊刻以来，影响广泛。
张英一生以“敬慎”处世，将“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奉为座右铭。《聪训斋语》是其以官宦仕途、为人处世方面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结合古圣时贤的言行事例，教训子孙持家、治国、读书、立身、做人之箴言。他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告诫子弟，常常用自己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些微小事，透析深刻的人生哲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器宇弘深，引人深思。
他指出，：读书可以增长道心，可以养性。“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为人生颐养第一事”。他认为读书要讲究方法，如《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须从小读起。“毋贪多，毋贪名，但读一篇，必求可以背诵。他非常反对死读书，认为光读书不行，必须学会运用知识；作文章要有“光华”，要做到理明气圆。书读过之后，必须全面掌握和运用，若不能举其词，那无异于画饼充饥；如果能举其词而不能运用，也是“食而不化”，与枵腹无异。可以说张英子孙在科场屡取功名，是与他的悉心教诲分不开的。
他主张持家以“俭”为宝。张英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游”等八个方面。他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以致他在致仕归里之后，仍“誓不著缎”，“不食人参”。不管是暂住乡里，还是久居京城，他都要求家人，把一年的动支费用，精心筹划，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股，每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作好事一两件”。到了晚年，虽处优养尊，仍不改节俭之习，极力反对浪费。他对京师同僚“一席之费，动逾数十金”，深感不安。他六旬之期时，反对家人、学生、同僚为他贺寿，与妻子商量，用设宴之资，“制绵衣袴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扶危济困、帮助他人成为张英一生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处处体现出他“无忤于人，无羡于世，无争于人，无憾于已”的人生追求。
张英认为做官要以勤政清廉为第一要务。他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偶有挫折，或被降职，最终仍因为其才华过人，处事廉俭而被重新起用或提拔。许多清正廉明的地方官员，因为有他的保护和举荐，不但免遭不测之祸，而且得到皇上重用。但其亲朋故友，邻里子弟，中进士者多达数十人之众，没有谁因为他的提携而升迁。他要求入流子弟做到：使我为州县官，绝不用官银媚上官”。就连皇帝颁给他的赏赐，也用来济困赈急，或用于修桥筑路，以利他人。
张英主张做人要以谦让、益人为本。他言传身教，自己居乡时，“厚重谦和”与人相交，一言一事，考虑“皆须有益于人”。他晚年在龙眠山构筑“双溪草堂”，与乡民相处，不以宰相自居，而以一位山间老人与百姓交往。往来山中，遇到担柴人，他便主动让路，与人方便。他说：“如果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如鸾凤，宝之如参苓”。他要求子孙辈从点滴小事做起，“治家节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告诉子孙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难处、难全之地，勿以为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他认为每个人所言所行不可能“全是”，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和气”，做到有理“恕人”。他训诫子孙要明白“满招损，谦受益”之义，并说“天地不能常盈，而况于人乎？”不仅如此，还要求后人做到“终身让路，不失尺寸”。作为封建社会的相卿，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训示子孙敬人、爱人、益人，值得称道，更令人景仰。
