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海 娄秀荣
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是小说史上续书作品迭出的时期，明代的“四大奇书”几乎都有续作问世。这些续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均没有达到原著的水准，因此备受后世论者的轻视和贬低。但人们在批评续书时并没有把续书说得一无是处，有些论者不但对续书创作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还提出不少创作续书的方法，有的甚至道出了续书创作的难处。他们常常也揭示出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明末续书作者陈忱，清初续书评论者刘廷玑、蔡元放等即是续书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 明末清初 小说 续书理论
我国古代小说名著多续书，但这些续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均没有超过原著水准。也正因如此，续书一直受到论者的冷落，即使偶有论及也常常遭到轻视与贬低，在小说续书史上，没有“狗尾续貂”之称的续书是寥寥无几的，当然更不会有人去专门论述小说续书的“理论”了，即使是现当代的古代小说研究也极少涉及小说续书理论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续书是小说发展史上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且有些续书在某一方面或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成功，如《水浒后传》、《后西游记》、《西游补》、《续红楼梦》等。那么，小说史上如此庞大的续书现象，是否会有一些创作续书的经验可谈呢？这么多的小说续书创作者有没有关于小说续书创作方面的论述呢？另外，续书为什么会遭到众多论者的鞭答和否定？这些批评中有没有一定的道理？这一系列问题，就涉及到所谓小说续书理论问题。我们发现，在许多续书的序跋、续书作品中都有不少对这些问题的论述，而且，古代批评小说续书的论者也并非都是只以“狗尾续貂”一言以蔽之的，有些论者是很严肃地从艺术理论方面批评续书之所以不如原著的。他们(包括续书作者和续书评论者)对续书创作动机、写作要求、艺术经验教训等均有所论述，我们把这些材料仔细钩沉梳理、分析研究，就可以发现较为丰富的小说续书理论来。本文即以明末清初的陈忱、清代刘廷玑和蔡元放等对小说续书的论述为例，探讨明末清初时期小说续书的创作和批评理论。
一
明代较早的续书《玉娇李》虽已失传，但在仅留下的一点有关材料里还是透露了此书的续作目的。如据谢肇淛《金瓶梅跋》所说：“仿此者，有《玉娇丽(李)》。”[1](P1080)我们知道《玉娇李》是《金瓶梅》的仿作，具体如何“仿”则不得而知了；联系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说“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及其“笔锋悠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2](P216)助等语，可以推测出《玉娇李》与原著的接续关系和在创作手法上与原著的相似之处。
现存明代小说续书《续英烈传》和《续编三国志后传》都没有论及到小说续书的创作经验或要求，但在序跋中对续作的原因、目的则有所涉及。前者云：“顾吾思明代运会之隆，未有如太祖龙兴时也；其事变之奇而幻，则未有如靖难时也。比而观之，始之相传仅数十年，其间一治一乱，较然悬绝。”[l](P1006)表明续写《英烈传》的目的是“比而观之”，以便于读者与前书对照来阅读；后者却说：“且其(指《三国演义》)所演说容有未厌人心处。故复为校雠，为之增损；摹神写景，务肖妍媸；扫叶拂尘，几费膏晷。”[1](P934)又在《续编三国志引》中说人们阅读《三国演义》有“千载之遗恨”，所以自己续编此书，目的“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产生于明代末期的通俗演义小说续书却表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演义续书观”，前者纯粹是为了补叙原著的“鼓吹盛明而榆扬圣武”的补史功能，追求的是：“词所达意，固不敢自附于野史之列；而事必摭实，或亦免于续貂之诮欤。”[1](P1006)后者却因不满于原著的“千载之遗恨”而有意以虚构历史事实为代价来“取快千载”，作者毫不掩饰地表达说他的续书：“大抵观是书者，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l](P936)《英烈传》和《三国演义》都是早期的历史演义小说，大体上都尊重史实而略加虚构，但它们的续书则分别朝一实一虚的不同方向发展。
