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法律是密切相关的科学。如斯密所揭示的，财富源于分工合作，而分工合作又依靠包括法律在内的规则。可见，经济学是指向法律的，其实米塞斯也早已经把法律作为“行动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重要问题是“协调”问题，而不是均衡下的最大化问题。合作，也即“行动的协调”是人类对付稀缺性的根本手段，而法律正是稀缺性条件下，人们据以合作的重要条件。离开法律，合作就无法实现。这种合作不是某个人安排的，而是无数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结果。当法律保障个体拥有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成果，促使个体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时，就产生动态的协调过程。每个个体都从这一协调过程中受益。

由于法律决定了行动的协调性，而协调性又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发展水平是由法律决定的。不难发现，那些高度法治的国家一般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换句话说，发达国家不可能在法治水平低下的国家中产生。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法律制度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制约，他说“中国的财富也许已经达到了中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这也意味着，经济与法律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可以用法治的改善来说明“经济”的改善，要比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经济的改善更可靠。

法律的逻辑和经济学的逻辑具有一致性。法律作为社会科学，本身也需要有“逻辑性”。法律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个体的自我所有权，因为只有首先承认个体的自我所有权，然后才能衍生出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同样，自我所有权也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因为也只有首先承认了个体的自我所有权，个体才有行动的可能性，而个体的行动构成了经济活动。

正因为法律是有逻辑的，所以法律的制定不能是任意的，要符合法律的内在逻辑。如违背了这种逻辑，那么法律将不成为法律，如不符合逻辑的法律被推广，那将是社会的灾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逻辑是“理性的有限性”，人没有能力把法律设计出来，这个逻辑也正是法律的逻辑。

法律可以和语言比较，法律和语言一样，不应该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应该是自发产生的。其实语言本身就是法律。不难发现，语言不是谁设计出来的，事实上所有人为设计的语言都失败了。不仅如此，也没人对语言进行“执法”，每个人都自觉地使用语法，因为他知道他不遵循语法就无法交流。

经济学揭示了人类合作行动的一般法则，如价格机制、竞争等，这些法则是通过法律去保障和体现的。特别是保障个体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是价格和竞争等经济学法则得以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这也意味着法律要满足经济学法则提出的要求，即一个社会的法律不能导致经济学揭示的那些法则无法实现，那样的法律将是有害的，可见经济学法则为判断法律的优劣提供了一个标准。当越多人理解正确的经济学，理解经济学法则时，那么产生良好的法律就有更好的保障。

法律的生产要交给市场，换句话说，市场不仅生产产品，也生产“法律”。有关产品生产的经济学法则也适用于法律的生产。比如一个最为基本的经济学法则是“垄断是低效的和不公平的”，这一法则对法律的生产来说也同样适用。假如法律的生产被立法部门垄断，那么法律的生产一定也是低效的和不公平的。因为如立法部门垄断了立法权，那么他们就有机会根据自己的意志立法，用立法来维护立法部门及它所代表的相关部门的利益。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市场中自发产生的法律才是合法的，而垄断情况下产生的法律是非法的。垄断立法权使一部分可以借助于“非法的法律”攫取社会财富，这是比通过生产获取财富更为便捷的方式。并且由于有“法律”的外衣为掩护，也不会引起公众的质疑。这种非法的法律人为地制造了不公平，因为它导致一部分人不正当地获得其他人创造的财富。因此，人们不能简单地把法律和公平正义画等号，而是要看法律的来源。

法律生产的市场化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发生。如中世纪的私人仲裁员在实践中发现和总结出来的一些法律，如国际法和公司法的一些核心原则现在仍然运行良好。

可见，法律的合法性不能单纯地用“是否符合给定的立法程序”为标准，更要看是否符合自然正义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正是经济学所揭示的。（文章首发《深圳特区报》理论版，2019.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