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湘军之父”“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一度被誉为近代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反观其人生成功之路，莫不与他修身励志、“虚心涵泳”读书、“切己体察”实践有关。
修身“五字诀”
曾国藩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善恶兼具的本性。这从他的学习履历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六岁开始发蒙，却连考七次才考中秀才，连考三次才考中贡生。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曾国藩举债进京，第三次参加会试，最终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在品行方面，曾国藩小时候心胸并不宽容豁达，睚眦之仇必报；亦非老练沉稳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气浮躁，常与人争强好胜。这些不足，如若不加克制，日后很难有所作为。难得的是，在因殿试考试优秀被破格点为翰林之后，他能够听取名师唐鉴和倭仁的指导，躬身自省，严格要求自己，克制内心私欲，压抑人性中恶的一面。
曾国藩年轻时颇有东方朔之风，喜热闹、私欲重、滑稽多智。他的老乡理学名师唐鉴告诫他：“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也就是说，要想做一名成功的领导者，你首先要注重形象，你的外在形象一定要“整齐严肃”，要让人觉得你可以委以重任；而要做到表里如一，你的内心一定要秉持“主一无适”的精神。
按照朱熹的说法，主一无适便是敬，也就是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去做一件事。事实上，许多聪明人之所以建功寥寥，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心高气傲、四面出击，啥都干，最后啥也没干出多少名堂。正是因为秉持唐俭的八字真言，曾国藩才能够在只有中等资质的先天条件和身体素质不如一般人的后天条件下（曾国藩得过严重的肺病，大吐血，几于不治；35岁开始生牛皮癣，痛苦得“几无生人之乐”；他 50多岁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多次眩晕），成为青史留名的大家。
为了明确修身励志的理念，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号改为“涤生”。所谓“涤”就是涤去过去不好的东西，“生”就是重新获得新生。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心态昭示他告别过去、追求崭新境界的决心。
为了修身，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著名的修身十二条功课，其中最主要的有五个字，即“诚、敬、静、谨、恒”。曾国藩自认不是圣人，“择善而固执之”便是曾国藩秉持的修身信念。曾国藩的精神核心可用一个“诚”字予以概括，不投机取巧，不做苟且之事。
所谓“敬”，就是要有恭敬之心。他在自己遗嘱中谆谆告诫后人：“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国藩的遗言可谓发 自 肺 腑。“敬”常 与“畏”连用。如果说“敬”是修身向善的标准的话，“畏”就是做人的底线。在曾国藩看来，要畏道、畏法、畏舆情。畏道，就是畏人世间的大道理；畏法，就是要遵纪守法；畏舆情，就是要重视社会舆论、重视老百姓的口碑。
所谓“静”，就是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他说人到中年，见闻增多，阅历渐丰，人脉繁富，办事有方，这是好事。但同时人也变得思虑过重，欲望太多，精力分散，神志纷披，则又不是好事。如何让复杂变得简单，让纷披变得清澈，让分散变得集中？这需要静以修心，“静”是 去“躁”的 良方。
所谓“谨”就是指谨慎，就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做人要低调、收敛，不要得意忘形、贪得无厌。曾国藩常常讲，人是不可能全的，不要去求全。他说人生最好的状态应该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正因为他时时秉持这样的理念，在打下南京城、剿灭太平天国、手握三十万重兵、部下竭力劝说他面南背北时，他才能抵御诱惑、不为所动，从容写出“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样境界高远的诗句。
所谓“恒”指的是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曾国藩给自己规定，必须做到自订的十二条功课，即：敬、静坐、早起、读书不贰、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把自己制定的一系列必须遵循的规矩严格施行，一坚持就是一辈子。
人非圣贤，确立了坚定的修身信条，怎么才能保证一以贯之呢？曾国藩还有决绝的鞭策手段，那就是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时刻反省，促使自己取得心灵上日日新的效果，监督自己在没有人督促的情况下的行为。曾国藩还让倭仁点评自己的日记。他读了倭仁给自己日记所写的眉批大受启发，“悚然汗下”！惊叹“叫我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安得此药石之言！”
曾国藩所写日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从曾国藩的日记里看到他艳羡别人的娇妻美姬、眼红别人得到的大笔外快之类不可对人言的内心隐秘，他的日记确实起到了“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的功效。如果说曾国藩有什么过人之处，能够三十年如一日，坚持用蝇头小楷毫不客气地直面自己、鞭挞自己、砥砺自己应该算重要的一方面。
归根到底，曾国藩修为的根本体现在他卓越的文化格局上。文化格局决定见识，而见识对一个人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至关重要。曾国藩在自己的遗嘱中道出了“求仁则人悦”的见识。他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岳麓有这样一副对联，能够很好地表达曾国藩的救世情怀：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这幅对联也恰好准确地诠释了曾国藩如“完人”般修为的那种人生境界。
读书“三字诀”
曾国藩的成功也与其终身读书学习密不可分，曾国藩认为：只要立志苦读，欲为孔孟，就必成孔孟。他在《曾文正公家书》中总结出来的“三字诀”，至今还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专”字诀，曾国藩认为，钻研学问没有固定之法，但一定要专。他认同好朋友吴子序的话：用功好比挖井，与其多挖而不出水，不如守住一口井，力求挖出水来。
为此他告诫弟弟们：“若志在经典，只须专攻一种经典；志在科举文体，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古文，须专看一家文集。万不可以兼营并务，兼营并务势必一无所能。”他自己也坚持“读书不二”，一本书没读完，决不去看其它的书。
如何做到“专”？必须要有选择。曾国藩有一个观点：买书不可不多，看书则不可不择。他认为：“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专而精。
“恒”字诀，曾国藩认为，读书有成，需要日久年深的功夫，需要持之以恒的习惯。主张“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他不仅给自己制定了每日必做的课程，而且要求弟弟们还要把所做课业按月写信告诉他，他一一评点，以求“有日日不断之功”。
他自己“虽极忙”，也坚持“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须满二十页”，“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他苦口婆心地要求弟弟们不要“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课”，甚至将“恒”强调到一种极端的程度：不能因考试在即，就将未看完的书放下。正是日有所课、持之以恒地坚持，才奠定了他内圣外王的人生基础。
“耐”字诀，“耐”，首先体现的是要耐得住寂寞，静得下心来读书。曾国藩给自己定的课程中有一项为“夜不出门”。他认为夜间出门应酬会荒废光阴，使精神疲惫，耽搁学业。其次，要有读懂、弄懂的耐心。曾国藩主张读书“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需要勤、敏，把住“耐”字诀：一句不懂，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长久坚持，受益终生。
最值得称道的是，曾国藩读书不单纯只为看书而看，而是强调看（看书）、读（朗诵）、作（作文）、写（写字）四方面同行并进，将读书上升为一个体系，实现读书收效的最大化。这种综合性的强调，是曾国藩读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而且具有很高层次上的方法论意义。他不仅要求儿子曾纪泽看、读、作，写四字，每日不可缺一，自己每日也切己体察，每天坚持记茶余偶谈一则、读史十页、写日记楷本，这三件事终身不间断。
正是这种自成体系的读书学习法，不仅促使他实现了自己内圣外王的理想，而且通过自己的影响带动，使整个曾氏家庭成为真正的名门望族。
◎本文综合自《曾国藩的修为》（作者丁万明）与《曾国藩的读书“三字诀”》（作者王俊楚），文章原载于《学习时报》，原文有修改，转载请注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