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1860～1933年)是近代医学史上著名的中医学家，与当时的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合称为名医三张。他博览群书，精研医理，注重实践，讲究疗效，治学既重视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又能对西方医学深入钻研，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该书在辨证施治、组方用药上别具匠心，自成风格。现就其160多首自创新方的组方规律进行初步探讨。
临床实践是自创新方的活水源头
张锡纯生平治医勤恳，精研其术，更注重实践，总结其一生丰富的临床经验，撰写了《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主要方剂约170余首，而出自他反复实践，匠心拟成的就有160多首，经临床证实均有显著疗效。如治痨羸弱之资生汤，治喘息的参赭培气汤，治大气下陷的升陷汤及治崩漏的安冲汤等，都是本经典理论，先哲名言。
张氏认为：“临证调方者，必须细心斟酌，详审病机，随时体验，息息与病机相符，而后百用不至一失也。”如治疗阴虚劳热时，他就说：“愚对于此证，悉心研究，知其治法，当细分为数种：肾传肺者，以大滋真阴之药为主，以清肺理痰之药为佐，若拙拟之醴泉饮是也；肺传肾者，以清肺理痰之药为主，以滋补真阴之药为佐，若此参麦汤是也；其因肺肾俱病，而累及脾胃者，宜肺肾双补，而兼顾其脾胃，若拙拟之滋培汤、珠玉二宝粥是也。”
另外，张氏对诸家本草有争议之处，也以临床为准。如人参，《神农本草经》谓其微寒，而《名医别录》谓人参能疗肠中冷，张氏证之于临床，党参与玄参等份并用，可使药性无寒热，所以他得出结论：“人参性温，疑年湮代远，《本经》字句或有差讹。”
张氏甚至自尝其药而验其效。虽剧如巴豆、甘遂、细辛、花椒，亦必亲自尝试，以深知其药力和性味，记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的《药解》。其中：“犹记曾嚼服甘遂一钱，连泻10余次，后所下皆系痰水，由此悟为开顽痰之主药，唯服后主欲吐，遂与赭石并用，以开心下热痰，而癫狂可主愈。”
由此可见，张氏实事求是，从临床出发来熟悉药性，所以临证遣方用药能得心应手。
创新思维是自创新方的精髓和灵魂
细心体会张氏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中所创之方剂，立意创新，颇具特色，既师古而不泥古，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就如他在自序中说：“夫事贵师古者，非以古人之规矩准绳限我也。……贵举古人之规矩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申触长之。”现分述如下。
1、深究病机
麻黄汤为辛温峻汗之方剂，主治伤寒表实证。若表邪得汗而解，则不内陷化热，而病可愈。但也有汗不解者，表邪内陷化热，病情旋即加重，张氏认为是太阳欲转阳明之兆，“悟得此理后，再用麻黄汤时，必加知母数钱以解其内陷之热，主治伤寒无汗，服后未有不愈者。”
2、一方多用
白虎汤治伤寒病，临证若见其脉洪滑，知其阳明热盛，宜投以白虎汤原方，其热随汗而解，或暗消于无形；若其脉浮滑，知其病犹连表，可于方中加入少量薄荷，或连翘、蝉蜕，清热解表；若其脉滑而厥，知系厥阴肝气不舒，可用白茅根煮汤以之煎药，清热舒肝而厥回。又如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张氏认为：“粳米不过调和胃气，而山药兼能固摄下焦元气，使元气素虚者，不至因服石膏、知母而作滑泻。且山药多含有蛋白之汁，最善滋阴，白虎汤得此，既祛实火，又清虚热，内伤外感，须臾同愈。”本方既能补助元气，托邪外出，更能生津止渴，滋阴退热。不管体实、体弱之人，若遇阳明热盛伤津之证，用之皆效，洵为完善之方。
