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自由与德性
事件：2004年夏，飓风“查理”横扫佛罗里达，导致该地物价飙升。
结果：处以罚款，以赔偿消费者损失。
争论：
一些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认为价格欺诈有利于限制消费者使用这些物品，也有利于刺激别处的供应商给飓风受灾地区提供最急需的物品和服务；
反价格欺诈等拥护者认为这一益处会被高价给那些无法支付得起的人们所带来的负担抵消。同时，自由市场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被迫的购买者并没有自由。
困境：
诸多对反价格欺诈法对支持都源自于一种直觉的反应，而并没有真正考虑到福利或自由。这并非是一种欠考虑的怒气，是对不公正的愤怒，与德性相关。
德性的论证认为贪婪是一种国家应当反对的恶。然而，应当由谁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难道多元社会中的公民们不是对这些事物存在分歧吗？难道将关于德性对评判引入法律不会有危险吗？
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
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努力推进其公民的德性吗？或者，法律是否应当在各种德性观念保持中立，以使公民们能够自由地为自己选择最佳的生活方式？
德性与荣誉
紫心勋章：
那些坚持认为只有流血的创伤才应当算数的人们相信，创伤后应激障碍反应出一种不值得尊敬的性格上的软弱；
那些认为心理创伤也应当算数的人们则反驳说，那些受到长期性的心理创伤和严重抑郁症所折磨的老兵们，与那些失去一只胳膊的老兵们为他们的国家做出的牺牲同样确凿无疑，同样光荣。
如今，我们大多数的争论都是关于如何分配经济繁荣的成果和困难时期的重负，以及如何界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些领域中，关于福利和自由的考虑占统治地位。
然而这些事例追溯到有关荣誉和德性的古代伦理。
失败、成功与公正
2008～2009经济危机期间，国家拨款来拯救国内大型银行和金融公司。有些领取了公众救济金的公司却将数百万美元作为奖金发放给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
那些奖金似乎是在奖励贪婪，然而，对失败的奖励是反对之声和愤怒的更深层原因。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利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问题。有三种分配物品的方式：福利、自由和德性。
福利最大化
如何促进经济繁荣，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如何刺激经济增长。
公正与自由
尊重自由与个体权利。
这种理论内的两大阵营——坚守放任主义阵营的是一些拥护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讲究公平的阵营认为要想达到公正，需要政策来修正社会和经济的缺陷，并给予每个人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
公正与德性以及良善生活
对于自由社会中的许多公民来说，将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具有沦为不宽容和压迫的危险。
然而，正如我们在有关价格欺诈、紫心勋章以及政府救助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道德和政治的观点体现于分歧之中。
边沁：功利主义
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功利”，意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
管理乞丐：
在街上遇到乞丐会以两种方式降低行人的幸福感。对于心肠软弱的人们来说，看到乞丐便产生了一种同情之苦；而对于心肠较硬的人们来说，看到乞丐便产生一种厌恶之苦。边沁建议要将乞丐从街上赶走，并将他们局限于救济院内。
反驳1：个体权利
它没有尊重个体权利。由于仅仅考虑满意度的总和，它可能恣意践踏个体公民。
举例：将基督徒扔给狮子、快乐之城的所有快乐取决于一个孩子所受的痛苦。
反驳2：通用价值货币
我们是否可能将所有道德上的善都转变成一种单一的价值货币，而在此转变过程中却不丧失某些东西呢？
举例：肺癌的益处——尽管烟民在世时会在预算中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用，可是他们死得早，因此能够给政府在医疗、养老金以及养老院等方面节省数目可观等费用。
爆炸的油箱——福特公司得出维修油箱所用的花费远远高于一辆更安全的汽车所带来的收益，因而增加安全装置是不划算的。
老年人的折扣——美国环境保护署递交了一份关于新的空气污染标准的得失分析。因更加洁净的空气而获得的每条生命，价值370万美元；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除外，他们的生命被定价为230万美元。
圣安妮的女生——女子学院不允许男性访客在女生宿舍过夜，妥协后变为每名访客每晚需要向学院支付50便士用于增加的开支。第二天《卫报》写到：“圣安妮的女生，每晚50便士。”德性的逻辑转换成功利的逻辑并不容易。
总结：
两种对边沁“最大幸福”原则的反驳——一种认为它没有给予人类尊严和个体权利足够的重视，另一种认为它错误地将一切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都用单一的快乐与痛苦的尺度衡量。