张英所著《聪训斋语》，不仅使其子孙后人受益匪浅，同时，也被名人方家所看重。在清代至民国期间，数次翻刻，流传甚广。特别是清朝重臣、文学大师曾国藩对张英推荐备至，视为自己的偶像。曾国藩对张英所著《聪训斋语》，垂爱有加，要求子孙后人终身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曾国藩全集·家书》，1196页，岳麓书社，1985），他认为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应该常看此书。他还特别告诫曾纪鸿：“鸿儿体亦单弱，亦宜常看此书。”在忠君的封建社会，曾国藩还把张英的《聪训斋语》与清圣祖康熙帝的《庭训格言》相提并论：“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同上，1220页）并亲自为弟、子、侄八人每人购书一本，让他们随时诵读。他一再强调：“尔兄弟细心省览，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同上，1224页）“《聪训斋语》余以为可却病延年。尔兄弟与松年、慕徐常常体验否？”（同上，1224页）曾国藩教子，如此看重《聪训斋语》一书，足见张英的家训确有值得颂读的价值。
清人吴仁杰颂曰：“两相国（指张英、张廷玉）遭际圣清为时良相，以汉韦平较之，尚勋业之未侔，以宋韩范衡之，且遇之不逮，真所谓求之史册，罕有伦比者也。大名既炳彪于旗常私集，亦风行于海内”，而《聪训斋语》、《澄怀园语》，尤为“脍炙人口”。
二、关于张廷玉和《澄怀园语》
张廷玉（1672—1755），清代名臣，文学家、史学家。字衡臣，号砚斋，张英次子，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二年（1703）散馆授检讨。翌年，入直南书房，不久任日讲起居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迁司经局洗马。五十四年，迁右庶子，后授侍讲学士。五十五年，擢内阁学士。五十六年，充经筵讲官。五十九年（1702），时为刑部右侍郎的张廷玉，奉命与都统托赖、学士登德共同勘察山东盐贩王美公一案，廷玉力主惩治首恶，从犯从宽，最后决定仅杀七人，戌边三十五人，其余一律无罪开释。六月，调任史部左侍郎。
清世宗雍正帝即位后，张廷玉擢礼部尚书。编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雍正元年（1723）正月，再人直南书房。随同左都御吏朱轼充顺天乡试考官，因公正谨慎而受嘉奖，加太子太保。七月，充《明史》总裁官。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九月，充会试正考官，调户部尚书。十月，充国史馆总裁。雍正二年五月，充《会典》总裁。其时，针对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棚民”聚众掠夺四邻的情况，提出了编户入籍，“五家连环结保”的办法，以稳定一方。八月，充会试同考官。三年二月，充治河方略副总裁。七月，署理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六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十月，兼署吏部尚书。七年，晋少保。雍正八年，因西北战事纷起，设军机处，其条规礼制均出自张廷玉之手。有时“坐肩舆中，仍批览文书，吏人随后取，进止无一事壅滞”（《桐城耆旧传》，288页）。雍正帝称他“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未能也”。赏给他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仍加二级。十一年九月，廷玉为其父张英举行谕祭典礼，雍正赐帑金万两，差作建祠费用，还赐冠带衣裘、貂皮人参等物，以及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会典》告成，议加二级。十二年（1734）二月回京，皇上派遣侍郎海望到卢沟桥迎接。十三年，世宗病危，张廷玉与鄂尔泰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遗诏“以廷玉器量线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清史稿》卷二八八）。八月，高宗乾隆帝登基，命张廷玉与允禄等总理事务。九月，赏给一等轻车都尉，并前世职为三等子。十月，编纂世宗宪皇帝实录，充总裁官。
乾隆元年（1736），张廷玉充纂修玉牒总裁。七月，充三礼馆总裁。九月，《明史》编纂告竣，议加二级。十月，命令张延玉仍然兼管翰林院事务。十一月，充经筳讲官。二年三月，充会试正考官。后因总理事务敬慎周详，赏给骑都尉，由三等子，特恩晋三等伯，赐号“勤宜”。从此，开清朝大臣配享太庙、文臣爵至侯伯的先例。四年五月，加太保。八月，充《明史纲目》总裁。七年五月，吏部则例告成，议加二级。十一年，张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谕令节哀自爱，并命张若澄在南部书房行走，照料年逾七旬的张廷玉。十二年二月，充会典馆总裁。