3、情志治病
治疗心脾思虑过度所致虚劳内热证，张氏曰：“《内经》所谓脾主思者，非谓脾自能思也，盖脾属土，土主安静，人安静而后能深思。”“是知思也者，原心脑相辅而成，又须助以脾土镇静之力也。”他认为精神调摄与药物治疗必须相结合，首先告诫病者“淡泊寡欲，以养其心”，再给予资生汤以补脾助胃，资生一身，使脾健胃和，运化升清，气血充足，营养和滋润脏腑，劳热自消。
以上皆可体现张氏应用古方时，善于通权达变，扩大治疗范围之匠心。
1、衷中参西，辑成一录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医学在我国流传甚快。张锡纯结合中医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西医新说，沟通融会中西医，按他的说法：“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辑为八卷，名之曰《医学衷中参西录》。”从其著作命名足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良苦：衷中者，根本也，不背叛祖宗，同道无异议，是立业之基；参西者，辅助也，借鉴有益的，师门无厚非，为发展之翼。［1］针对当时中西两医互不合作的现象，张氏主张：“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诚能相得益彰。”并验证于临床：典型如石膏阿司匹林汤。张氏自叙：“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再有治阴虚发热，肺痨，用醴泉饮送服阿司匹林；治肺病发热，以安替匹林代石膏发汗；治癫痫，用西药镇静剂与中药清火、涤痰、理气之品配伍；治梦遗，加溴化钾或水合氯醛以增加镇脑安神之功。以上表明，张锡纯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功不可没。
2、注重配伍，善用对药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论述每一方剂时，对一证一药都作了详尽的分析与阐明，对其用量、加减、单用、合用、服法、疗效情况都给予详细记载，其组方严谨，药味少，用量大，针对性强，立意明确，配伍巧妙，并着重指出用药配伍原则：“取其药性化合，借彼药之长，以济此药之短。”
(1)寒药与热药同用张氏认为：黄芪温补升气，知母寒润滋阴，两药并用具阳升阴应，云升雨施之妙。又“黄芪补肺气，益肾水之源，使气旺反能生水，而知母大能滋肺中津液，俾不至偏胜。”黄芪之热以知母之凉以济之，互补互制，扬长避短，补气益阴，是张氏临证使用最多的对药。而治胁痛时，柴胡为首选之药。而桂枝与龙胆草配伍，治疗胁下痛兼胃口痛，为最宜之，“寒热相济，性归和平”，用之无失。张氏在方后解说：“桂枝之妙用，不但为升肝要药，实又为降胃要药”，“惟其性偏于温，与肝血虚损有热者不宜，故特加龙胆草以调剂之，俾其性归和平而后用之，有益无损也。”明确指出了桂枝与龙胆草配伍之理。又如秘红丹以肉桂、大黄相伍，配以赭石，以治肝郁多怒，胃郁气逆，致吐血，衄血，及吐衄之证屡服他药之不效者。再如白茅根与生姜配伍，以白茅根为主药，“凡气之郁而不畅者，茅根皆能畅达之，善利水又善理气”，“加生姜者，恐鲜茅根之性微寒也。且其味辛能理气，其皮又善利水也。”
(2)补药与破药为伍治妇女闭经，瘕及男子劳瘵之理冲汤，选用补气之参、术、芪，与既善破血，尤善调气之三棱、莪术配伍。张氏说：“愚于破血药中，独喜用三棱、莪术者，诚以其既善破血，尤善调气。补药剂中以为佐使，将有瘀者瘀可徐消，即无瘀者亦可借其流通之力，以行补药之滞，而补药之力愈大也。”而“参、芪能补气，得三棱、莪术以流通之，则补而不滞，而元气愈旺。”二者相得益彰，使补而不滞，消瘀血而不伤正，是一首调气、补虚、活血、消瘀之良方。且三棱、莪术与参、芪并用能开胃进食。故此，张氏在临床上对一切瘕积聚、气郁、脾约、满闷、痞胀、不能饮食者均以此对药为主立方。