密尔：
对个体权利的改进
《论自由》的中心原则：倘若不伤害他人的话，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政府不能为了保护人们不受到伤害，而干涉个体的自由，或将大多数人关于怎样最好地生活的观念强加于每个人。
尊重个体自由会导向最大的人类幸福。
超出边沁原则的阐释：行为和结果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品格也同样重要。个体价值之所以重要，并非由于蕴含其中的幸福感，而是它折射出了人的品格。
对所有价值纳入一个衡量尺度的改进
功利主义者能够区分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对于两种快乐而言，如果所有或几乎所有体验过这两种快乐的人，都对其中一种表现出明确的偏好，而不顾及任何道德责任感去偏爱它，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加值得追求的快乐。
偏离功利主义：欲求事实上不再是判断何谓高尚卑劣的唯一基础。现在，这个标准来源于一种独立于我们的期望和欲求的、关于人类尊严的理想。我们之所以将《哈姆雷特》看作伟大的艺术，是因为它运用了我们的最高级的能力，并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
总结：
密尔唯有通过援引一种脱离于功利本身的、有关人类尊严和人格的理想，才能使功利主义免于这样一种指控——它将所有的事物都纳入一种关于快乐和痛苦的生硬的计算中。
功利主义者的分配逻辑：
假设我们从比尔盖茨那里拿走100万美元并发给100名贫困的领受者，每个人领1万美元，那么，总体的幸福会增加。
两种反驳：
功利主义内部——针对收入的高税率，会降低人们工作和投资等热情，从而导致生产力的下降；
功利主义外部——“自由至上主义者”：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种根本性的自由权——用自己拥有的事物去做任何事情的权利，只要我们同样尊重他人这样做的权利。
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的政策和法律：（以下简称“自上者”）
1．反对家长式作风。如，有关系安全带的法律、戴摩托车头盔的法律
2．反对道德立法。如，有关卖淫、同性恋者选择性伙伴权利的立法。
3．反对收入或财富的再分配。如，社会保险、最低工资制、行业执照。
诺齐克：为自上者提供了哲学辩护
“只有职责仅限于保证合同执行、保护人们不受压迫、偷盗和欺骗的最小政府，才是正当的。任何一个职责更加宽泛的政府都侵犯了个人不受强迫去做某些事情的权利，因此都是不正当的。”
分配公正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拥有的正当性和财产转移的正当性。
反驳1:税收并不像强迫劳动那样糟糕
自上者：国家依然没有权利强迫这样的选择
反驳2:穷人更需要钱
自上者：从富人那里偷钱给穷人，仍然是一种偷盗。正如同国家没有权利所要我的一个肾来帮助那名正在做透析的病人，而无论他的需要有多紧急、多迫切。
反驳3:乔丹并非单独作战，因此他所欠那些对他的成功有所贡献的人
自上者：这些人的服务已经获得了其市场价值。尽管他们赚得比乔丹少，可是他们自愿地接受了对他们工作的回报。
反驳4：并不是真的没有经过乔丹本人对同意而对他征税。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制定他所遵从的法律时他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
自上者：民主的同意并不够。假设乔丹投票反对这项税务法，可是它最终还是通过了。
反驳5：乔丹拥有篮球方面的天赋
自上者：如果他不拥有这些能力和技能的话，那么他也并不真正地拥有自身。可是，如果乔丹不拥有自身，那么谁拥有呢？
自由主义至上的原则在实际生活中能走多远？
出售肾器官：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囚犯想把自己的第二个肾捐给自己的女儿，但被医院等伦理委员会拒绝了。
辅助性自杀：辅助病人自杀的医生被判为二级谋杀罪。
经双方同意的吃人：吃人者最终被判为终身监禁。
关于公正争议最多的话题：
自由市场是公平的吗？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或不应当用金钱购买的？如果有的话，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买卖它们又有什么呢？
三种分配军事服务的方式：
1．征兵制
2．允许有偿替代者的征兵制（内战制度）
3．市场体制（志愿兵制度）
自由主义至上者与功利主义者都支持市场体制。前者认为让人们参与自由交换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干涉这种自由市场的法律，就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后者认为自由市场促进了公共福利，当两个人做交易的时候，双方都获利。
反驳1：公平与自由
对于那些选择范围非常有限的人而言，自由市场并不总是自由的。在征兵制中是出于法律的强迫，在志愿兵制中是出于经济需要的压力。
反驳2：公民德性和共同善
军事服务不仅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公民责任。