张廷玉年届八旬，多次上疏乞归故里，未被皇上许可，引起了一场君臣相议“致仕”得失的论辩。十四年冬，张迁玉乞求休假养病，乾隆皇帝同意解除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还派军机大臣前往探望慰问。后因多次乞求致仕，触怒皇上，先后削去伯爵，取消配享，仅免予治罪。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荃事发，皇上迁怒于张廷玉，收缴了历年奖赐给张廷玉的物品。
张廷玉晚年以赢弱之躯屡遭打击，日益不支，于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病逝。乾隆得知廷玉病逝，很感悲伤，念其为三朝元老，仍收回成命，遵皇考遗诏，配享太庙，谥曰“文和”。
张廷玉一生主修《三朝实录》、《玉牒》、《大清会典》、《治河方略》、《明史》等重要典章史籍。著有《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诗选》、《澄怀园语》、《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书。文章政声，闻名遐迩。
张廷玉有四子：若霭、若澄、若淑、若渟。长子若霭，雍正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工书善画，又久直内廷，遍观古人遗墨。凡御府所藏，悉命题品鉴别。著有《蕴真阁集》传世。次子若澄，乾隆十年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三次乡试、会试同考官，一主湖南乡试，官至内阁学士，喜文善画，著有《潇碧轩集》。三子若淑，乾隆丙辰荫贡，官至户部浙江司郎中。四子若渟，乾隆丙辰例贡，授刑部主事，入直军机处。嘉庆五年迁升兵部尚书，后改任刑部尚书。处事缜密，尤练习刑律，政绩卓著，赠太子太保，卒谥“勤恪“。张廷玉四子中有三人入内阁，足见其教子有方。
张廷玉在服官之余，常常流览史乘，讲求礼乐、刑政、田赋、兵戎、河渠、平淮之实学。理政之暇，留心时务，详察当代变革；苦读深思，细究为文为人之道。一有心得，记之笔端，汇辑成书，这便是流传不绝、惠及后人的《澄怀园语》。
张廷玉家世儒业，自幼睿智聪颖，加上有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仕途官场，平步青云。但他恪守古道家训，处事得体，“公正无私，奉职烙恭”。三朝为官五十年，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大谋大政多所襄赞”（《桐旧集》卷二十三）。多次充乡试、会试总裁官，尽心竭力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深受皇帝器重。以致生活中的些微小事，亦深得圣驾垂询，雍正皇帝曾面谕张廷玉：“汝父一生廉洁，无余蓄以贻子孙，汝今为朕办事，身兼数职，夙夜在公，朕常以汝食俱废为虑，更有何暇问及日用衣食事耶？今以官物赐汝，俾汝用度从容，尽心公务。”张廷玉七十岁以后，乾隆亲自颁诏，令他“不必向早入朝，遇炎蒸风雪，亦不勉强进内”。一进间朝规礼法多有更易，君臣之亲，溢入言表。
《澄怀园语》是张廷玉十数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日积月累的人生感受。旨在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已，处心积虑之大端”，同时也是为了不辜负其父张英“承先启后”之意愿，张廷玉一生身系要职，阅历丰富，其家训多以言官、训子、关心百姓疾苦等内容为主。
他认为：春职应公正自守，不要计较个人毁誉得夫，不能枉法徇私。“宁受人毁，不可受人之誉。”为此要时时省察防闲。他强调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他要求子孙后人做官“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这在历代官吏身上是很难做到的。他数充乡试、会试总裁，司其柄“公正无私”，努力做到使天下士子“心自静，品自端，于培养人才，不无裨补”。他把“居官理事，旌别淑慝”，看成是应尽职责。提倡为臣要直谏，“遇事敢言”即使亏体受辱，也无所畏惧。因此，他把“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惟天下之安而后乐”作为自己为官的座右铭并努力实行之。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官至宰辅，均提倡“廉”当头，廉靠自律，着实值得令人深思学习。难怪乾隆皇帝作诗颂他：“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调鼎念常周庶务，劳谦事每效前贤。古今政绩如悬鉴，时为苍生启惠鲜。”
