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选评家的林纾

作者简介

王兵，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近代文学和东南亚汉诗研究。

林纾的成就除了众所周知的古文创作与文学翻译之外，尚有二十余部文史类选本存世，且皆有评注。就编选动因而言，林纾系列选本除了力延古文之一线以外，也有清末出版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考量，以及新式教育下教材热的积极推动；就选本批评而言，独特的文本呈现、古文观念的显化以及评点实践的多元为其主要特征。显然，在清末民初的选本热潮中，林纾凭借大量的编选实践又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选评家的角色。

一、前 言

林纾在清末民初的成就与地位，学界多以翻译家、小说家、古文理论家或古诗文创作者称之，鲜有选评家之名。然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降，林纾陆续出版之选评著作二十余部，依出版次序为1908年至1910年间出版的十卷本《中学国文读本》（1913年修订），1910年出版的二卷本《评选船山史论》，1913年出版的二卷本《左孟庄骚精华录》，1916年出版六册《浅深递进国文读本》，1918至1921年间出版的十卷本《选评<古文辞类纂>》，1921年出版的二卷本《左传撷华》，1923年出版的四卷本《庄子浅说》和1924年出版的《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十五册十六种，即《后山文集》（宋·陈师道）、《嘉祐集选》（宋·苏洵）、《元丰类稿》（宋·曾巩）、《虞道园集》（元·虞集）、《唐荆川集选》（明·唐顺之）、《汪尧峰集选》（清·汪琬）、《谯东父子集》（魏·曹操、曹丕）、《震川集选》（明·归有光）、《淮海集选》（宋·秦观）、《欧孙集选》（唐·欧阳詹、孙樵）、《柳河东集》（唐·柳宗元）、《刘宾客集》（唐·刘禹锡）、《蔡中郎集》（汉·蔡邕）、《刘子政集》与《刘子骏集》（汉·刘向、刘歆，此二种合为一册）、《方望溪集》（清·方苞）。据粗略统计，林纾选评各类文章接近1500篇，且皆有评注，少则三言两语，多则数百千言。单以数量而论，林纾足堪跻身于清末知名选家之林。因此，本文将从选本的生产动因、文本与观念的呈现方式和评点实践的多元性等方面来解读一个作为选评家的林纾。

林纾像

二、新型的出版运作与现代教育的推动

古文选辑注评在南宋时大量出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谢枋得《文章轨范》及楼昉《崇古文诀》等选本堪称代表；延及明清，选评之风未减，归有光《文章指南》、唐顺之《文编》、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林云铭《古文析义》、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等应运而生。仅就桐城一派而言，亦有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等选本相继问世。究其原因，大致可用四库全书总目总评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语——“为举业而设”来概括。迨至清末民初，废除科举，时局大变。其时文章选本除却林纾所言“力延古文之一线”之外，尚与其时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积极推动息息相关。

任何一种知识生产都离不开传播媒介的推助，而现代出版业尤其是民营出版机构对于知识的传播更是带有浓厚的商业考量。林氏系列选本的生产与传播即与其时蓬勃发展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密切相关。事实上，林纾与商务印书馆的因缘，海内外学者如东尔、陈明远、成昭伟、段怀清、韩嵩文（Michael Gibbs Hill）等皆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只是现有的研究多基于林纾之翻译小说而言，唯有美国学者韩嵩文在其新著中提及了商务印书馆与林纾系列选本及教材出版的关系。

其实，商务印书馆与林纾的合作从林译小说扩展到林选古文并不难理解。民营出版机构以盈利为首要目标，既然林译小说颇为畅销，作为古文家的林纾编选之古文教材也应该成绩不俗。出版商的这种推理合情合理，一方面让林纾在小说翻译领域的明星效应扩散至其他领域，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借此拓展出版社的营运范围，调整业务重心。众所周知，近代新式教育兴起而带来的国文教材（选本）出版的需求，成为当时民营出版机构争相抢夺的焦点。商务印书馆在清廷废除科举之后，便由张元济出面邀请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陆炜士等一批有经验的文化名人做各部编辑或主任，其间又聘请了日本教科书专家长尾木真太郎、加藤驹二、小谷重等作顾问。而商务印书馆选择之所以出版林纾的古文选本，很大程度上是看重林纾在其小说翻译和古文创作等方面显现出的古文造诣。事实证明，商务印书馆的这一业务调整是成功的，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甚至一度占据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其中，林纾的《中学国文读本》在首版发行后的两三年里，共销售七千至八千万册之多，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套教科书。