(3)通药与涩药并举张氏认为：“寒温之证，上焦燥热，下焦滑泻者，皆属危险之候。因欲以凉润治燥热，则有碍于滑泻，欲以涩补治滑泻，则有碍于燥热。愚遇此等证，亦恒用生山药，而以滑石辅之，大抵一剂滑泻即止，燥热亦大轻减。”又“用滑石与生山药各两许，煎汤服之，则上能清热，下能止泻，莫不随手奏效。又外感大热已退而阴亏脉数不能自复者，可于大滋真阴药中(若熟地黄，生山药，枸杞之类)少加滑石，则外感余热不至为滋补之药逗留，仍可从小便泻出，则其病必易愈。”
(4)升药与降药并用降胃镇冲，非赭石莫属。张氏称赭石“质重坠，善镇逆气，降痰涎，止呕吐”，但“其重坠下行之力或有碍于肝气之上升”，所以张氏每以生麦芽辅之，“麦芽生用之则善于升达肝气”，“宣通肝气之郁结”，且“不至于升提”。赭石、生麦芽合用，降胃升肝，并行不悖，达到“顺气化之自然，而还其左升右降之常”的效应，使人体升降出入之机趋于平衡。
(5)散药与敛药相配，桂枝、柴胡与龙骨、牡蛎并用，治疗胁下胀痛。胁下胀痛者，缘于肝气郁滞，以柴胡、桂枝疏肝理气，何以加龙骨、牡蛎?龙骨有收敛元气，镇静安神，固涩滑脱的作用，而牡蛎则能软坚化痰，善消瘰疬，止呃逆，固精气。至此“肝气自不至横恣，此敛之即以泻之，古人治肝之妙术也”。且生龙骨、生牡蛎为仲景桂甘龙牡汤中的重要药对，主治心阳虚损，心神外越之心悸烦躁证。张氏用此药对治疗阳脱、气脱、血脱等危重证，屡建奇功。
(6)润药与燥药相合半夏味辛，力能下达，为降胃安冲之要药，能止呕吐，又能引肺中、胃中湿痰下行，纳气定喘，还能治胃气厥逆、吐血；柏子仁甘实不腻，且能益脾胃，《本经》谓其除风湿痹，胃之气化壮旺，由中四达而痹者自开也。张氏将燥之半夏与润之柏子仁合用，祛湿调胃，既止吐又壮胃气。
3、注重用药，保证药效
(1)专效重用张锡纯治疗疾病时选用对症之药，重用而取效，他曰：“恒择对症之药，重用一味，恒能挽回急重之病，且得以验药力之实际。”生石膏为清解大热的特效药物，山药系救济之大药。既济汤重用熟地、山萸以固脱，莱菔汤之重用山萸、生龙牡以救脱，硝菔通结汤重用朴硝、莱菔子以通燥结，荡痰汤重用赭石、大黄以除顽痰。其中，“大黄之力虽猛，然有病则病当之，恒有多用不妨者，是以治癫狂脉实者，可用至二两。”
(2)善用生药张锡纯认为：有些药物须生用，生用则药力浑全，炙用或煅用则药力减弱，无效甚至引起相反的作用。如石膏、黄芪、山药、赭石、龙骨、牡蛎、乳香、没药、大麦芽、山楂、鸡内金、白芍、蜈蚣、水蛭、赤石脂、甘草等。他指出：水蛭最宜生用，切忌火炙；乳香、没药最宜生用，若炒用则流通之力顿减；桃仁生用取其生发之气；龙骨、牡蛎若用以滋阴、敛火、收敛兼开通者皆不可煅；山药宜生者煮汁饮之，不可炒用，否则服之无效；赭石生用性重坠凉镇，能降胃止血，能生血，毫不伤气分，若煅用既不能生血，且具有开破之性，多用令人泄泻。
(3)注重炮制张锡纯认为：“药物有非制过不可服者，若半夏、附子、杏仁诸有毒之药皆是也。”前人炮制半夏失宜易致呕吐，为了用药安全，他改进炮制方法，还自创马钱子制法、血余炭制法、硫化铝制法等。还有黄芪入汤剂，生用即是熟用，不必先以蜜炙；龙骨、牡蛎，若取其收涩，可以煅用，若用以滋阴、敛火，皆不可煅。
综上所述，张锡纯的中医学研究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他结合中西医、自创新方、配伍用药、及服药方法等均围绕提高临床疗效而展开，并付之临床验证，我们不仅要学习他自创新方的精髓，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自创新方的思维，勇于提出自我见解。
张锡纯用山萸肉治疗大汗淋漓，正气欲脱的这种危重患者，一下把正气给固定住、收敛回来，救患者于危难的这么一些病例。朋友们听完了会想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医生，我也遇不到那种最后病的不行了，大汗淋漓，正气欲脱的那种情况，那这山萸肉它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今天我就给大家来讲讲这个山萸肉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我还是用张锡纯对山萸肉的理解来说明这事。
