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年代度国庆
作者：田岚
18岁到20岁，我插队落户在临淄区城关公社葛家大队，当地称葛家庄子。葛家庄子的生活不过两年零三个多月，却跨了三个年头：1974年9月20日至1976年底。所以，“广阔天地”三度国庆。
我们知青组第一张合影。前右起陈敏、翟鲁宁、刘梅、崔淑君、作者、庞进军、带队军人王长典叔叔、韩明理。车上露出头的，是还不够下乡年龄的刘耘，她把我们送进村，第二年她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第一个国庆唱通宵
从小城市里长大，年年都过国庆节，放假两天呢。一年一度，街头总能看到“欢度国庆”的标语，有单位还要一字一灯笼地挂出四个大红灯笼，国家则有“逢五小庆逢十大庆”的惯例。下了乡才知道，传统文化和农事之故，农村是不过国庆节的，也不过城里要放节假的元旦新年和五一劳动节。至于部队大院每年以分发物资、放电影、搞演出庆贺一番的八一建军节，距离农村生活更是遥不可及。
欢送大会会场（图片来自网络）
国庆前后的人民公社正值三秋大忙，秋收、秋耕、秋种，地里、场里、村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有句农谚无人不知：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我们却放不下国庆节，何况是下乡后第一个节日呢？那天的晚饭，我们改善了生活，吃的什么？谁做的饭？记不清了。记得村里安排给我们做饭的于培华大嫂只做了两三天，教会我们怎么用大铁锅炒菜、蒸干粮，怎么给大锅灶烧火、拉风箱，我们就开始轮值做饭了。我们驻博山67军司令部的首批适龄子女，一共十来个人，按政策“一刀切”上山下乡，或下乡去指定农村，或回乡到农村老家，别无他途。我们六女二男就这样来到葛家庄，开始了一口大锅抡勺子的生活。我们八个是刘梅、翟鲁宁、韩明理、李丽萍、庞进军、陈敏、崔淑君和我，前三人两女一男、一正两副三个组长。这么多年过去，谁排班第一个做饭的虽想不起来了，但估计一下的话，我想是刘梅，她的组长带头作用做得很好，且有一个最初吃饭的场景可佐证。
1974年9月20日，淄博市工人文化宫，我们这批知青由此出发（图片来自网络）。
那天午饭，庞进军和陈敏因为什么争论起来，大家都围坐在条石桌边开吃了，他俩仍论战不休。我们八个的中学都是在淄博一中读的，李、崔之外，我们六个是高中20级的同学，庞与陈还是同班，两家还同住一栋楼，下了乡他俩又同在第三生产队，所以他俩总是比别人有话说。谁当值谁管理，何况刘梅还是组长呢。刘梅从小就是班干部，上了高中是一中团委副书记、淄博市团市委委员。
她确实有办法，哪个也没制止，只是对他俩说：“我讲一句苏州话，你们俩谁没听懂，谁就休战吃饭。”庞陈点头。刘梅就对他俩做一手势说了句什么，我听着跟沪语粤语一样如听外语，小庞的感觉一定跟我差不多，他做了同样的手势说：“玩儿去！一边玩儿去！”陈敏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鲁宁也笑了，笑得没法吃下去。刘母苏州人，陈母也是苏州人，刘梅从小姥姥家长大。两位苏州妈妈聊天我是见过的，一句听不懂。鲁宁笑啥？听懂了呗，她是南方姑娘，南京出生南京长大，高中最后一学期才从南京转来一中，她听苏沪方言当然没问题。陈敏双手压腹笑得肚子痛，笑够了才对小庞说：“刘梅说别讲了别讲了，快吃饭快吃饭！”“哈哈哈哈......”全都笑翻了，开心吃饭。
知青证，一代人的证明
到国庆节，我们在村西大田抡镐挥锨已十天，刨玉米根茬、砸土坷垃、移土换壤造“大寨田”，名曰整地。乡亲们虽叫不出我们的名字，碰面还是会打招呼：“累不累呀？”“不累！”其实，两手的血泡，肩背腰腿的疼痛，累死了。每天我最盼望的时刻就是晚上归宿，把散了架般的自己放倒在床上，这一刻，一整天都由不得自己的身体才是我的，可我已主宰不了自己，睡神主宰了我。