当然，在出版发行林纾古文选本时，商务印书馆也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首先是登载选本提要的广告。这种做法在近代的出版机构中比较普遍，即在该社出版某部著作时，会在封面或封底登载即将或已经出版的其他书目，并粗陈梗概，叙其架构，申之要义，以期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求。如在《中学国文读本》第四册的封面，就刊登有林纾《左孟庄骚精华录》的广告：“左、孟、庄、骚，为吾国中古时代文学大家，左、孟开纪述议论之词源，庄、骚为心理寓言之文字，闳肆瑰丽，为治古文者所宜诵习，惟全书繁富，词意过主，不适学者之用。今林君琴南集其精华，都为二册，罄其数十年之心得，逐篇加以诠释批语，以资引导，诚为近今国文法程之善本。”同书之封底版权页亦简要罗列商务印书馆若干书目，其中包括“《左孟庄骚精华录》，林纾，二册，五角；《韩柳文研究法》，林纾，一册，三角；《评选船山史论》，林纾，二册，四角”等。其次是借助权威机构的鉴定评语。如民国教育部审定《中学国文读本》有此批语：“是选不拘古文宗派，由清、明上溯以至汉、秦，历代之文皆备崖略，采录精审。其评语亦能抉发微隐，要言不烦。盖评选者，本文学巨子，自与坊间选本有高下之别。”由于这番评语出自当时主管学校教材的教育部，权威性不容置疑，因此商务印书馆将其放置重订本之显要位置，极具宣传效应。

林纾编选《中学国文读本》

与传统书坊的选本刻印相比，近代出版商的营销策略在形式上并无太多创新之举。笔者曾归纳过明清选本体例中的营销策略，大约分为两类：其一是利用公告形式来发布出版信息或筹集刻资，其二是利用达官显要或文坛名宿之题词序跋进行宣传。两相比较，书坊之告示与现代之广告、借重名人效应与借重权威机构实则形式相仿，（至于筹集刻资之事，近代民营出版商一般不会涉及。）然宣传效果方面则全然不同。因为前者的刻印数量毕竟有限，而近代出版商的教材则可以覆盖所有的新式学堂。就此而言，新式教育带来的教材需求热直接推动了其时的古文选本出版。

既然如此，那么出版社为牟取商业利益陆续出版林纾之系列选本，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编选质量的下降呢？这可以利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理论得到答案。一般而言，选家作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掌握着丰富的知识与创造能力，并且利用知识进行劳动生产。其选评的系列古文选本通过出版商的运作，转换成了高知识含量和高文化附加值的物质产品。而与此同时，出版商与选家皆可借助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所以，文化资本的拥有者也被戏称为“知本家”。然而，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林纾与那些单纯以出卖文化产品牟利的“知本家”尚有本质区别。因为“知本家”的身份，既不包含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也没有改善社会现实的动机；而希冀挽狂澜于既倒的古文家林纾，其主观动机显系继承古文传统，选本的质量自然与坊间粗制滥造者不同。由此看来，林纾偏重“文化”传承的编选动机与出版机构侧重“资本”回报的商业目相结合，加之其时新式教育的积极推动，共同造就了民国时期林纾系列古文选本“叫好又叫座”的出版奇观。

三、独特的文本呈现与古文观念的显化

一般而言，作为二次生产的选本由于文本呈现的限制，其发挥批评功能多呈隐性的方式，较为集中的显性批评往往仅存在于序跋或评点之中。不过，历代著名的选家总能在有限的批评资源内尽可能多地彰显自身的文学观念，文本的排列次序、选文数量的多寡以及批注评点的详略等皆成为有效之手段，林纾就是其中一位。其古文系列选本中既通过逆溯排法、选中之选论证古文学习的渐进性，利用序跋发表其对于末造衰朝之文的看法，同时也运用文章选评申明其古文旨趣和自身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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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溯排序之选文