另外一种公民责任——出任陪审员的责任。我们之所以招募，而不是雇用陪审员是因为履行陪审员义务不仅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还是一种公民教育形式，是一种民主公民身份的体现。所有公民都有义务履行这一观念，使法庭和人民之间保持着一种联系。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将一项公民义务转变成为一种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并没有增加自由，而是暗中破坏了自由。
为钱而孕
一对新泽西州的夫妇因妻子怀孕会引发生命危险而寻求一名“代孕母亲”——愿意为他人怀孕分娩，并以此获得报酬的妇女。然而孩子出生后，代孕母亲却改变了主意，她带着孩子逃到了佛罗里达。
自由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都支持该合同。前者认为支持两个相互同意的成人之间达成的合同，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后者认为如果双方都认同一个交易，那么双方都肯定能从这一协议中获得一些利益或幸福，否则他们就不会做这笔交易。
反驳1：有问题的同意
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且我们合理地、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驶自由的权利。代孕母亲无法预期到当她要放弃这个孩子时，自己会是什么感觉。
反驳2：贬低与更高的善
将人类看做商品——看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是不对的。因为人类是值得尊重的、而不是被使用的对象。尊重和使用是两种不同的重视模式。代孕合同由于将孩子和妇女的劳动看做商品，因而贬低了他们。
可是，这些更高的规范是什么呢？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哪些评价模式适合于哪些物品和社会行为呢？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之一开始于自由的观念。
由于人类拥有自由的能力，因此我们不应当被仅仅当做对象而加以利用，相反，我们应当得到体面而尊重的对待。这种解决的路径强调（值得尊重的）人与（仅供使用的）对象或物品之间的区别，是道德中最具根本性的区别。
康德为义务和权利提供了另一种可选的论证：
它并不依赖于“我们拥有自身”这样的观念，也不依赖于“我们的生命和自由是来自于上帝的礼物”这样的主张。相反，它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值得拥有尊严和尊重。
康德反对功利主义。仅仅因为某物给很多人带来快乐，并不能使它成为正当的。
道德不能仅仅建立在经验主义的考量之上——如人们在特定时间具有的各种兴趣、期望、欲望及偏好。这些因素是多变的、偶然的，因此它们很难作为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如普遍人权）的基础。
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即能够进行推理；我们也是意志自由的存在，能够自由地行动和选择。
我们的理性能力与自由能力密切相关，这些能力合起来让我们变得独特，并将我们与动物性存在区分开来；它们使我们不仅仅是欲望的存在。
什么是自由？
当我们像动物一样追求快乐或避免痛苦时，我们并不是真正自由地行动，而是作为欲望和渴求的奴隶而行动。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是在追求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某种外在于我们的目的。
只要我的行为被生物性所决定，或被社会性所规范，那它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地行动就是自律地行动，自律地行动就是根据我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而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
何谓道德？
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构成。
“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这一意志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它的目的，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却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就像那些本身就拥有完整价值的事物一样。”
道德的最高原则
对比1（道德）：义务 Vs. 倾向
当一个店主诚实地与一个孩子做生意。如果他是为了保护自己名声，店主只是为了自我利益才诚实地行动，他的行为缺乏道德价值。这是为了底线而诚实，是一种慎重的立场。
只有义务的动机——因为某事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有用的或便利的而去做它——才能给一个行为赋予道德价值。
对比2（自由）：自律 Vs. 倾向
只有当我的意志是被自律所决定、受我自己给定的法则所支配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
这种法则又从何而来呢？由理性而来。
对于经验主义哲学家们（包括功利主义者）来说，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托马斯霍布斯将理性称为“对欲望的寻求”，大卫休谟将理性称为“激情的奴隶”。