庞进军的知青证
那时，知青点还没建呢，男女知青分宿乡亲家，男宿村当间，女宿村西南。伙房呢？伙房在村北葛家联中（本村与周围五个村联办的小学和初中）操场旁，它本是联中的教师伙房，村里让联中暂时让给我们用。这一暂时可不短暂，到来年麦收前，村东头的知青院落成，我们才作别这个“老伙房”。半年多的时间，秋去冬来夏至，老伙房的烟火中，无日不重复着柴米油盐锅碗瓢盆交响曲，交响曲里无日不重复着我们的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嘻哈打闹的我们，心头无不弥漫着“未来在哪里”的茫然，因为户口随我们一起进了村儿，我们和全国的知青一样，被要求以邢燕子、侯隽、董加耕、朱克家等知青模范为榜样，扎根农村一辈子。
1975年麦收前夕，知青点建成，我们与村支书于明友“新家留影”。知青运动到我们下乡时，国家政策已有改善，人均补贴500元，这笔“人头费”用于第一年的吃住，其中230元建房费给村里。前右起李丽萍、崔淑君、于明友、刘耘、作者、刘梅、庞进军、带队军人王兴平、陈敏、张彦诗。
农忙时节收工晚，不到天黑得看不见是收不了工的。国庆那晚吃罢饭，收拾完，我们女知青照例把那口蒸、煮、炒、炖的全能大铁锅再刷洗一遍，拉起风箱烧一锅开水，用水舀子灌满每个人的暖瓶，这时，夜已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五个（李丽萍没和我们一起下乡，她是国庆过后才来的）提起暖瓶锁了伙房回宿舍。那段路不短且不平，走在前头的必须手电筒照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从北头横穿庄子，进得屋热水洗了（每晚的这瓶热水太重要了），疲劳与困倦齐齐袭来，这时大家的共同动作是倒头就睡，一觉睡到明晨上工的哨子响。
今天不同，今天是国庆节，就这么过去似有不甘，鲁宁提议：“咱们唱会儿歌吧。”她拿起枕边的《战地新歌》。我们都有《战地新歌》，我有第一集，刘梅一集二集，鲁宁是一二三集，第三集就是1974年这年出版的。知青组里，包括后边一批又一批知青，三集全有的，我印象没谁了，鲁宁三集在手新歌全有。此话怎讲？《战地新歌》共五集，1972年起一年一集出版发行，到1976年第五集如期面世，若非76年“十月里响春雷”，想必第六第七第八集还会一年年出下去。五本歌集都什么歌？看看封面“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就明白了，再想想第一集出版的前一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便可知五六百首歌皆为清除了1966年之前全部“毒草”，又肃清了1971年“9·13事件”之前全部“余毒”的革命歌曲。年轻啊18岁，正值青春放歌时，没的选，只有《战地新歌》。
《战地新歌》，一代人唱过的歌。
我们的宿舍孤坐村边，房前是田野，左右不挨着人家，我们放声歌唱......倏忽48年过去，鲁宁、刘梅和我，三个城市的我们仨，微信里回忆那个不眠之夜。
那一年我和刘梅回村过年。右起于金潭、于芝藕、于翠敏、金潭媳妇、刘梅和作者。
刘梅：“《战地新歌》第一集咱们都会唱，不知不觉唱完了。不尽兴，还想唱，接着唱第二集，不会的跳过去，又唱完了。”
“啊？咱们唱了两本吗？”我像是听别人的故事。
鲁宁的说法更把我惊着了：“咱们唱了三本！从第一本唱到第三本，嗓子都唱哑了，唱完才发现，大家都跪在咱俩的床头上。”