张锡纯认为，山萸肉可以滋补肝肾，具有补的作用，补肝补肾。但是山萸肉还有其它作用，他说山萸肉它“因得木气最厚”，因为它最具有植物的这种品性，得到木气最多的，“收涩之中兼具调畅之性”，它不光收敛它还能通，所以张锡纯认为它“固又通利九窍，流通血脉”。这是张锡纯对山萸肉的独到的见解，一般我们就认为山萸肉是滋补的，但是张锡纯认为它同样具有通利的作用，通血脉，通九窍的作用。所以，张锡纯经常用它来治疗气血的淤滞。我们再来看一个医案：
邻村黄龙井庄周某，他老家盐山邻村的这家姓周的人，年三十许，也就30多岁，当一次大怒之后，有什么事儿生气了，暴怒。这个怒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郁怒，就是敢怒而不敢言，心里很郁闷，有点火发不出来；另外一种是暴怒，大怒，这一通大吵架，跟人干起来了，这是暴怒。他大怒之后，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逐渐觉得自己的腿开始疼了，就是“渐觉腿疼”，一天比一天肿，等到两个月以后到什么程度？“卧床不能转侧”，起不来床了，躺到床上，翻身都觉得困难，觉得很重。请医生来，这些医生觉得，因为这是生气之后得的病，那就舒肝理气，所以用的都是舒肝理气之药，结果这药下去不但没见效，反而病情加重，“病转加剧”。这时候怎么办？他就说了，这邻村张锡纯厉害，张锡纯现在炉火纯青了，把他请来吧，于是就把张锡纯给请来了。请来张锡纯以后，一诊脉，诊到左脉，怎么样？微弱异常，左脉特别弱。左手脉从手腕到手肘对应什么？三部对应寸关尺，对应心肝肾。张锡纯诊脉，这是他脉法，经常三部总取，就是不一定非要分寸关尺，他上那手一按，总体感觉特别弱，张锡纯认为这是肝经的气血不足，他自己心里有个印象了。再问他症状，他说凡是疼的地方，皆感觉热，就是我这疼，腿疼都感觉热。张锡纯恍然大悟，《内经》说，“过怒则伤肝”，我们说七情会伤五脏，怎么伤的？七情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是七情？喜、怒、忧、失、悲、恐、惊，每个人都有，但是不能过分，一过分怎么样？伤五脏，过喜伤心，过怒伤肝，悲忧伤肺，忧思伤脾，恐伤肾，惊伤胆。这五脏受伤，过怒伤肝，所谓伤肝者，张锡纯想，这是伤哪？肝的什么？伤肝的气血，不一定非是导致肝气郁结，它会直接把气血伤了。实际这是两种情况，一种郁怒，就是郁怒会导致气血郁结，就是这种闷闷的这种不开心等等会导致气血郁结。暴怒气血猛然地、骤然地开始振奋起来，这个会导致气血受伤。
所以，张锡纯认为这是伤肝经之气血，不一定非是这个“郁肝经之气血也”，气血受伤则虚弱，所以他脉象一摸，非常非常弱，受伤以后，等暴怒过去以后，正气不足了，所以这左手脉一摸非常非常的弱。这患者为什么又觉得热？因为肝是主疏泄的，中医里边肝经，肝主疏泄，这是肝的功能。肝里边中藏相火，肝如果虚弱了不能够起到疏泄作用的时候，相火也就不能随着身体流通，结果怎么样？有郁在那就会觉得发热，这是张锡纯的理解。张锡纯治疗这么治的，拿了净萸肉，张锡纯总说净萸肉，就是干净的山萸肉，把那个核儿挑干净的，因为那个核儿药性和山萸肉是相反的，所以挑干净的净萸肉一两，配了点知母，清热的，当归，丹参，这都是养血通络的，乳香、没药，这是理气止痛的，各三钱，知母六钱，当归、丹参、乳香、没药各三钱，很少一点儿，“连服十剂，热消疼止，步履如常”，这患者就好了。