康德的理性观念——与道德有关的实践理性——并不是工具性的理性，而是“纯粹实践理性，它忽视所有的经验目的而设定了一种先验性”。
对比3（理性）：绝对命令 Vs. 假言命令
假言命令运用的是工具理性：如果一个行为，只是在作为一种达到其他事物的手段时才是好的。（如果你想要X，那么就做Y）
绝对命令：如果这个行为本身就代表着善，并因此对意志——这种意志自身符合于理性——来说非常必要的话。“绝对”意思是指“无条件的”。
绝对命令1：使你的准则普遍化
如果每个人在需要用钱的时候都做出虚假的承诺，那么久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承诺。它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在做出这样一个虚假的承诺时，我将自己的需要和欲望置于他人的需要和欲望之上。
绝对命令2：将人看做目的
“每一个人——一般来说就是每一个理性存在——都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而不仅仅是这种或那种意志所任意使用的手段。”这是人和物的根本性区别。人是理性的存在，他们不仅具有一种相对价值，而且具有一种绝对的价值、一种本质性的价值。也就是说，理性存在拥有尊严。
“不要总是将人——无论是你自己本身还是任何其他人——仅仅看做一种手段而加以对待，而总是同时也把他们看做一种目的而加以对待。”这就是将人作为目的的准则。
自杀与谋杀之所以错误的原因是一样的。两者都是将人看做物而加以对待，都没有将人性作为目的本身而加以尊重。
对比4（立场）：理智王国 Vs. 感性王国
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我属于感知世界，我的行为由自然法则和因果规律而决定，这是物理学、生物学以及神经科学所能描述的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作为一个理性的存在，我居住在理智王国。在这里，由于独立于自然法则，我能够自律，能够根据我给自己所设定的法则而行动。
康德坚决主张，只有从第二种（理智的）角度，我才能把自己看做自由的，“因为独立于感知世界各种原因的支配（这也是理性必须总是归功于自己的东西），就是自由。”
由于我们同时栖居于两种立场之中——必然的王国和自由的王国——所以在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应当做的之间，在事物所是的方式与它们所应当是的方式之间，就总是存在着一个鸿沟。
康德哲学的三种应用——
性
随意性行为是值得反对的，因为它完全是性欲的满足，而不是尊重伙伴的人性。康德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卖淫、出售自己的器官。因为这样做就是将自己看做一个对象，一个手段，是谋取利益的工具。
谎言
康德坚决反对说谎。然而在谎言与误导性的实话之间，有着一种与道德相关的差别：一种精心设计的措辞，以某种方式对说实话对这一义务心存敬意，而一个直率的谎言则并不如此。一种具有误导性，然而却是真实的陈述，并没有以那种与直率的谎言同样的方式强迫或操纵了听众。一个谨慎的听众总是有可能把它弄明白。
政治
康德所支持的政治理论反对功利主义，而支持一种基于社会契约的公正理论。康德坚持认为原初性的契约并不是真实的，而只是出于想象：“一种理性的观念，但它却具有确定无疑的实践性的现实性；因为它能够要求每一个立法者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建其法律——使这些法律可能产生于整个民族的集体意志。并使每个公民都负有义务，就好像他已经同意了。这种假想的集体同意的行为是任何一项公共法律的公正性的试金石。”
一种思想性的实验：
假设我们聚集在一起来选择各种原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将身处何处。假设我们在一道“无知之幕”的背后进行选择，这道“无知之幕”将暂时不让我们知道任何关于我们自己是谁的信息。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实际上就会从一种原初的平等状态而进行选择。
契约的道德局限
契约的道德约束力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理念：意志自由和互惠性。然而，大多数实际的契约都缺乏这些理念。如果我与某个具有更高讨价还价地位的人打交道的话，我的同意可能并不完全是自由的，而是被迫的，或者在极端情形下，是被强迫的。
在某些情形中，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的义务，而在另一些情形中则不需要同意。
举例：
1．我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向弟弟提出一些不公平的交易来换取棒球卡。因此我订立来一条规定：只有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完成交易。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形中，自愿的交换显然是不公平的。
2．一名老妇人的公寓里马桶漏水了，承包商的修理费为5万美元
小结：
首先，一项协议的事实，并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其次，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道德主张。
同意并不是道德义务的充分条件。一项不平衡的交易可能远没有达到相互获利，以至于其自愿性特征也不能使它免受责难。