选本中选文的排列多以时代、文体和地域为序，或将其中二者或三者综合排序，少数按韵部、物（事）类或技法排列。其中，时代排列法又以古今、先后次序最为常见，还有极少数由近及远逆溯排列。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两部国文教材皆属后者。其一是吴曾祺编选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至宣统二年（1910年）此书已达五版，民国初年又被重订再版；其二是林纾同年编写的《中学国文读本》，其1-2册率先出版，至宣统三年（1911年）已达七版，民国初年也被重订再版。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林纾《中学国文读本》凡例中明确指出：“本书次序自清代上溯元明、而宋、而唐、而六朝，以至于秦汉三国，由近及远，由浅及深，循序渐进。”而在同一朝代的选文中，则按照论辨、序跋、奏议、书说、传状、碑志、箴铭、哀祭等文体来排列。

在晚清教育改制的大背景下，改变旧时的主流排序法，利用逆溯选文的文选教材却能畅销流行，显然是值得文学界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议题。实际上，不论是古时为举业而设的文章选本，还是近代为新式教育而编的文选教材，两种时代排序的选择完全取决于选家对于选本之“用”与选本之“心”的倾向性。相对而言，旧时选本如《文章轨范》《古文关键》《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尽管其出发点皆为提升士子古文的阅读与写作能力，然在文章的选择方面仍以筛选历代经典范文为旨归，强调文学史的发展演进脉络；而新式教育下的文选教材，同样重视选文的经典性与示范性，但受制于教学课本的性质与受众对象的特殊性，其选文排序则逐渐转向以学生认知的难易度与学堂讲授的系统性为落脚点。由此可知，现代教育对于文史选本的影响不仅推动了文选教材的大量出现，同时也改变了选本的呈现方式。

另外，作为桐城派的仰慕者，林纾还“取前辈选本，采其尤佳者，加以详细之评语”，编就了《选评古文辞类纂》。此书实乃《古文辞类纂》的节选本，将先贤姚鼐75卷、700余篇之巨制再度筛选为10卷187篇之选集，其中还包括几篇林纾中意而姚本漏选的佳作。尽管此选非国文教材，但林氏删减的主要目的还是以利初学。语文教育家张志公曾说：“前人似乎有这样的经验：为了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至少要教他们读熟二百来篇古文，再少不够，过多也不必。”如《古文观止》选文222篇，《古文释义》147篇，《古文析义》230篇等。若以此为大致标准的话，则林纾《中学国文读本》309篇与《选评古文辞类纂》187篇都属于篇幅较为适中的选本。

总之，虽然逆溯选文与选中之选皆非林纾之首创，但在这些非常规的选本排序中，我们可以窥见林纾注重选本之实用功能、强调古文学习之渐进性的文学教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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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造衰朝之文论

选家通过选本序跋直接表达自身的文学观念，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若就文学与时代之关系而言，那些易代之后进入新朝的选家感触尤深，如明清之际的遗民诗选对此就颇多陈述。普遍的观点认为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盛世多华章，末朝尽靡音。如六朝五季之文，明人王世贞即有“文至于隋、唐而靡极”“文至于五代而冗极”等语。然林纾却不尽认同，《选评古文辞类纂》序有大段反驳之词：

六朝之文，古书未亡，犹之故家子弟，虽在中衰之时，而居处穿着，饮食陈设，有伧荒所不能梦见者。盛唐文家，当韩、柳、李、孙未出之日，何者非学六朝？而李太白、萧颖士，尤深入六朝堂奥，人固未指萧、李之文为衰世之文也。至于垂及五代，而皮日休、陆龟蒙、罗隐诸人，义法固本韩、柳；即徐铉、潘佑之文，颇可人意，恐升庵所作，亦未必能过此君。总之气习沾染，固有风靡之时，若一笔抹杀，似乎太甚。