鲁宁，我们分别数十年，她由区到市到省，职务一路升迁，大家依然叫她鲁宁。2019年，卸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的鲁宁回到葛家庄。事后有乡亲对我说“当年一批批那么多的知青，顶数你们头一批和咱庄亲！”
哦，她俩点燃了我的记忆。是的，一开始我们都坐在自己的床上，五个人至少四本第一集，闭着眼都会唱。第二集跳着唱，唱着唱着就都凑到鲁宁和我的床头了，凑一起看歌本儿。我和鲁宁床头相对，上方吊着一只15瓦的灯泡。一灯昏黄下，我们一本接一本唱完三本！怎么都跪着呢？是歌唱中都找到了出气发声的最佳姿势。这齐刷刷的跪姿，让我们又一通嘻哈，纷纷说睡觉睡觉！谁能立马入睡呢？耳边还余音缭绕......窗外蒙蒙亮，隐约雄鸡报晓声。
8年后我成家了，我们俩的书放在一起，竟有4本《战地新歌》！愣怔间一声叹息：别去的时代何止物质生活的匮乏？音乐、文学、戏剧、电影、美术、舞蹈及至方方面面，“十年八亿人八个戏”式的匮乏、困乏和乏味，这些歌本就是证明，证明着曾经的荒唐、荒诞与荒凉，那是一代人的青春年少乃至一世一生。
第二个国庆卖苹果
第二年的“三秋”，我在给村里卖苹果，和我一起赶着驴车卖苹果的，是我所在第二生产队的老水星。
时处“农业学大寨”年代，葛家庄是区市省“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红旗村顶呱呱的硬指标是粮食产量。1975年，葛家庄实现了吨粮村的目标，是全市第一个吨粮村。亩产两千斤，这在举国农业都在为“上纲要”（亩产400斤）、“过黄河”（600斤）、“跨长江”（800斤）而奋斗的年代，堪称奇迹了。奇迹传开，便有远远近近、层层级级的农业人员前来参观，其他行业也有。最难忘的一回，村里接到通知，北京要来一个二三十人的外交官参观团。
天哪，别说这么多外国人，就是一个老外也没来过葛家庄呀。为此，知青组的于少萍被抽调到村育红班（幼儿园），给娃娃们排演了几个节目。一周后，那些亚非拉外交官就进村了，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目，热情洋溢地给孩子们拍照并合影。我至今没见到画了红脸蛋、点了眉心痣、穿了新衣服的娃娃照，这样的演出照在当时农村非常稀罕，甭说孩子们还跟白皮肤黑皮肤的外交官合影了，也不知有没有照片寄回葛家庄？
报社记者摆拍的“知青果园学毛选”。右起葛芳、白克晶、翟鲁宁、温力、刘耘、崔德杰、肖景莉。
一个恨不能把所有的土地都种上麦子和玉米的吨粮村，怎舍得土地种果园呢？答案很简单：不是好地，是不宜种粮的河滩地。什么河？大淄博的母亲河淄河！淄河滩的沙土地种粮不行，种果园、菜园、瓜园却很行很好吃，全村人吃菜，就指着各生产队河滩上“种园子”呢，但果园不属于生产队，直属大队。河滩面积不小，大约300亩吧，苹果园就占了1/3，大队为此成立了林业队管理果园，队长是年轻好学的于金潭。金潭在村里很有威望，是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
下乡第二年，即将开镰的麦田里。右起韩明理、张彦诗、李丽萍、刘梅、崔淑君、庞进军、陈敏、白克晶。
1975年，葛家庄粮果双丰收。苹果园虽头一年挂果，但收成很好，品种是那时常见的红香蕉、大金帅和小国光，红香蕉果红个大，甜香扑鼻；大金帅金黄如蕉，甜中略酸；晚熟的小国光小是小了点儿，却最受市场欢迎，果汁饱满耐储存。
果园是大队的，大队社员却难得分享，想吃苹果你得掏钱买，可全村200来户人家，谁家有钱呢？钱是社员长年最缺、年根儿最盼的。年根儿，生产队按工分分粮分红，劳力多工分多的人家有望分到钱，劳力少人口多的人家就甭指望了。“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葛家庄一个整劳力的日工价值几何？9毛钱，不少了，在城关公社40多个村庄里属中上。