举例：
1．休谟将他的房子租给了他的朋友，后者又将房子租给了一个转租人。该转租人认为这座房子需要作一些维修，于是他就雇用了一名承包商来做此工作，而没有征求休谟的意见。然而法庭判定由他支付这笔钱。
2．我和朋友去修理汽车，我还没有同意雇用修理工时，他就去修车了。如果他修好了我们的车，我就得向他付50美元。
小结：
没有同意，义务也有可能产生。我出于互惠性的名义而付钱给他。
公正的两个原则
在无知之幕背后，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为了预防被压迫的风险，我们就要反对功利主义，并同意一种保证所有公民的基本平等自由的原则，包括意识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权利。
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原则来治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呢？一开始会想着要支持一种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政策。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假设我们通过允许某些不平等，如给医生所支付的工资要高于汽车驾驶员的工资，可以改善最不利者的境况——如为穷人增加医疗机会。
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只有当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能够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利益时，它们才是可允许的。
四种不同的分配理论：
1．封建制度或种性制度：基于出生的固定等级制
2．自由至上主义：拥有形式上的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3．精英统治制度：拥有公平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
4．平等主义：罗尔斯的差异原则
罗尔斯认为，前三种理论将分配份额建立在那些从道德上看来具有任意性的因素之上——要么是出生的偶然性，要么是社会和经济的优势，要么是自然才能和能力等。只有差异原则避免来将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建立在这些偶然性基础之上。
反驳1：激励
如果那些有才能的人，只有在有利于最不利者时才能获利，那么，如果他们决定更少地工作，或在一开始就不发展他们的技能，那会怎么样？
罗尔斯对此的回答：如果这些激励能够产生出经济上的增长，而这种经济上的增长使得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的状况，要比他们生活于一个更加平等的制度安排中的状况更好，那么差异原则就会允许这些激励的存在。
反驳2：努力
人们培养自己的才能所付出的那些艰辛的努力又如何呢？难道他们不应该得到他们的努力所带来的奖励吗？
罗尔斯对此的回答：即使是努力也有可能是一种有利的、培养的产物。与其他的成功因素一样，努力受到偶然性的影响。尽管精英统治者们谈论到了努力，可是他们却相信，其实是贡献或成就才值得奖励。
我们的成就，至少在部分程度上，都取决于那些我们并不能心安理得地拥有的各种自然才能。
反对道德应得
罗尔斯认为，分配公正与奖励德性或道德应得无关。与之相反，它涉及满足那些合法的期望——一旦游戏规则确立之后，这些合法的期望便会产生。
如，有些人认为，针对富人提高税率就剥夺了某些他们在道德上应得的东西；或者认为，在大学录取时将民族和种族多样性作为录取因素而加以考虑，就剥夺了那些持有SAT考试高分的申请者们在道德上所应得的一种优势。
我们首先必须确定游戏的规则应当是什么（如税率、录取标准）。然后我们才能说，谁有权利获得什么。
基于两个理由反对将道德应得作为分配公正的基础：
1．我拥有那些使我能够比其他人更加成功地竞争的才能，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行为结果。
2．一个社会在特定时期所恰好看重的各种才能，在道德上也同样具有任意性。
事物所是的方式，并不决定它们应当所是的方式。
罗尔斯建议：同意“与他人分享命运”，并且“只有当利用那些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偶然性能够有利于整体时，我们才能这么做”。
事件：
霍普伍德来自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由一个单身妈妈抚养成人。她想申请全美最好的法学院之一。她的年平均分为3.8，在该学院的入学考试中表现也不错，可是她没有被录取。而与霍普伍德的成绩和入学考试分数差不多的少数民族学生，都被录取了。因为该学院有一个反歧视政策，该政策偏向那些少数民族的申请者。
道德问题：
在雇用或大学录取时将民族和种族作为考虑因素，是否公正呢？
反歧视行动的拥护者们所提出的、赞同将民族和种族纳入考虑因素的三个原因：
校正考试的不足：
用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来预测学术上的成功与否，就需要人们在阐释这些分数时，考虑学生的家庭、社会、文化以及教育上的背景。
补偿过往之错：
它认为少数民族的学生应该得到偏爱，以补偿那段将他们置于一种不公正的不利处境的歧视史。这一论点主要将录取看做接受者的一种利益，并且试图以一种补偿过往的不公正及其残留影响的方式，来分配这种利益。
批评者们指出，那些受益人未必就是那些曾经的受害者；那些提供补偿的人，也很少是那些造成所纠正之错误的人。