在为人处世方面，张廷玉首先要求“一言一行，常思有益于人，惟恐有损于人”。因此，他所认为的人生乐事，并不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伎之靡丽”，而在心之乐不乐。只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才能求得心之真乐。其次，他力主为人厚道，处事要内宽外严，不可苛刻。因此，他认为刻薄之人，不能担任刑官，“聪明人”也不可任刑官。他还提倡时时以盛满为戒，不可存放逸之心，“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凡事当极不好处，宜向好处想；当极好处，宜向不好处想”。遇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得意、失意之时，都能做到检点言语，无过当之辞。第三，他痛恶富贵子弟染上的纨绔之习，自己身体力行。他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生活非常俭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致王公同僚或亲戚朋友，“多以俭啬相讥嘲”。他告诫子孙“生富贵之家”，切切不可“染纨绔之习”。他憎恶赌博之陋习，通过引古论今，条分缕析，深刻指出，“赌博之害，不可悉数”，同时要求国家采取严刑重罚等坚决措施，制止赌博。他说：“今赌博者，亦当加以肉刑，……解其腕可也。”他教育后人要学会明辨是非善恶，并根据自己对善恶的看法，将其分为四等：“隐恶扬善，圣人也；好善恶恶，贤人也；分别善恶无当者，庸人也；颠倒善恶，……小人也。”正是如此，张廷玉七十寿辰时，皇上赐对联颂他：“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
张廷玉一生位尊而不忘百姓。其子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时，发现该卷字画端楷，文精意绝，语极恳挚，随手拨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在场大臣皆称皇帝评定公允得当。等到拆卷时，方知是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张廷玉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奏请皇上选换他人。但雍正帝明确宣布，朕选拔张若霭，实在是非常公允的，并非知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可是张廷玉仍以一位老臣的风范，诚恳的心情，再三恳辞，并说普天之下，人才众多，而三年一次殿试，没有谁不希望登上鼎甲之榜，但臣已居政府多位，而子若霭又登一甲三名，挤占天下寒士进阶之位，心实不安。张廷玉一再恳求辞让，使皇上深感其义，遂降为二甲第一名。这就是名扬京城、事载史册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
张廷玉历官三朝，遍游全国各地，但他总是把普通百姓的困苦记在心上。康熙四十七年（1708）。桐城东乡陈家洲（今属枞阳）遭受水灾，民不聊生，很多人只得跑到县城觅食。张廷玉的家人在信中言及此事，他深感不安，立即动员自己的弟弟、大侄儿以及在京城为官的本县好义人士，一起捐款捐物，赈恤灾民。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奉命回家举行祭父之礼，途经现在的河北省有关州县，发现水灾严重，饥民遍野，当即奏请朝廷开仓赈济，以解决百姓困苦，还一再强调“明岁青黄不接，民食倍艰，请敕督臣确查，加赈一月”。乾隆四年（1739）二月，张廷玉从家人禀告信中得知乡里歉收，米价昂贵，贫民乏食，有识绅士准备号召富裕人家赈救灾民，张廷玉对这一举措，大加赞赏，立即驰信回家，要求家人“捐仓谷一千石，并嘱弟侄辈实心举行，成此善举”。乾隆初年，张廷玉得知龙眠河上的“子来桥”被洪水冲毁，他捐出皇上赐银六千三百两，重建石桥，两岸修建桥亭，历时三年完工。百姓被他这一举动所感动，为了颂扬他，取世宗皇帝赐书匾额”调梅良弼”之意，将桥更名为“良弼桥”。今天人们漫步桥上，思古思贤之情，油然而生。
居官清廉、忧民疾苦、劝戒恶习，这些都是张廷玉率先垂范并在家训中训诫子孙的实际事例。他以习见习闻之事，由一己一家而推及于治国平天下，构成其家训的一大特色，令“海内钦仰”，传而不绝。清代学者沈树德在评价《澄怀园语》时说：“《澄怀园语》四卷，皆圣贤精实切至之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即于是乎在焉！”张师亮在同治七年（1868）刻木跋文中称：“其言如布帛菽粟，朴实切要，于持家涉世之道，修己接物之方，尤为周详恳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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