要知道，公社社员工分里的9毛钱，可不同于城里工人工资里的9毛钱，它包含了该社员全年所分粮、菜、油、柴等等，全部扣除后就所剩无几了，有剩就有钱分，此即年根儿所盼的分红。并非家家户户都盼，清除分红无望反要交钱给队里的人家不盼，这就是劳力少人口多的人家，按“人七劳三”的规则（人，每口人；劳，每个劳力）分粮，这样的人家要交口粮钱给生产队，交不上只能欠账，往往是今年欠了明年欠......村里无力照顾穷困，高产穷村而已。没钱的葛家大队，果园是一项重要收入。
有意思的是，大队不仅不肯分苹果给社员尝尝，也不大放心让社员去卖苹果，于是我这个新社员得此美差。卖苹果也算美差？算呀。红香蕉、大金帅是早熟品种，摘苹果时恰逢三秋大忙，地里正掰棒子、割秸秆、刨根茬，卖苹果总比大田里干也干不到头轻快些。
2013年5月，作者在葛家庄庄西道边留影。这条道的两边原有两排杨树，是知青和村里青年1975年栽下的。
老水星不老，跟我们知青一般大，看上去一个半大男孩，长得小，身量小，力气小，队长于建德派工，总派他和妇女一起干活儿。我知道老水星是绰号，却不知此号何来，也从未听人喊他本名，我们要搭档卖苹果了，哪能喊人家外号呢？问他名字，原来叫于明顺。
我身边是于建德，当年二队队长。近年我写葛家庄，拿不准的地方就请教建德兄，还曾请教马国庆、于少兰、于明良、于金潭、于芝藕、于海燕等，乡亲们的帮助使本人忆述更为接近史实，也使我们的友谊历久弥新。
他就是于明顺，我们曾一起卖苹果
葛家庄干活儿，一天三个时段：早晨，头晌，下晌，农忙时节还有第四段：晚上。卖苹果的日子，我和明顺的早工是赶着空驴车“下河”，去果园装车，装满了也不过200斤，然后喂上驴，我俩回去喂自己。早饭后再“下河”，我俩背上了中午的吃喝，进得果园套上驴，嘚嘚嘚.....进城卖苹果去也。
所谓进城之城是两个城，一是临淄区机关驻扎了20多年的古齐老城，一是区机关1974年迁去的辛店新城。老城新城各有一个集市，老城是西关集，新城是辛店集，即使不是集日，这两处也有常规街市。这一年是那十年的第九年，农民为了生活以物换物，仍属“资本主义尾巴”，要割除；商贩们长途贩运、“倒买倒卖”，性质要严重很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挖社会主义墙角”，必以“投机倒把罪”惩处。然而毕竟时代末期了，相关方面紧绷的弦有所松弛，那些史上久存却被当作“资本主义市场”关掉的集市，在悄悄复活。存在即合理，人之生存，谁离得开市场呢？
我和明顺给村集体卖苹果，不属于“尾巴”，更非“挖墙脚”，我们颇有底气。可到了集市上，没人关心你的货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人们只在乎是不是好货。我们的苹果新鲜上市，光顾者却不多，不好卖。啥原因？贫穷年代人们都穷，特别是乡村，能吃饱就不错了，三餐之外哪有水果的存在？再就是苹果的原因了，我们卖的是次果，好苹果分三个等级，卡尺卡出一、二、三等，果品公司直接进园收购，有多少收多少，均价每斤两毛五左右，那么喜人的苹果！这很像村里交公粮，最好的小麦、玉米交国家，每斤价格分别一毛三分、九分，这就是社员，为国家做出天大贡献、付出巨大牺牲的人民公社社员。照理，社员的晚年也应像同时代城市劳动者一样领取退休金，没有，他们没有。
每天，我和明顺先近后远，上西关集卖出半数苹果，再赶着轻了载的驴车去辛店，不卖完不收兵。收兵回村，我和他一起去大队会计那里交了账，我就可以回去吃晚饭了，明顺还不行，他得把驴子送回生产队的饲养棚。如此早出晚归大约两周，果品公司不要的那些次果卖光光。
卖苹果让我得一经验，本以为集驻了区直机关和齐鲁石化等众多企事业单位的辛店好卖呢，其实不然。在西关，人家问一声“哪个庄的苹果？”我只消回答“葛家庄淄河滩的苹果！”买家就点头买了，不在乎果子大小，只在乎淄河滩沙土地的果子好吃。也确实好吃，行家比较之后确认的。