支持反歧视行为的补偿性理由是否能够回答这一反驳，取决于“集体责任”这一令人费解的观念：我们是否具有一种道德责任来纠正前一辈人所犯下的错呢？
促进多样性：
它并不将录取看做对接受者的奖励，而是看做一种促进社会上值得追求的目标的手段。这种多样性的理由是一种以“共同善”为名义的理由——学校本身的共同善，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的共同善。
多样性理由的批评者们提出了两种反驳——
实际性的反驳：质疑反歧视行动政策的有效性，认为它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并且有可能弊大于利。
原则性的反驳：在录取中将民族或种族作为一种考虑因素就是不公正的。即使是值得欲求的目的也不能践踏个体权利
德沃金认为在反歧视行动政策总运用民族偏好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录取中的公正并不是在奖赏优点与德性，只有当一所大学界定了自己的使命时，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才算是分配大学新生名额的公平方式。
那么，在种族隔离主义的南方地区使用民族偏好来排除人们，与当今的使用民族偏好来录取人们的反歧视行动，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吗？在种族隔离时期，得克萨斯法学院将种族当做一种低劣的标志，而如今的种族偏好则并没有侮辱或污蔑任何人。
“大学入学名额分配中所体现出的公正，与大学所适当追求的善有关”这种观念，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难将公正和权利的问题脱离于荣誉和德性的问题。康德和罗尔斯的哲学，都大胆地试着为公正和权利找到一种基础，这一基础中立于各种不同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点。
事件：
考利只能借助轮椅活动，但她是一名非常受欢迎的啦啦队队长。在赛季之后，考利被踢出了啦啦队。
由此引发的问题：
1．与公平有关。对于啦啦队而言，什么是必不可少的，什么才是次要的。
2．与怨恨有关。考利的父亲认为她被授予一种她不应得的荣誉。
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核心：
1．公正是目的论的。
2．公正是荣誉性的。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公正意味着给予人们所应得的东西，给予每个人所应得的东西。
什么才是一个人所应得的呢？优点与应得之间相关联的基础是什么呢？这取决于我们要分配什么。
公正包括两个因素：“物品以及分配得到这些物品的人。”
举例：
长笛的目的在于产生动听的音乐，那些能够最佳地实现这一目的的人，就应当拥有最好的长笛。——从一个物品的目的，推导出该物品恰当的分配方式。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决定某物品的正当分配方式，我们需要研究被分配之物的目的或意图。即目的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火焰之所以向上窜，是因为它要接近天空——那是它的天然之乡，石头之所以往下落，是因为它们在奋力接近地球——这是它们的所属之地。
政治的目的是什么？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政治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一套中立于各种目的的权利框架，而是要塑造好公民，培育好品质。
政治关系到某种更高的事物，关系到试着怎样去过一种好生活。政治的目的完全在于：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性——能够慎议共同善，能够获得实际的判断，能够共享自治，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
由于政治的目的就是良善生活，那么最高的职务和荣誉，就应当归于拥有最高公民德行的人。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至少部分就是为了尊敬和奖赏公民德性。
为什么要参与政治？
只有生活在一个城邦之中并参与政治，我们才能完全地实现我们作为人类的本性。
与其他动物不一样，人类拥有语言能力。语言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类能力，它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出快乐与痛苦，还要声明何谓公正、不公正，并在对错之间做出区分。我们并不是先默默地理解这些事物，然后再用词语表达出来；语言是我们识别、慎议善的介质。
只有在政治联盟中才能使用人类独特的语言能力，因为我们只有在城邦中才与他人慎议公正与不公正，以及良善生活的本性。
道德生活的目标是幸福。有德性的人就是那个在正当之事中获取快乐和痛苦的人。道德上的卓越并不在于累计快乐与痛苦，而在于校正它们，以使我们从高尚的事物中获得快乐而从卑贱的事物中获得痛苦。幸福并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灵魂与德性相符合的行为”。
政治与良善生活