大家看，这个其他人怎么梳肝理气都治不好的这么一个病，张锡纯用了山萸肉，而且是重用的山萸肉，然后配了点养血的当归、丹参通络，配了点这个理气止痛的等等，稍微配点别的药，这病十来副就好了，连服十剂就好了，这个是张锡纯的经验。像这样的病例还有，比如说举了好多病例，比如说张锡纯的老家有一朋友，叫丁翊仙，这是他故乡的朋友。丁翊仙之令堂，令堂是对朋友母亲的尊称，叫令堂，年近七旬，已经将近70岁的一位老人，突然患了一个病：腿疼，老太太腿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走路都觉得难走了，大家看，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病，夜间疼的都睡不着觉，觉得疼的非常厉害，那这时候怎么办？这丁翊仙就赶快来找张锡纯来了，驱车，我估计是驾着马车把张锡纯给迎回家去了，而且向张锡纯介绍说，说我老母亲这脉象很有力气，应当是体内有火，脉象很大，应该有火，所以火郁在里边才导致的疼痛，我这么分析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来给看看诊脉来确认一下。结果张锡纯一诊脉，果然这脉很大，但是脉大而且弦，像一根琴弦一样，非常紧，像一个琴弦绷在那一样，张锡纯就问这老太太，说你有没有觉得心里边觉得烦？就有火会心烦的，是不是想喝点这个凉水等等，就是有热。但是老太太没有，我没觉得热，我一点没有热的感觉，张锡纯说，这个脉并不是有火的脉象，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假象的脉象，也就是说，当虚到一定程度了，反而显示出好像是实的这种状态了，这个时候实际上你真正往下按的时候，下边是虚的，表面一搭上这脉很大。弦是什么？肝胆失和，这病在肝胆上，估计这老太太之前肯定生过气，这是张锡纯没说，这是我分析的，因为这个老人情绪往往有的时候很难以调整，稍微有什么不对劲了，老人可能就比中年人要更容易发火，所以老人可能生过气。
张锡纯是怎么分析的？张锡纯认为这是“木盛侮土也”，这是张锡纯说的，那么这时候怎么办？一方面要敛肝气，要收敛肝气，另外一方面要补脾土，所以张锡纯开个方子，是山萸肉、白术各六钱，配了点人参、白芍各三钱，当归、陈皮各二钱，厚朴、乳香、没药各一钱半。这个方子里边，山萸肉补肝敛肝的，还具有通的作用。白术是补脾的，人参是补脾的，白芍是敛肝的。张锡纯对这个方子里边每一位药的分配是非常均匀的，搭配是非常得当的，当归养肝补血，陈皮理气，厚朴理气，配点乳香、没药理气止痛，这个稍微配一点儿。这个方子开去以后，煎服数剂，痊愈，患者就好了。
这是张锡纯的本事，也就是说人家开方子心里特别有数，他知道这个病怎么来的，你这生气来的，所以一诊脉，这脉弦，脉大，没被这假象所误导，认为这是脾胃大虚导致的。所以，张锡纯开的方子，一边补脾，一边补肝敛肝，结果几副药，这么一个严重的、下不来床的病就好了。这就是张锡纯功夫独到之处。
我们学习张锡纯的这些思想，在生活中我们就可以应用了。比如说，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这样的事儿我就遇到过，说腿疼怎么回事？我一诊脉，脉弦，一看舌头，我问，我说这腿疼跟什么有关？就是腿疼之前发生什么事了？问来问去，生过一场大气，然后就腿疼了，我就想起张锡纯这个医案了。所以看医案有什么好处？看医案就跟你跟着老中医去临症一样，人家看过一个病，写下来了，你看完了，仿佛你在身边一样，你就知道了，记住了。所以我脑子里头想起来张锡纯曾经讲过这样事，所以就用山萸肉，重用山萸肉，就一味药，腿疼慢慢就好了，几天就好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没看见医案你不知道，没看见前人的经验你不知道山萸肉这个作用，它确实是有这个作用的。
再举个例子，这个说肝经虚疾，曾经有一次有朋友问我，现在讲养生，有人跟着学敲胆经，有的人敲，敲着敲着敲完胆经出个毛病，睡不着觉了。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肝胆之气不足，你又不断地振奋它，这时候应该把它补足了再去振奋它才好，所以这样人出的毛病，就是晚上睡不着觉了，因为晚上肝胆经当令，正好对应半夜的时候。问我怎么办？我就用山萸肉和炒酸枣仁这两味药都是入肝经的，山萸肉九克，炒酸枣仁三克，用这山萸肉煮水，冲服这个炒酸枣仁，这么一个方法，两三天的时间就睡着了，就告诉我罗老师，睡着了，很开心。后来我关注这事，我上网一搜，我发现有很多人敲胆经，敲完了睡不着觉的。其实，这个用这种方法，再滋补一下肝胆，然后您再敲，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这种思路从何而来？就是我看了张锡纯的书才有了这种思路的。