葛家庄百亩果园的篱笆墙外还有个果园，是区里120亩的国营果园，葛家庄受它的影响才栽种果园的。勤奋好学的金潭队长常去邻园讨教栽植和冬剪，三年下来树树见果，他邀请国营园长和技术员来吃苹果以示谢意。这事我咋知道的？我在场呀，我和崔淑君是林业队队员，我们施肥、浇水、喷药、除草，哪棵树不熟悉？三个品种的苹果，园长他们一一品尝，“好吃！还是你们的果子好吃！”两园毗邻，一下一上而已，上边的国营果园不是沙土地，差别就在土壤，这也是西关集上我们的等外果先冷后热的原因所在。来赶集的差不多都是本公社各大队的社员，土生土长，嫁娶联姻，谁不知道葛家庄的河滩果园呢？辛店就不同了，南去不过十几里，已非本乡本土人，外乡人哪晓得淄河滩的苹果好吃？加上经过西关集的挑选，次果成了次次果，一毛一斤降价五分也卖不动。
货不动人动，我们赶着驴车哪里人多哪里去。想不到的是，人们不看苹果却盯着我看起来。看我什么呢？我一身黄军装，脚蹬军胶鞋，脖子上挂的钱包是军用挎包，喝水拿的是军用水壶......部队子女下乡来，已习惯了人们的好奇。头年冬卖白菜到西古城村的国家收购点，天寒地冻，我们和男知青一样，从头到脚一身军棉装，并把棉帽两边的护耳放下系带，真个是“安能辨我是雌雄”？所以“进错了茅房”的惊呼反把我们吓得不轻！
得，我索性利用人们的好奇做买卖，用我淄博一中广播员的普通话：“快来买呀快来买，城关公社葛家大队的知青卖苹果！淄河滩的苹果香又甜唻！”那时，谁家没知青呢？两个三个的都有。随着二批三批知青的到来，我们组就有崔淑君、崔德杰姐弟，张彦华、张彦诗兄弟，邻村蒋王庄知青组还有周勇、周雪光、周寒青三兄弟。不知是同情知青，还是想尝尝苹果，我的吆喝招来一波买卖，这样流动几次就卖完了。多年后，街头目睹流动小贩为躲城管四处逃窜的一幕幕，心里很不是味儿！我也做过流动小贩，不曾被驱赶、没收、砸摊子，也不曾被乱收费，可那份不易还是忘不了。虽说时代进步了今非昔比，可今天的城市真的离不开城管吗？
国庆那天，我们西关转出来往辛店去，没去辛店集，去了辛店城外的电厂。这是建设中的辛店电厂，投产发电才一年，边建设边发电。怎么想起电厂的？不，我们压根儿不知道电厂，是一个回头客支的招儿：“我们厂周围卖的苹果又贵又不好吃，明天你们去电厂吧，不愁卖。”果然，我们的驴车在电厂门外都没挪地儿，中午下班那阵子就卖光了。我和明顺算是见识了有钱的电厂工人，他们一兜一兜地买，有的买回去尝了，又提着旅行包来买，直说便宜便宜！好，第二天我们哪也不去了，直奔辛店城西一二十里远的电厂。
苹果即将卖完时的那件事，让我对明顺抱歉至今。那日离开电厂打道回府，我俩一如往常，驴屁股后边，他坐左边赶车，我坐右边说话看景。明顺平时话不多，那天似有话说，我能感觉到。驴车进了辛店，他开口了，笑嘻嘻的吞吞吐吐：“田岚呐，咱俩辛辛苦苦卖了这么多天苹果......前边就是红旗饭店，听说它的馄饨很好吃......”我怎么说的？我拍拍身上的挎包说：“我知道你啥意思，卖苹果的钱是村集体的！”他一脸的笑容瞬间消散，不再说话。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过分了，出口伤人了，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也一路无话。去大队部交账时，明顺又给我一个笑脸：“你不会告我吧？”“咋不会？明天最后一车苹果，早点下河装车，晚了就告你！”他嘿嘿嘿，我也笑了，我们和解。明顺人不错，听别人说他脾气不好，像头邪驴，我咋不觉呢？他倒是很像拉我们四处卖苹果的驴子，任劳任怨，顺心顺意。那些日子，我们自带干粮自带水，莫说用卖苹果的钱吃一碗馄饨，就连苹果也没吃过。