明末的金圣叹(1608一1661)虽未对小说续书有专门论述，但从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腰斩事实和批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对小说续书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水浒传序》中说：
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1](P1479)
由此可以看出，金圣叹之所以反对续书的理由有二：一是认为写续书可能会违背原作者的真正用心，一是续书作者的才气很难达到原著的程度。他截去《水浒传》七十回以后文字，就是根据前一理由；他反对《续西厢》便是根据后一理由。
总之，在《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之前，尽管有些或多或少地涉及小说续书问题，但并没有人对小说续书从理论上进行论述。
二
真正从理论上论述小说续书创作的是清初《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1615一？)，他根据自己创作《水浒传》续书的经验在《水浒后传序》和《水浒后传论略》两篇文字中第一次对续书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陈忱在《水浒后传序》中认为续书比之于原著在艺术上应该是“机局更翻，章句不袭”，续作的动机则应该是借残局而发泄作者心中之愤慈情绪，也就是说续书创作要有感而发。《论略》强调了作为《水浒传》续书的《水浒后传》首先在性质上是与原著保持一致性的。自从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提出“发愤著书说”以来，人们普遍接受了这种说法。陈忱在此基础之上，认为写续书也应是发愤而作，这样才能称其为《水浒传》续书。“《水浒》，愤书也……《后传》为泄愤之书……”，创作冲动的触发是由于愤悒在心的缘故，这种发愤不能是无病呻吟，而是“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1](P1509)。这里“借此残局”既是借北宋末年的“残局”，也是借《水浒传》中剩余好汉的“残局”，这种牢骚，不能是个人的恩怨出处或只身的荣辱，而是整个国家、社会的命运所激发的，因此这种借残局而抒写胸臆的作品又要做到“傲慢寓谦和，隐讽兼规正”，不能仅仅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把梁山好汉各个都只是赞扬，毫无边际地夸耀他们的武功技艺，陈忱反对那种“一味铜将军。铁绰板，提唱梁山泊人物”。也不能毫无顾忌地对自己憎恨的人物只是谩骂，如“许伯哭世，刘四骂人”那样的批判方式也是陈忱不提倡的。
其次，陈忱认为续书还要在人物性格方面与原书保持一致，最好是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一定要建立在与原书并不相矛盾的基础之上。《论略》说：“梁山泊先起者亡，王伦也；继起者强，晃盖、宋江也；后起者王，李俊也。”[3](P554)前传以王伦占据梁山叙起，以宋江等发展梁山事业为高潮，《后传》则以李俊海外立国为最盛，体现了续书对《水浒传》人物情节的接续性质。在一些重要人物性格方面，陈忱根据自己对原书的理解接续并发展了《水浒传》中剩余好汉的性格，如认为“三阮各具雄姿，而小七尤骏爽，岂肯稿项而没，故有张干办之衅，遂为后传之戎首”[3](P558)。这既是对《水浒传》中阮小七的评价，也是对他性格的继续发展。又如“杨林、穆春、邹润、杜兴等，皆中下之材，而后传中皆有可观，如蜀汉之廖化、胡班，皆得封侯拜将也”[3](P561)，即对前传里一般人物也有一定的发展创造。陈忱在续书中对燕青的塑造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论略》道：“燕青忠其主，敏于事，绝其技，全于害，似有大学问、大经济，堪作救时宰相，非梁山泊人物可以比拟也。其过人处，在劝主归隐，黄柑面圣，竭力救卢二安人母子，木夹解关胜之患难，微言启李俊之施恩，遇艳色而不动心，辞荣禄而甘隐遁，的是伟男子。”[3](P558)燕青的这些事迹，除了劝主归隐以外，都是他在《后传》中的活动，也就是陈忱对《水浒传》人物形象的补充。此外，陈忱认为在续书里还可以增加一些前传里没有的人物，如《后传》的“四公子”等就是续书新塑造的人物。