继而，林纾以文天祥、谢枋得之文驳斥宋季之文败坏至极的观点，举易堂诸子和王猷定之文力证明季之文亦重义法、制断。归纳起来，林纾对于末造衰朝之文有两点看法：其一，衰世之文自有其价值，对于盛世之文亦有影响；其二，即便身处衰世，仍有部分文人循法守正，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显然，林纾以感同身受之情论末造衰朝之文，颇有“物伤其类”之意。“宋明之末，尚有作者，而前清之末，作者属谁？”林纾此番感叹不仅道出了清末文坛的群龙无首，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希冀重振古文的迫切心情。

《中学国文读本》教育部审定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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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含旨趣之选评

依照常理，选家在选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自身的风格喜好和创作旨趣。正因如此，研究者亦可从其所选之作反观选家之文学思想。若从林纾系列选本中概括其创作旨趣，盖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是“为文出之血性”。此乃张僖评价林纾之言，意即林纾为文偏好人之真性情，喜欢叙悲的风格倾向。这些喜好不仅体现于自身的古文创作，同时也暗含在他的系列选文之中。举其所选韩愈之文为例，《中学国文读本》唐文部分共选韩愈文19篇，其中论说文4篇，书说类7篇，赠序类8篇。显然，偏向人情叙写的书信和赠序作品占据绝对的比例，且其批注多有“沉痛”“悲凉”“悲壮”之语。无独有偶，《选评古文辞类纂》所选60篇韩文，仅书说文、赠序文和类箴铭文三类即有44篇之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纾补选的三篇韩愈文章——《送齐皞下第序》《答胡直均书》和《答尉迟生书》恰皆属赠序类和书说类。至此，林纾对于古文创作题材的偏好可窥一斑。

另外，林纾对于叙写人伦、性情之作的热衷，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和桐城派的不同。桐城派古文家重视孔孟道统与程朱理学，以弘扬道统作为文章的理想。也因如此，古文创作中许多与载道无关的题材，如男女之感情、至上之亲情以及悲怆的情调，他们都很少涉及；而主张并实践“以血性为文章”的林纾，其“叙悲之作，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颇有意味的是，《中学国文读本》中所选韩愈文的首篇是表达愤慨之情的《讳辩》，而非《选评古文辞类纂》所选的主张复古崇儒之《原道》，这也算是林纾偏好性情文章、与桐城派主张大相径庭的一个佐证。

其二是论文重视技法。古文家出身的林纾在古文创作时非常注重技法的锤炼，但这些技法只能蕴含在自身的创作过程之中，无法向读者明言。而在其系列选本中，林纾可以尽兴点评他人古文之结构、技法，《中学国文读本》《选评古文辞类纂》《左孟庄骚精华录》《评选船山史论》等选本中俯拾可见，不胜枚举。可以说，林纾对于文章技法的重视在其系列选本的编纂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职能。就选家而言，林纾在编选过程中通过这种方式倾注了自己对于古文创作及传承的所有热情，这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期间更显难能可贵；就读者而言，林纾系列选本通过选评的方式，或钩玄提要，或技经肯綮，不遗余力为青年学子指示写作门径。

四、详尽的助读系统与评点实践的多元

南宋以降古文选本带来的评注圈点风气，催生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批评样式——评点。评即批评，有眉批、旁批、夹批、类批、文末总评等形式，针对全文或局部之意旨、技法做出点评；点即圈点，使用字旁小圆圈、字上大圆圈、字旁直线、字旁斜点、字旁月牙形点等符号标示重要词句或段落。显然，前者为有形之评，后者则为无形之评。它们与诗话、文话的区别在于，选本中的评点文字或符号，必须与被评论的文本紧密结合，不可脱离文本而独立，一旦抽离，便不知所云。因此，时下的语文教育界又将评点视为阅读文本的“助读系统”。

若就阅读文本的助读系统而言，林纾系列选本的评点可用两个字概括：一是“详”，几乎每部选本、每篇选文都有评点，总评或按语少则数言，多则数百上千言，甚至有评点之语长于选文之情形（如评欧阳修《五代史宦官传论》）。举凡时代背景、主题意蕴、创作技法、情韵风神、词语释义等皆有涉及；二是“细”，于细微处释疑解惑、画龙点睛。如欧阳修《孙明复墓志铭》序末云：“先生一子大年，年尚幼。”此乃寻常之语，看似无需注释。然林纾《中学国文读本》于此处加有眉批云：“先生四十始娶，宜其子之幼也。幼字下得不苟。”以此照应前文“先生年逾四十，家贫不娶，李丞相迪以其弟之女妻之”数语，评点可谓细矣。