大运动中小运动。1975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知青麦场学与批，仍是报社记者摆拍的。图片主角是韩明理，黑板上领袖语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让全国知道。“
过了好多年，我才想明白村里为啥安排知青和村民一起卖苹果了，身份不同互相监督呗。军人家庭出身的知青生存压力小，思想单纯，因为部队大院本就比院外社会单纯，哪家哪户不是“革命军人家庭”？这是我们生长的小环境。大环境是那个意识形态时代，报纸上广播里的英模人物以军人为主体，个个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家的事再大都是小事”。这种宣传教育，让我们从小坚信“自私是万恶之源”，常常为自己的私心杂念感到可耻，每每“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时代如此，部队尤甚。
因此，比起地方知青，我们单纯得有点傻乎乎，无私到不食人间烟火。利用这点傻气，大队还安排我们做过一些村人不为的事。那年过年，上头号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社员不许走亲戚。于是大队决定初一干活，“吃了饺子就下手”，社员不得请假。你一村之令管得了本村，管得了外村来走亲戚吗？管，让知青去管。初一初二初三，民兵连指派基干民兵男知青村头站岗驱人。记得那个傍晚，小张得胜回组：“我把来走亲戚的外庄人都赶回去了，那些老人孩子还哭哭啼啼的。”哎呦大过年的，我们这是做什么？
人啊人，无私还是人吗？正视人性，正视人性的自私，才算正常社会。那个时代无视人性，否定人性，报纸上批判“反动的人性论”，连篇累牍。
第三个国庆乌河边
1976年国庆后，我在乌河边参加一个学习班。那段日子可谓振聋发聩，刻骨铭心。
1975年下半年，先后有上技校、进工厂的名额下来，没想到来农村才一年多就能返城了。这张合影是送第二批返城知青，第一批韩明理、庞进军已上电校。前排年长者是村里分管知青工作的刘振英大姨，其左右三位是要走的崔淑君、李丽萍、吕淑媛，后排左起刘耘、翟鲁宁、刘梅、陈敏和作者。
那时，我是葛家联中的民办教师，教初中语文，当班主任。临放秋假（夏收和秋收，农村的中小学都要放假，孩子们参加三夏三秋），我收到临淄区文化馆的来函，是一纸通知：“10月x日，本馆在路山公社供销社xx旅馆举办歌词学习班，为期五天，食宿自理......”这是下乡后也是高中毕业后第一次学习机会，虽然我没写过歌词，但村里闷了两年，很想出去看看。
感谢于世登校长开恩，允我“耽误的课回来补”。这个大问题解决了，下个问题就是五天的粮票钞票怎么解决？学校、大队和知青组是不会给我钞票的，只能自己解决，好在我是知青组唯一“挣工资”的，每月有5块钱的民办教师补贴。粮票嘛，社员是不需要粮票的，若需要，必须按规定办理：用多少斤粮票，就背多少斤麦子去公社粮所换取，凭证是盖了本村公章的介绍信。这点麦子，知青组不会不给我，可我提都没提就放弃了，跑趟公社往返十多里，少说半天的时间，耽误工夫。好在箱底（如今箱子已不多用，“压箱底”只作形容。我们下乡时，部队给每人订做了一只栗褐色油漆大木箱，衣服被褥一箱装，所以我们都有宝贝压箱底）有家里带来的粮票，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面包”解决了，第三个难题凭我自己就无能为力了，就是那个要我带着“面包”去吃去住去学歌词的路山供销社，它在哪里？有多远？怎么走？我去问开大拖拉机的冯东亮，村里的化肥、农药和庞然大物般的氨水胶皮包，都是他开拖拉机拉来的。他说：“路山？大距远远儿哩！你想着今上年我送你们去参加全区劈山造田大会战吗？那就是路山。”我傻眼，确实是大距远远儿，村里不可能派他的拖拉机送我去。要是借一辆自行车去呢，谁家肯让我把车子骑走5天？下乡那年的年底，我们知青全体出动去辛店浴池洗澡，借遍了全村，只借到6辆自行车，我和崔淑君只好轮坐在大家的后座上。我们叹息农村贫穷，乡亲们则惊奇我们去辛店洗澡。
