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宫崎市定的书评
好久没有读到这样的书评文字了，能够出于真诚，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敢有丝毫隐瞒。这便是日本东洋史大家宫崎市定先生所撰五篇书评文字，收录在《亚洲史论考杂纂》一书之中。
书评书评，顾名思义，便是评书，把你阅读该书后的独立思考形诸文字。如若无独立思考，或有而不敢将其真诚地道出，那还写书评干什么呢？然我读报刊上的书评文字，像广告文字者有之，吹喇叭抬轿子者有之，独独出自一片真诚，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文字，近乎绝迹，可怪也哉!
宫崎市定先生在评津田左右吉博士所作《<论语>与孔子的思想》中，直率地指出作者“过于在《论语》的周边徘徊了。既然是以《<论语>与孔子的思想》为题，那么，全书的核心就应该是第三篇第二章的《<论语>的内容》和第五篇第一章《孔子的思想》这两处。且不说两处加起来的篇幅还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即使读者阅读了，最终能否从整体上把握孔子的思想还是一个问题”。
宫崎先生进一步指出，“首先关于'论语’的内容’。《论语》毕竟是一本非常难以读懂的书，而作者却意外地等闲视之”。“其次是关于'孔子的思想’。作者过于执着地将《论语》中可以生疑的部分全部排除出去，对孔子的思想做出保守的评价。导致的结果就是，对思想史自然的发展方向，亦即《论语》特有的思想模式及孔子特有的逻辑的把握上，都只能轻易地放弃了”。
宫崎先生最后的结论是：
本书从津田博士的立场上来看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但是作为疑古派不可避免的特色，急于破邪而略于显正。总而言之，本书已把疑古派的长处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结果却如实地证明了其本身功效的有限。
不知津田博士读了此文作何感受，作为一名外国读者，时隔76年后读此文，我就对津田博士的著作有了个大概的了解。
第二三篇，宫崎先生评的都是仁井田升的著作。首先评他的《中国身份法史》。宫崎先生首先肯定了作者的优点，“作者的学风仍是一如既往地无比坚实，无证不立，不猎新奇，以证据不足摒弃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也不赞同薛允升所倡导的唐代部曲到明代重新变为雇工的说法，这些我都深表赞同。资料搜集范围广阔，涉及小说。戏曲乃至插图之类，分类秩序井然，各就其位，出典必明。正文中说明不足则另加附注，甚至达到了可以不必检索原典的程度。这些虽是作者的一贯风格，但无疑是本书的一大优点”。
在是其所是的同时，作者提出了疑问：
唯独对“五代的义子现象破坏了中国古来的贵族家族制度”这一说法，我还想听一听作者的意见。如果今后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那就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最后一章的部曲、奴婢这方面。关于雇工虽以雇佣法为名另起了一章，但却没有深入探讨。佃户虽非贱民，但也不是雇工，这终究是一种社会性的身份，也许这些只是我一个外行人的想法。
假如我是作者，读了这样苦口婆心的评论文字，虽然不快，但一定会认真对待宫崎先生的意见，在原书修订时，或新著中，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是也。然而，仁井先生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二十年后所著《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很明显并未听从宫崎先生的意见：
然而，在《中国身份法史》出版后二十年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却仍将佃户归为农奴，还反过来批评我不认同将佃户视为农奴，这真是咄咄怪事。面对这样的怪事，我相当不安，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佃户对地主具有若干的隶属性，正因为如此才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身份。但在是否能就此将佃户等同农奴那样隶属性很强的非自由民问题上，我还是颇为踌躇……虽然在中国的家族中，子女被强制要求像奴隶一样服从父辈，但他们并不是奴隶，而是地地道道的社会自由民。佃户对于地主，虽然在租借土地耕种期间，在法律上存在着若干的劣势，但对于地主以外的第三者仍是平等的。总之，这无非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身份而已（《中国法制史研究》）。
这样的就事论事的评论，无论对于作者，还是读者，就都是有益无害的。作者读了之后可以改进自己的研究；读者读了之后，也会对该书的优劣有个大致的了解。当然也有坚持己见如仁井一般，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宫崎先生这样真诚的文字，在中文报刊上极为罕见。正因如此，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其欣喜可知也。除了仁井，我不知宫崎先生所评图书之作者的心里到底是如何想的。
前不久我就遇到了这种真诚的批评。在十月底去日本旅游前，先去银行换了点日元，发现万元大钞上印的是福泽谕吉的头像，千元日元上印的是野口英世，后又了解到两千元与五千元日元上分别印的是紫式部和樋口一叶，于是有感写了篇《日元》，后来内容扩展，又对比了英镑与欧元上的图案，遂改题目为《日元纸币上的人物》，发给南京的退休语文特级教师喻旭初老师看，他看后毫不客气地指出，既然题目为“日元纸币上的人物”，就应该重点写写这些人物，而不该一笔带过（大意，原文已删）。
喻老师批评得极是，盖原先我只是想介绍一下手头上的日元，动笔为文时逐步扩充了内容，所以把题目给改了，题目改而内容没改，没想到此缺陷一下子就被喻老师给抓住了。我准备抽空修改一下，重点介绍一下福泽谕吉。喻老师正可谓我的良师益友也。笛卡尔言“反对的意见在两方面对于我都有益，一面是使我知道自己的错误，一面是多数人看见的比一个人看见更明白”，又谁曰不是呢？
余不敏，凡友人所赠书与文，必读，读有所得，皆以实告，凡所是是与非非，可能有失之偏颇处，然均出于真诚，不敢有丝毫伪饰也。我觉得，既然朋友能给我读他的文章与著作，就是对我信任，希望我以实相告，然发现其中的漏洞或错误，却隐瞒不告，让漏洞与错误仍然存在，又怎么对得起朋友呢。今日读宫崎先生的文章，突然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
宫崎先生在最后一篇书评《宋诗概说》（吉川幸次郎著）中，特意提到了苏东坡曾给司马温公写行状，“洋洋一万字的长文，却有一半是对王安石的非难，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文体”。于是找出此文来读，其中有：
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与为宾师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权不足以相休戚，然犹同己亲之，异己则疏之，未有闻过而喜，受诲而不怒者也，而况于君臣之间乎？方熙宁中，朝廷政事与公所言无一不相违者，书数十上，皆尽言不讳，盖自敌一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为左右辅弼之臣，至为叙其所著之书，读之于迩英阁，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这样的态度，岂止是君臣之间该有的，作者与书评者之间，不也应该如此吗？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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