若将其回归至传统的评点实践，林纾系列选本的评注则鲜明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首先是评点方式的多样化。林纾评刘禹锡《望赋》曰：“此作有望阙之思，与子厚《梦归赋》同一用意。然子厚以吞言咽理之能，寓之于骚；梦得文心无子厚之曲，且声响亦逊。”将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为贬谪思归主题的两首赋作进行比较，增强解读效果，此乃比较法；评曹丕《又与吴质书》云：“时阮瑀、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相继逝，文中独推徐之《中论》及刘桢之诗，自是巨眼。文之凄婉处，出于怀旧感逝，与自伤者有别。凡富贵人，恒思长保其风光。风光一逝，则感怆殊深，不足异也。”这段点评即从曹丕之个案概括出“富贵人”怀旧感逝的共同特征，由此出发点来评价此文亦与常人有别，此乃归纳法；评虞集《国朝风雅序》曰：“凡身仕人国为本朝总集序，最难着笔。即编次之人物，稍有轩轾，亦足招忌。沈归愚先生编本朝诗集，以钱牧斋居首，几遭严谴。伯生序此集，亦不无忧谗畏讥之心。所谓十一卷以下诸君子均生存之人也，诗皆未必能佳，微微加以策勉之言，殊为得体，且亦不能不自留身分也。”由虞集为元人选元诗《国朝风雅》撰序，联想到沈德潜所编清人选清诗《国朝诗别裁集》，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此乃比类联想法。与此同时，林纾这一评点也解释了其《中学国文读本》“惟生存人不录”的原因。

其次是主体身份的多元化。林纾同时具备古文家、翻译家和理论家等多重身份，而每种身份皆可作为解读其选本评点的一个维度。就古文家的身份而言，林纾在古文创作方面的才能赋予他超出普通选家的鉴赏眼光，即便是一个字词的更易也可辨别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如林纾认为韩文《送区册序》中“两用'若’字，皆参活笔”，而在姚鼐之《古文辞类纂》中“若能”二字被删去了，是故，林纾评曰：“须知昌黎用字，一字不苟，万难轻易加以移易。试观两'若’字，何等活泼，乃可轻去其一耶！”此处评价韩愈为文一字不苟，实则林纾亦可等量齐观。另外，林纾系列选本中的那些或长或短的评点，何尝又不是一篇篇功力深厚、结构严密之古文呢？就翻译家的身份而言，林译外国小说的笔法对其古文评点亦有一定的影响。林纾认为外国小说也有义法，并以外国小说比附我们的古文作品：“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以为大类吾古文家言。”

而就理论家的身份而言，其《春觉斋论文》《文微》《韩柳文研究》等理论著作已经在文体、艺术和技法等方面建构了自己的古文理论体系，因此，林纾系列选本中的评点完全可视为其在评点实践中检验和确证古文理论体系的一个载体。翻检那些评点文字可知，林纾的古文观念虽不似上述理论著作的系统有序，但却如水着盐般地融入其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凡是涉及古文创作与批评之处，在其详尽的助读系统中均随处可见。

学界一般认为，传统的文学评点只是阅读文本时的灵光闪现，虽似散金碎玉，但难成体系。然后，在林纾的系列选本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风景：总数超过1500篇的古文评点，林纾都不吝笔墨地涉及古文的意脉风神、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这很难用片段式的感悟来概括，只能解释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批评。

林纾《畏庐文集》

另外，若援引西方文论中的语义学解读理论，我们亦可用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概括林纾古文评点的形式特征。文本细读强调文本即为独立自足的存在，文本中词、句、段与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形成的语境本身就隐含着意义和价值，故而主张将文本的解读重点聚焦在文本内部的组织结构上。而这些特征在林纾的古文选本中十分常见，略举林纾评韩愈《送孟东野序》为例：