再次，陈忱还认为续书在叙述人物活动时一定要和原著有所照应，即使是一些细节也应有所交代，避免给读者造成突兀之感。对于《后传》里以李俊为首领的好汉们在海外立国的行迹，陈忱解释道：“混江龙在梁山，上中之材，何以得南面称雄？古来豪杰起于徒步多矣……安见李俊不可为暹罗国王？况其存心忠义，辅弼得人，故前传言太湖小结义，投外国而作暹罗国王也。”[3](P560)指出李俊作暹罗国王的结果是在前传里有所根据的。对于其他前传里的人物，陈忱也多有照应和交代，如论王进、栾廷玉等人说：“不在梁山之数，何以概入也？英雄起事，豪杰影从，况与梁山俱有瓜葛，史记作传，常有附见者反胜本传人物，此正此志也。”[3](P560)又云：“有毫发不漏处，人如郓哥、唐牛儿；地如东溪、还道村；马如乌雅、玉狮；物如雁翎甲、松纹剑也。”[3](P562)助指出《水浒后传》与原著处处有照应、事事有交代。最后，陈忱还从创作续书的实际经验出发，总结了创作小说续书的心得体会，在《论略》中说：后传有难于前传处，前传镂空画影，增减自如；后传按谱填词，高下不得；前传写第一流人，分外出色；后传为中材以下，苦心表微。
有高于前传处，读前传者，少年子弟，易入任侠一流；读后传者，名教中人，不敢道豪杰二字。[3](P562)
陈忱认为续书创作“难于”原著的地方，正是在构思、情节和人物性格等方面，原著作者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而随意“增减”人物、事件，而且把“第一流人”描写到极至，使其在读者心里有了深刻的印象；续书既不能完全相悖于原著，又要与原著有较好的衔接，犹如“按谱填词”一样，不能随意发挥，要处处在原著的基础上去发展，而且，前传的重要人物已大都归结，余下多是“中材以下”之人，想发展他们的性格是不容易的。陈忱正是看到了写续书的这些“难处”，才在一定的法度范围内，针对这些难处去加以突破，进而创作了较为成功的《水浒传》续书，所以他也不无夸张地认为《水浒后传》“有高于前传处”、“有胜前传处”的地方，但在小说史上真正注意到续书创作经验和要求的续书理论家，陈忱当之无愧是第一人。
三
清代的刘廷玑(1654一？)，字玉衡，号在园，康熙间由荫生累官江西按察使，降江南淮徐道，著有《葛庄分类诗钞》及笔记《在园杂志》。后者刻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在这部笔记杂著中刘廷玑第一次注意到明末清初小说史上多名著续书的现象，并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各种续书的创作情况。尽管他总体上认为对续书应和其他小说一样“永行禁绝”，但在具体论述文字中却不时地对那些具有一定艺术水平的续书给予中肯的评价，如他认为《后西游记》“虽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说《水浒后传》“犹不失忠君爱国之旨”，甚至对《禅真逸史》的两部续书也肯定其“大部文字，各有其趣”的特点。因此，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刘廷玑把小说续书贬得一文不值。更值得注意的是，刘廷玑在论述大量续书作品的同时还涉及了续书的创作理论。如《在园杂志·卷三》中他说：
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4](P384)
这段话首先对当时续书创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续书作者是“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后，才萌发了续作的动机，而“取其易行”则道出了当时大量产生续书的商业牟利目的。其次，这段话第一次对当时众多的小说续书进行了初步分类：“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尽管这种分类并不具有科学性，但刘廷玑注意到了续书与原著之间的关系：“续前”即指接续原著的情节故事而续写，“证前”则指与原著的主旨互相发明而续写的续书，至于“与前绝不相类者”则指那些只以原著续书面目出现，也就是那些只“袭其名”而实际内容与原著故事情节无关的所谓“续书”。