所以，在中医学院里边有一个课，叫医案课，我觉得医案课在学校里边应该是大讲特讲的，应该是一个重点课，因为读医案应该是中医院校的学生必须重视的一课，这一课将给您带来非常大的收获的。我们老百姓如果能够看看这些医案，您当故事听一听，然后慢慢慢慢地您对中医的道理慢慢慢慢就懂了。所以，我每天跟大家聊那么几分钟，今天就聊到这，明天再看看张锡纯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这个山萸肉到底还有什么用，我们生活中怎么能够利用到它，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张锡纯学宗仲景，但师古不泥，用经方喜为变通。他明确指出：
医者“用古人之方，原宜因证、因时，为之变通，非可胶柱鼓瑟也。”
其所谓之变通，非仅指加减一端，而并有药代变通法与方代变通法，这种变通法在经方应用中很具特色。笔者有见于此，故特撷要条述之。
1、药代变通法
经方大都具有结构严密、用药简洁的特点。但张氏认为：经方由于历史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在药物选择等问题上，并非每方每味都已臻恰到好处的地步，且由于气运异轨、古今不同等原因，后人运用，不妨与古为新，尽可根据实际悄况，用某一味更合适的药物来代替原方中的某一味药，这便谓之药代。
这种变通法，与一般运用经方时减掉与某症不合的一味或数味药，并加入一味或数味药的加减法则有所不同，与药肆缺货而只好以别药代之更不同。张氏药代很多，要者如下：
★ 以薄荷代桂枝：
仲景说：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主之。”
张氏认为：“证兼阳明，而仍用麻黄汤主治，在古人禀赋敦厚，淡泊寡欲，服之可以有效。今人禀赋薄弱，嗜好日多，强半阴亏，若遇此等证时，宜以薄荷代方中桂枝。”
由此可见，古今人禀赋不同，是其药代的一个理论依据。
★ 以薄荷代麻黄：
张氏认为麻杏甘石汤为仲景治温病方，但他“用此方时，又恒以薄荷叶代麻黄，服后得微汗，其病即愈。盖薄荷叶原为温病解表最良之药，而当仲师时犹未用于药品，故当日不用也。”
由此可见，后世的某些治病良药，在仲景时尚未被人认识到，这是其药代的又一理论依据。
★ 以连翘代桂枝：
张氏认为大青龙汤证“原系温病”，“至愚用此方时，又恒以连翘代桂枝，虽桂枝、连翘均能逐肌肉之外感，而一则性热，一则性凉，温病宜凉不宜热，故用桂枝不如用连翘。而当时仲师不用者，亦因其未列入药品也(《伤寒论》方中所用之连轺是连翘根，能利水不能发汗)。”
这说明古人对药用植物入药部分的认识不够全面，而后世认识已发展，这也是其药代的一个理论依据。
★ 以山药代粳米：
张氏认为：凡用白虎汤类方，若以山药代粳米，则效果更佳。他说：余“实验既久，知以生山药代梗米，则其方愈稳妥，见效亦愈速。盖粳米不过调和胃气，而山药兼能固摄下焦元气，使之元气素虚者，不致因服石膏、知母而作滑泻。且山药多含有蛋白之汁，最善滋阴。自虎汤得此，既祛实火，又清虚热，内伤外感，须臾同愈。”
这是说白虎汤用粳米原不及用山药为妥当，当时仲景未认识及此，后世又只知尊经，不敢擅改，故他多次强调，说这样一代，白虎之功便可加强，治疗范围亦可扩大。
其特制二新方(即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梗米汤与通变白虎加人参汤)，目的也在畅叙其要义。这是其药代的又一理论依据。这一点在认为古圣上智、后人不可企及，经方用药无味不善的人，是不敢想象的。
★ 以茵陈代柴胡：
症见寒热者，一般均用柴胡和解之，而张氏则常代以茵陈。他在治天津杨氏女一案中说：“柴胡虽能和解少阳，而其升提之力甚大。此证根本己虚，实不任柴胡之升提。方中茵陈其性凉而能散，最能宣通少阳之郁热，可为柴胡之代用品。实少阳病兼虚者无上之妙药也。”