此篇为昌黎集中之创格，举天地人物，尽以“鸣”字括之，至孔子之徒亦指为善鸣，则真有胆力矣。文无他妙巧，但以气行，然须观其脱卸处、笋接处，觅得关头，则读此便大有把握。入手摹《庄子·逍遥游》篇，由物鸣转入“人”字，则关锁已开，即容易着笔。又从“人”字转入假物以鸣，既人能假物以鸣，则天亦能假物以鸣，于是由“天”字转入“人”字，以下均人言矣。言人者，为文章发泄地步也。……其下提出“善鸣”二字，全为东野之诗写照，看似凌虚之论，实则眼光均测注东野之诗。

此评点数语皆从文本内部结构出发，通过关键词“鸣”勾勒出文气运行之轨迹，而与作者时代背景、韩愈和孟郊之友情等毫无关涉。这种文本细读的模式成为林纾系列选本评点诠释其古文理论最为突出的特征。

再次是评点功用的双重性。在林纾系列选本中，除却《林氏评选名家集》属简评之外，其他选本的批注圈点或文末总评皆细密详实。这自然与林纾选评古文的动机有关。

其一是实用性。古文选本大都具有教材的性质，从一般的私塾、书院到国子监，皆用古文选本作为学习的教材。古文选家也有不少做过私塾或书院的老师，吴楚材、浦起龙、姚鼐等皆是如此。清季科举废除以后，新式学堂蔚然兴起，古文选本仍然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因此林纾在诸多古文选本中加注详评，自然有其实用功能，即指导现代学堂中初学者古文学习的需要。另外，作为古文名家，林纾深知古文创作之三昧，故而能够结合自身经验提示文章创作之技法。

其二是理想性。1913年，姚永概辞去京师大学堂教职，南归故里桐城，林纾感叹：“然则讲古学者之既稀，而二三良友复不常集，而究论之意，斯文绝续之交，亦有数存乎？”可见其时古文命运已趋惨淡。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之后，白话文言之争日炽，林纾在此期间除了撰文表达古文不当废之外，仍出版了《左传撷华》《庄子浅说》和《选评古文辞类纂》等选本，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仍选评了十五册的名家文集。上述行为放置于民国初期的大背景下，论者断然不可以实用目的概括林纾选评动机之全部，反而可将这种行为视为林纾捍卫和接续古文传统的一种方式。可见，林纾对于古文的选评渗透着他继承传统文化血脉的良苦用心。

在林纾的评点实践中，这两种动机实际上是兼容不悖的。林纾之所以评选船山史论，即有感于“古人治经史之学，穷老尽气，始有所获。而今中学制度则……间一小时钟动即易一课，虽有通敏之才，亦仅括其大略，即欲求精，不复可得”，又感于教师命题“寻条失枝，往往如隙中观日，所见之日光盈尺以外无睹矣，讲义录要务取省略，于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均不之省；据题中数字衍为空言，篇幅不充，则杂论时事泽以新名词，千篇如出一手，祖国文字亦几熸灭矣。”由此可见，实用的需要和理想的追求一直在支撑着林纾的选评活动，加之其深厚的古典修养，共同奠定了林纾系列选本在清末民初选本热潮中的重要地位。

五、结 语

林纾作为晚清古文大家，其创作才能与实绩有目共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评曰：“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充分肯定林纾在近代文坛的地位。与之相应，其评点之系列选本各体皆备，选评结合，指示门径，津逮后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慕容真将《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点校出版。他尽管认为林氏选评不免带着桐城派的框框，仍然予以高度评价：“作为一位深知文章甘苦的古文家，林纾的选评，确是有眼光，有见地的。”实际上，若对古文选本进行历时性梳理的话，林纾系列选本在选家眼光、评点功力和传播效果等方面皆有不俗成就，理应在中国选本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换言之，在清末民初的选本热潮中，林纾凭借大量的编选实践又为自己塑造了一个选评家的角色。而在增添这个角色定位之后，林纾的形象自然更加立体与多元。

参考文献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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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纾：《评选船山史论》，商务印书馆，1914年。

[10]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书店，2004年。

本文刊发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转发。为阅读方便，现已将注释略去，仅保留参考文献。

主编

编辑：于金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