刘廷玑重点以“四大奇书”的续书为例，对续书进行了批评，指出续书作者大都没有领会原著神韵而“妄思续之”，是“不自揣之甚矣”的举动，鉴于此，刘廷玑在分别评价了以四大奇书的续书为主的小说作品后，总结了下面的续书创作理论：总之，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何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邪？[4](P385)
这段话不仅仅是对当时小说续书“泛滥”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他在陈忱的基础上(这段话里提及陈忱《水浒后传》)进一步以批评者的眼光道出了创作续书的“难处”：即依附原著进行创作，无论怎样都难以达到原著的水平，更谈不上超过原著了。因为原著具有 “创始者”的意义，而续书必须在原著的约束下进行创作，因此即使某些地方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也不免“自有崖岸”，即使想求得原著“媲美并观”也是极不容易的事，要想超过原著更是难上加难，至于那些狗尾续貂式的续书则更等而下之了。总之，刘廷玑最早注意到名著多续书的现象，并以批评家的眼光对续书提出了批评，从而丰富了小说续书创作理论。
四
蔡元放，字元放，号野云主人。他曾于乾隆初年把经冯梦龙改编的《新列国志》略加修改润色，并加以评点，改名《东周列国志》刊行。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又改定了陈忱的《水浒后传》，并撰写了《评刻水浒后传叙》和《水浒后传读法》两篇文字。其中《读法》在陈忱的《水浒后传论略》的基础上，从比较《后传》与《水浒传》艺术上得失入手，进一步在续书人物、结构、情节、语言等方面阐述了续书创作理论。首先，《读法》对《后传》的创作动机，即接续《水浒传》的“主意”进行了论述。他说：“前传之天是地煞一百八星……征方腊之役，殁于王事者过半，已是可怜。而宋江、卢俊义又被奸臣鸩死，吴用、花荣、李逵亦皆为殉，更令人扼腕不平。其余三十三人，除武松残废不算，那三十二人之中，虽有几个为官，而大半亦俱忧愁放废，四分五落，不特有离群索居之感，而天罡地煞出世一番，并无一个好收成结果，天道人事之不平，孰过于此！”[3](P564)正因为续书作者对原著结局有如此强烈的不满与愤懑，才萌发起为剩余的好汉“另建一番功业，另受一番荣华，同归一处，以讨后半世收成结果，作美满大团圆以大快人心”的续作动机。说《水浒后传》的创作动机是让剩余好汉“讨后半世收成结果，作美满大团圆以大快人心”[3](P564)当然未必符合陈忱本意，但蔡元放指出续作需“有感而发”还是比较客观和正确的。其次，蔡元放通过对《后传》与原著在人物、情节上异同之处的分析，强调续书要在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方面和前书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说，续书要承接原书中的人物性格，并与原书中的故事情节有所照应，做到“合于情理”。如他说《水浒后传》；“既名《水浒后传》，则传中之事，自应从前传生来……便令读者只觉仍是旧人旧事，并非无故生端矣。”[3](P567)为了使续书不要“与前传故为抵悟”，蔡元放特别强调续书与原著的照应，他赞扬了《水浒后传》能对原著中读者容易产生疑问或造成悬念的人物、事件有所交代和照应的写法，他说：“前传中有名人物，凡与山泊诸人有关系者，亦皆收录无遗。不特栾廷玉、王进、扈成等是豪杰一类，尽数收罗，即下至郓哥、唐牛儿等，亦不使一人遗漏。”[3](P565)又说：“本传却将他三人(指栾廷玉、王进、扈成)一并收来，不是与前传故为抵牾，正是为前传满意也。”[3](P568)蔡元放称此为“补直罅漏”法，即续书应做到对原著的裂缝、漏洞有所补缀、弥缝。他还对续书在细节上和原著的照应加以赞许：“本传与前传有明点法，有暗照法，如阮小七登山祭奠，将山寨旧事指示众人，到登云山下失母，说李铁牛失母；顾大嫂说孙立前日样子，打登州时写孙立打扮；登云山用替天行道旗；蒋敬舟中吃酒，说张顺被劫；中国众人，船到清水澳，阮小七要泅水取鱼，李应说张顺、李逵浔阳旧事；赋诗回说柴进曾做方腊驸马之类，是明点也。”[3](P572)甚至小到人物的称谓也与原书照应衔接，如“传中诸人，自前传招安建功之后，虽隐显不同，然却都是应授统制之职；今人本传，自应俱称统制，不应仍用前传称呼。而燕青之呼小乙，穆春之呼小郎，戴宗之呼院长，杜兴之呼主管，尤为不合之甚；但作者恐看官从前传看来，本传忽然改了称呼，便使耳目易混，故只一概仍其旧号，使读者只如接着前传，一气看下一般，庶不致混淆难辨也。”