首先，城邦的法律灌输好习惯、塑造好品质并促使我们形成公民德性。其次，公民生活使我们能够运用慎议和实践智慧的能力，否则它就会处于休眠状态。只有痛过进入场地，权衡各种备选项，争论我们的理由，统治与被统治——简言之，只有成为公民，我们才能善于慎议。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并不是变相的经济学，其目的要高于使功利最大化，或为追求个体利益提供公平的规则。与此相反，政治是我们本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个展现我们人类能力的场合，是良善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道歉与补偿
德国以向个体幸存者赔款和向以色列赔款的形式，为大屠杀做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补偿；
日本一直不太情愿为其在战争时期所犯下的暴行道歉；
澳大利亚前总理约翰 霍华德反对向原住民道歉。
争论：
为一种不公正道歉，就是为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你如何能够为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道歉？
道德个人主义
我们只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他人的行为，或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事件负责。我们对自己父母、祖父母以及同胞的罪行，并没有责任。
亚里士多德Vs康德、罗尔斯
“政治就是培养德性”这一观点使很多人感到震惊。由谁来决定要包括什么样的德性呢？如果人们不同意怎么办呢？如果法律试图推进某种道德和宗教理想，这不就是给不宽容和强迫开了方便之门吗？
反驳：权利优先于善
由于我们是自由的、独立的自我，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立于各种目的的、拒绝在各种道德和宗教争论中偏袒任何一方的，并且让公民们自由选择各种价值观的权利框架。
那些将我们的义务和权利具体化的原则，不应当建立在任何特殊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之上。
作为道德主体，我们并非由自己的目的所界定，而是由自己的选择能力所界定。由于自我优先于那些由它来认定的目的，因此，即使是一种主导性的目的，也必须从多种可能性中被选择出来。我们倾向于将公正看做一种选择，而非适合。
自由观的缺陷：
自由选择——即使是在平等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并不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充分基础。我们不可能总是不涉及重大的道德问题，而界定我们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即使这是可能的，它也不是值得欲求的。
如果我们将自己看做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不受任何未经我们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很多我们通常认可甚至奖励的道德和政治义务。这包括团结和忠诚的义务、历史性的记忆和宗教信仰——也就是一些产生于塑造我们身份的、共同体的和传统的道德主张。
讲故事的存在
麦金泰尔在其著作《追寻美德》中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回答，他提出了一种叙述性的观念。
人类是讲故事的存在，我们作为叙述性的探求者而活着。“如果我能回答一个先在的问题——‘我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故事之中？’那么，我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做什么？’”
所有作为叙述者而存在的人，都有某种目的论特征。“像那些在叙述性的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是，我们的生活依然具有一种特定的形式，这种形式自身朝着我们的将来而做出谋划。”
过一种生活就是制定一种叙述性的探求，它追求某种功利或连贯性。它也说明了道德慎议是如何在那种更宏大的生活故事中反思以及反思这种更宏大的生活故事本身的——我的生活是这种宏大的生活故事的一部分。“我永远也不可能仅仅通过个人来寻求善和运用各种德性。”我只有通过进入我自身所处的那些故事，才能理解那种对我的生活的叙述。
“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我获得了我的身份。我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个人主义模式中的那种试图割断我自己与这种历史的尝试，就是破坏我现存的关系。”
三种道德责任：
1．自然的义务：普遍的；不需要同意
2．自愿的义务：特殊的；需要同意
3．团结的义务：特殊的；不需要同意
举例：
家庭的义务——我有一种特殊的照看自己母亲的责任
法国抵抗运动——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拒绝轰炸他家所在的村庄
拯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以色列拯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而不是一般的难民
还包括，公共道歉与补偿，为历史上不义行为所负的集体责任，家庭成员和公民同胞之间的特殊责任，对同志的忠诚，对自己村庄、社区和国家的拥护，爱国主义、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自豪感和愧疚感，兄弟般和子女般的忠诚……