可望不可即的路山让我一筹莫展，到开班的前一天，我不得不放弃，心里愈发纳闷儿：老城里的文化馆干嘛要去偏远山区办班？文化馆是怎么知道我的？正郁闷呢，有个人来到我面前：“田岚，没人送你的话，明天我送你去路山。”太惊讶太意外了，完全想不到的人！这么说吧，要是从组里村里想出十个可能送我去路山的人，都不会想到他。他是我的民办教师同事、本村画家于安华。安华比我们大十来岁，正年富力强，可他瘦弱书生并不强壮。
他心善人好，脾气性格不急不躁，说话做事慢条斯理，人送绰号老蔫儿。农家院儿过日子少不了人帮人，比如砌墙盖屋建大门儿，没见谁找安华，这方面他真帮不上忙。每临春节，乡亲们都往他家跑，请他写春联，大门上不贴春联怎么过年？安华的书画才华，我们知青都很服气，公社的“农业学大寨展览”和村里的“阶级教育展览”，他是绘画主力。人间世神助乎？这么一个文弱书生，竟有一个个子高高、模样姣姣、干活飒飒的媳妇刘兰娥，上有公婆下有仨娃的家，兰娥扛了大半儿。好人好姻缘，上天就是这么配对儿的。
年近八十的于安华老两口与儿子、儿媳和孙女。
于安华的《富贵吉祥图》
大出意外，挺身而出帮我的竟是老蔫儿！他不是上帝的使者谁是呢？次日，安华骑车带我四五十里，一路顶风，一路没直腰！——善良安华丹青安华，他的孩子们耳濡目染中长大，个个有出息过得好，老大于涌津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年纪轻轻就被中国美协吸收为会员，现任临淄区美协主席、淄博市美协副主席。这都是后话了。
安华之子于涌津的《明人诗意图》
一到路上，我就明白学习班为啥选在这里了。这里是平原临淄仅有的有山有水好风光之处，山是凤凰山、召口山，水是比我们村东淄河深得多清得多也美得多的乌河（淄河原本也清也美，可惜上游截流建太河水库后，下游临淄只在水库排洪时有水，水面上漂着齐鲁石化炼油厂排出的油污），河里游弋着大大小小的鱼虾，两岸墙立着摇摇曳曳的芦苇，山水间是炊烟袅袅的村庄，村庄间是秋收过后坦坦荡荡的田野......这远远近近的壮美与秀美，确乎我们那里没有的。
我心生感动：歌词不就是诗词吗？文化馆舍近求远，在这山青水秀、诗情画意的地方办学习班，真是用心了。待到见了作词老师李光乐和作曲老师李淦，我就全明白了。原来，在上一年举行的临淄区知青代表大会上，我代表城关公社知青，上台朗诵了我的急就章《献给大会的诗》。当天，大会会务组应敬仲农场代表团（齐鲁石化所属企业的子女下乡在敬仲公社农场）的要求，把这首诗抄写在代表们所住招待所的黑板上，两位李老师居然看到了，记下了我的名字。哦，偶然的机缘，意外的感动！
和我一样被选中并通知到的有6人，都是青年社员，我20岁，最大的30岁。全区将近20个公社呢，平均3个公社才选一个，可是来到的只有4人，那俩怎么没来？不得而知。那时，交通条件很差，通讯条件更差，安电话的村子少之又少。我估计，那两位不是给“食宿自理”难住了，就是被“自行到达”困住了，若不是安华，我不也来不了吗？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两因并存，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了，农村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尤其年长女性，终其一生都没走出方圆几十里，生活贫困、交通落后的原因无疑，裹小脚走不远、“裹脑袋”不想走，不也是原因吗？