又在另一案说：证见“寒热往来”，“原当以柴胡和解之，其寒热自己，菌陈性近柴胡，同为少阳之药，因其身发黄，遂用茵陈三钱以代柴胡。”
这是说后人对药性认识在不断加深，治寒热和解不必尽拘于仲景用柴胡法，少阳病虚证及兼见发黄者用茵陈较之柴胡为更优，这是其药代之又一理论依据。
总之，气运不同、禀赋有异，后人对药品认识增多、对药性认识加深等都是张氏药代的理论依据。但药代大多是有条件的，经方中的某些药物，张氏认为是不能随便替代的。
如有人认为白虎加人参汤和小柴胡汤两方，方中人参可用沙参代之，张氏说“此非确论”，他认为“小柴胡汤中之人参或可代以沙参，若当下后小柴胡汤证仍在者，用小柴胡汤时，亦不可以沙参代人参。至白虎加人参汤，若其热实脉虚者，以沙参代人参其热必不退，此愚由经验而知，非想当然尔之谈色。”
2、方代变通法
仲景治某证用某方，世多恪守之。张氏认为，见此方证而用另一方来代替，或用某药来代替某经方，此便谓之方代。这种变通法较前之药代变通法更具特色。张氏方代，其著者如下：
★ 以白虎汤代承气汤：
承气汤证与白虎汤证是很有出入的二个不同方证，但张氏认为承气汤证常可用白虎汤来治。他说：“愚当成童时，医者多笃信吴又可，用大剂承气汤以治阳阴腑实之证，莫不随手奏效。及愚业医时，从前之笃信吴又可者，竟恒多愤事，此相膈不过十余年耳，况汉季至今千余年哉。”
张氏鉴于气运之变化，随着经验积累，得出了“重用白虎汤即可代承气”之认识，他不但喜用这一方代法治阳明腑实便秘证，且认为这较之投以承气原方，更显稳妥，他说：
“愚治寒温之证，于阳明肠实大便燥结者，恒投以大剂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往往大便得通而愈，且无下后不解之虞。”
又说：“愚凡遇有证之可下而可缓下者，恒以白虎汤代承气，或以白虎加人参汤代承气，其凉润下达之力，恒可使大便徐化其燥结，无事用承气通下而自然通下，且下后又无不解之虞也。”
白虎以石膏为主药，“其凉而重坠之性喜通大便”，知母寒滑之性亦能通便，故张氏有自虎代承气之主张，这一经验，允推独步，值得我们注意。
★ 以白虎加人参汤代黄连阿胶汤：
仲景说：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张氏认为，二三日以上，即一日也，初得即为少阴病，即有热象，此前所谓伏气化热而窜入少阴者也。仲景治以黄连阿胶汤，若在热不太甚者，原可有效，若热势较甚，便“非此汤所能胜任矣。愚遇此等证，则恒投用白虎加人参汤。”
又说：“至愚遇此等证时，又恒师仲景意而为之变通，单用鲜自茅根四两，锉碎，慢火煎两三沸，视茅根皆沉水底，其汤即成，去渣取清汤一大碗，顿服之，其脉之微细者必遽变为洪大有力之象。再用大剂白虎加人参汤，煎汤三茶杯，分三次温送下，每服一次调入生鸡子黄一枚，其病必脱然全愈。用古不必泥古，仲景有知，亦当不吾嗔也。”
按张氏认识，少阴温病属伏气内发，若投以黄连阿胶汤，尚恐其苦寒粘腻之性，不利于邪机外透，且此方清热之力，不及白虎加人参汤为有力，而茅根、人参、石膏、鸡子黄诸药配合，不但于清于滋颇显力量，且善能透达其伏邪，故有以此方代彼方之主张。他说这样代用，“原非凭空拟议也，实临证屡用有效，而后敢公诸医界同人也。”
★ 以通变白头翁汤代白头翁汤：
《伤寒论》治厥阴热利有白头翁汤，张氏说：“愚用此方，而又为之变通者，因其方中尽却病之药，而无扶正之药，于证之兼虚者不宜。且连、柏并用，恐其苦寒之性妨碍脾胃，过侵下焦也。矧《伤寒论》白头翁汤，原治时气中初得之痢，如此变通之，至痢久而肠中腐烂者，服之原可旋愈也。”
又说：“方中之义，用白头翁、秦皮、芍药、生地榆以清热；三七、鸭旦子以化瘀生新，治肠中腐烂，而又重用生山药以滋其久耗之津液，固其己虚之气化，所以奏效甚捷也。”
要之，张氏嫌原方纯用苦寒，而热痢不乏正虚者，与其一味攻病，不若正邪二顾，此所以他又制通变新方以代彼。
★ 以硫磺山药熟地龙眼汤代桃花汤：
仲景治少阴病下痢便脓血，用桃花汤主之。张氏认为，桃花汤纯系热药，痢属虚寒无疑，但虚寒痢仅初得时，投此方可愈；若病已重危，则非此方所能胜任。