缺乏实质性道德参与的政治，会产生一种贫瘠的公民生活。同时，它也容易引入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分子会涌进自由主义者所不敢涉足的地方。
如果我们关于公正的争论，不可避免地要使我们陷入各种实质性的道德问题，那么我们仍然要问，这些争论会如何推进。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公共领域推理善，而不陷入宗教战争之中？一个道德参与更多的公共对话是什么样的？它如何区分于那种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政治争论？这些不仅仅是哲学问题，它们是任何一种振兴政治对话、更新我们公民生活的尝试的核心部分。
对“中立性”的质疑
一种公共哲学认为政府应当中立于各种道德和宗教问题，以便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
支持自由中立性的理由源于那种在道德和宗教分歧面前，对宽容的需求。
然而奥巴马主张，先进者们应当接受一种更加宽泛的、对信仰友好的公共理性。那种试图将关于公正与权利的论证与良善生活的论证脱离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第一，我们并不总是可能不解决实质性的道德问题，而裁决公正与权利的问题；第二，即使这是可能的，它也不是值得欲求的。
比如，堕胎与干细胞研究。
同性婚姻
在同性婚姻的争论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选择的自由，而在于同性结合是否值得共同体的尊敬和认可——他们是否实现了婚姻这项社会制度的目的。
婚姻的特征带来了它荣誉性的一面，它是一项表示敬意的制度：“公民的婚姻，是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深层次的个人承诺；同时也是一种对相互关系、友情、性行为、忠诚和家庭这类理想高度的公共庆祝。”
大法官马歇尔认为，婚姻的本质并不是繁衍后代，而是两个伴侣之间——无论他们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一种排外的、充满爱意的承诺。
三种公正进路
1．使功利或福利最大化——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2．尊重人们选择的自由——或者是人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实际选择
3．涉及培养德性和推理共同善——公正不仅包括正当地分配事物，它还涉及正确地评价事物
共同善的政治
1．公民身份、牺牲与服务
公立学校和军队是公民教育的据点。不是关于公民美德的具体指导，而是那些实际的、通常又是无意的公民教育；当那些来自于不同经济阶层、宗教背景和民族共同体的年轻人来到共同的制度之中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公民教育。
2．市场的道德局限
市场的扩张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推理方式，进入那些传统上是由非市场的规范所统领的生活领域。例如，当国家雇人来服兵役，以及把对囚犯的审讯承包给商人或私人承包商的时候，或者当父母将怀孕和生育孩子承包给发展中国家那些获得报酬的妇女的时候，或者人们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肾器官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些道德问题。
由于市场化的社会行为，可能会腐蚀或破坏那些界定它们的规范，因此我们需要拷问，我们想保护哪些非市场的规范不受市场的侵蚀呢？
3．不平等、团结与公民德性
富人脱离于公共场所和公共服务，而将这些留给那些消费不起其他事物的人们。这会引起不良后果：第一，由于那些不再使用这些公共服务的人们不太愿意纳税以维持它们，因此这些公共服务会衰落。第二，诸如学校、公园、操场以及社区中心这样的公共机构，不再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公民们相互邂逅的场所。
公共领域的虚空，使得我们很难培养团结和共同体感，而这些正是民主公民社会所依赖的基础。
一种共同善的政治，会将公民社会基础设施等重建，作为其首要目标之一。它将向富人征税来重建公共机构和公共服务，以使得富人和穷人都想要利用它们，而不是为了扩充私人消费的机会而关注再分配。
4．一种道德参与的政治
我们以为尊重我们同胞们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信念就意味着忽视它们，不打扰它们，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公共生活中不涉及它们。然而，这种回避的立场会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尊重，它也能够导致一种贫瘠的公共话语。
我们应当更加直接地关注同胞们所带入公共社会的各种道德和宗教信念——有时质疑并反对之，有时聆听并学习之，而不是加以避免。
与回避的政治相比较，道德参与的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更加激动人心的理想，它也为一个公正社会提供了一种更有希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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