[3](P575)续书只有做到与原著处处衔接、照应，才能使得二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再次，《读法》通过对《后传》在原著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的论述，还强调了小说续书不能一味地模拟原著，而对原著的不合情理处要敢于摈弃，艺术上要有所提高和发展。蔡元放指出《后传》在塑造梁山剩余好汉的形象时能自觉地继承前传的优点，同时又大胆地摈弃了原著中一些不合情理、甚至疏忽荒谬之处，通过分析陈忱的续书作品，发展了陈忱的续书理论。他说前传写好汉从四面八方聚会到梁山泊，《后传》若也如此写，则易“事冗人繁，亦复难于安顿”，于是作者根据剩余好汉离群索居的特点，“故先于东南写一登云山，就于西北写一饮马川；既有了二处作根基，然后诸人诸事凡近于东南者，悉归于登云，凡近于西北者，悉归于饮马。俟诸人收拾已全，然后写饮马住不得，只得并入登云；登云又住不得，然后思量泛海，如此谋篇，可谓制锦为衣、聚花作幛之手。”[3](P569)但人物性格发展一定要以前传为基础，不能随意改变人物的性格特征，他以《后传》对燕青形象的发展为例说明了这种原则：“前传说燕青能通各路乡谈，是赞他心地聪明，口舌利便耳；然其所通，不过中国诸乡语耳！至于金人，乃外番之国，中间又隔大辽，从未与中国通问，燕青何由而能通其番语乎？然要写他扮作金人，用木夹去救关胜夫妇，与入金营献青子，及黄河渡口赚乌禄，若不能通其番语，何以能建功耶？故就他能通各路乡谈而推广之，作移花接木之用，庶不棘手耳。”[3](P575) 指出了《后传》写燕青之通晓番语，是根据前传里燕青“能通各路乡谈而推广”来的，这样方能做到“使读者更无异议也”。
蔡元放认为续书除不拘泥于原著的章法外，还要摈弃原著的不妥当之处。他分析《后传》“虽是承接前传而作，然煞有胜似前传处”的地方，如前传所写杀人之事，固有死当其罪者，然亦有无辜枉死，令人可怜者。他列举了秦明之家属、瓦官寺之老僧、扈成全家、朱仝之小衙内等俱是不应杀之人。又认为鲁达在李忠寨内掳物而逃、石秀之火烧祝家店等俱为不满人意之处。对这些作者认为不满意的地方，《后传》都尽可能地避免了，“本传写所杀之人，或是害民，或是误国，为公议所不容。其小者亦是与山泊诸人不是旧仇。即是新恨，素怀怨隙，明作对头，且俱各有应死之处，揆之天理人情，必须杀之而后快者，这方杀得并无遗憾，方是真豪杰举动，不是残毒，不是孟浪。比前传为更强也”[3](P165 )。他还对《水浒传》，一些他认为是不必要的情节进行了批评，进而说“本传凡写一人起事，一人上山，必皆有其必不得已之故、无可奈何之情，则较之前传，更为正当，更为光明，使读者更无异议也”[3](P566)。当然，《后传》对原著的优秀的一面要发扬，如“本传章法有与前传相同者：如每一人入伙上山，必使立功，每一番大征战后，必写一番派发安顿大发放。每一件大事，一段大文。或前或后，必有一件小事、一段小文以间之，如此之类，则与前传如出一手也”[3](P569)。这些都是对陈忱、刘廷玑等续书理论的补充。
总之，明末清初以来大量小说名著续书的不断出现，不仅迎合了一些读者的阅读心理，也为不少小说理沦家论述续书提供了批评对象。理论家们敏锐地注意到频繁出现的续书现象，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由作家兼理论家的陈忱对创作续书实践经验的总结。到小说批评家刘廷玑对小说续书现象的分类和批评，再到评点家蔡元放的奖赏性评论，可以看出学者对小说续书现象的重视，我们通过对他们论述续书文字的梳理，可以初步勾勒出有关小说续书的创作理论发展线索。这对我们认识、分析和研究小说史上的续书现象是很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Z].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3]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Z].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4]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高玉海（1969- ），男，黑龙江依兰人，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原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28卷（总第12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