张氏经验：以桃花汤治少阴虚寒痢之重证，未必有效，而若“仍本桃花汤之义，以硫磺代干姜(上焦有浮热者忌干姜不忌硫磺)，用生山药、熟地黄、龙眼肉以代石脂(病入阴虚，石脂能固下不能滋阴，山药诸药能固下兼能滋阴)。如此变通，仍不失桃花汤之本义。”但药效增强，治重危者可以奏效，所以他治辽宁何某某一案，制此方以代桃花汤。
★ 以胡椒代白散：
白散由桔梗、巴豆、贝母三味组成，为治寒实结胸之要方。但因巴豆药性峻烈，或未敢用，张氏说：“如畏巴豆之猛烈不敢轻用，愚又有变通之法。”此变通法在他所治的一则寒实结胸案中有说明，即：“急用胡椒(辛热之品能开寒结)三钱捣碎，煎二三沸，徐徐灌下，顿觉呼吸顺利，不再昏厥。”(此案在厥回神清后又另疏方治疗) 此变通法说明胡椒有代白散之作用。
张氏方代是有条件的，所谓方代，并不是完全以某方来代替另一方，如白虎汤与白虎加人参汤都可用来代替承气汤通下，但有些宜用白虎加人参汤通下的病例，却不一定可用白虎汤通下。同例，有些适宜用承气汤通下的病例，仍当用承气汤治病。白头翁汤、黄连阿胶汤等方的情况，亦复如是。故张氏方代，实可看作活用经方的范例，而并不存在替代方比被替代方各方面都优，被替代方实可废置的间题。
3、加减变通法
使用经方时，按证情之不同，在药味药量方面酌作加减，这是方剂运用的常规，本无所谓变通。唯张氏认为原方组方本有未尽善处，对此须在用时通变以改进弥补之，故谓之变通法(此层含义与一般之随证加减有不同)。此种变通，约之有三，即：
★ 药味加减变通法：
如麻黄汤，张氏认为此方“原宜加知母”。他说：“麻黄汤原用解其外寒，服后遍体汗出，恶寒既愈，有其病从此遂愈者，间有从此仍不愈，后浸发热而转为阳明证者，其故何也? 愚初为人诊病时，亦未解其故。后乃知服麻黄汤汗出后，其营卫内陷之热若还表随汗消散，则其病即愈；若其热不复还表而内陷益深，其热必将日增，此即太阳转阳明之病也。悟得此理后，再用麻黄汤时，必加知母数钱以解其内陷之热，主治伤寒无汗，服后未有不愈者矣。”
又说：原方“止只四味，而愚为加知母者，诚以服此汤后，间有汗出不解者，非因汗出未透，实因余热未清也，佐以知母于发表之中，兼寓清热之意，自无汗后不解之虞。此乃屡经试验，而确知其然，非敢于经方轻为加减也。”故其治伤寒，特制一麻黄加知母汤，似有以此取代麻黄汤之意。
★ 药量加减变通法：
如大承气汤，原方为厚朴倍大黄，张氏疑其有误，并认为“即厚朴之分量原本如是，医者亦当随时制宜为之变通化裁，方可为善师仲景之人。非然者，其脉或不迟而数，但用硝、黄降之，犹恐降后不解，因阴虚不能胜其燥热也，况更重用厚朴以益其燥热乎? ……是以愚用承气汤时，大黄、芒硝恒用至七八钱，厚朴、枳实不过用二钱……其攻下之力不减大承气汤原方，而较诸原方用之实更稳妥也。”这是说原方厚朴倍大黄，用量本欠妥当，故减量以变通之。
★ 药量、药味加减变通法：
如小柴胡汤，张氏说这是一张宜于治温病之方，但“宜于方中酌加生山膏数钱或数两”，在加入石青之后，柴胡便不须再如原方之重用，故他说：“是以愚用小柴胡汤时，其分量与药味，恒有所加减。夫柴胡之性，不但升提，实原兼有发表之力，古法去滓重煎者，所以减其发表之力也。今于方中加生石膏一两以化其发表之力，即不去滓重煎，自无发表之虞，且因未经重煎者，其升提之力亦分毫无损，是以止用一半，其力即能透膈上出也。”
张氏的加减变通法也是一种对经方的改良做法，它与一般加减之含义有一定的区别。张氏之所以主张这样的变通，他在“用麻黄汤之变通法”中说得很清楚：“人之禀赋随天地之气化为转移，古今之气化或有不同，则今人与古人之禀赋，其强弱厚薄偏阴偏阳之际不无差池，是以古方用于今日，正不妨因时制宜而为之变通加减也。”
张氏对经方的变通，曾有人予以很高的评价，如邵餐芝说：仲景以大青龙、麻杏甘石治温病，“犹未尽善也。儿经进步，而张寿甫始有清解凉解诸汤。通经而不泥经，善俗而不同俗，洵善且美也。以薄荷易麻黄，以连翘易桂枝，以牛蒡代杏仁，考别录以合本经，征西说以证仲景，超叶、吴以通寒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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