我一位佛门朋友，名气不小，著作等身，其中一本书是我作的序，题目是《交一和尚做朋友》。这位法师曾对我说：“你呀，最大特点是好问为什么。”我听得出不是表扬我，可我觉得生而为人，不就应该发问吗？初见两位李老师，我就问他们：“文化馆是怎么想起办歌词学习班的？”时处以意识形态判断社会形态的时代，上上下下、行行业业的学习班太多了，常听常见的是学什么学习班，批什么学习班，歌词学习班还真没听说过。
李光乐是学习班负责人，他说：“这是馆里开展基层文化工作的年度计划......”他是由乡土诗人转入文化馆的，却听不出诗人的感性，听说他后来当了副馆长。李淦老师不同风，散步乌河边，他告诉我：“办班是为了紧跟形势，走在其他馆的前头，前头没有文化馆办歌词学习班嘛。”紧跟什么形势？我想了想，想到小靳庄——天津宝坻县以农民赛诗会闻名全国的小靳庄，“旗手”抓的典型，于是全国学习小靳庄，无数的赛诗村及农民诗人冒出来，我们公社我们村也没落下。若没记错，李淦老师是济南人，文革前农机专业的大学生，因酷爱音乐改了行。
歌词学习班对我们蛮有吸引力，因为二李开宗明义：谁写出好歌词就给谁谱曲成歌，并上推市群众艺术馆，市馆看好了再推省里并组织演唱。哇，这不一炮打响了吗？可惜，我们每人日写一到三首歌词，竟无一首能过光乐老师那一关，全都打了哑炮。现在想，彼时，那场大革命已进行了十年多，我们所受教育、文化水平、思想见识、身处时代等等，都决定了我们无论写出响炮还是哑炮，都不可能是好作品，颂词，判词，能出好歌吗？
若是就这么过了五天，我也许早不记得这个学习班了，乏善可陈嘛。难忘时刻出现在最后的午餐上，偏僻乡间小旅店能吃到啥？同样乏善可陈，但最后这餐亮点来了，上来一盆鲜香扑鼻的炖鱼，一条乌河大鱼！光乐老师说：“不小！咋也得四五斤。”李淦老师说：“半夜里，你们听见河里的鱼跳吗？那动静比这条大多啦！”是吗？我咋没听见？那时我还不知道失眠的滋味。乌河就流淌在旅店旁边，河道窄而水流深，几乎听不到水声，正所谓静水流深。这条大鱼，这道久违的鲜美刺激了味蕾，让我们先惊喜后惭愧，四个学员都交了白卷，愧对两位李老师......李淦老师挥手不让我们说下去：“我唱几首歌吧，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好歌词好歌曲，敢不敢听？”“有什么不敢？”我不解。光乐老师一笑：“是禁歌。”
李淦老师小声唱起来，歌剧《洪湖赤卫队》韩英与母亲生离死别那段唱——
“娘的眼泪似水淌，
点点洒在儿的心上，
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
含着眼泪叫亲娘......
娘啊儿死后，
你要把儿埋在那洪湖旁......
你要把儿埋在那大路旁......
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坡上......
儿要看天下的劳苦人民都解放！”
我一忍再忍的眼泪夺眶而出。第二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树叶也不再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
令我心神往，
在这迷人的晚上......”
第三首《四季歌》——
“春季到来绿满窗，
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忽然一阵无情棒，
打得鸳鸯各一方......”
我的心震撼、震荡、震颤，感伤、惆怅、沉醉......歌曲的力量将我击中，音乐的美妙把我攫住，我心说：不为别的，只为听这三首歌，这趟路山就没白来。这么好听的歌，那么多好听的歌，被禁了岂止十年？而十年前我们还是小孩子，转眼间，一代人文化沙漠中长大了，漫漫十年沙漠，何曾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李淦老师看着我说：“知道《四季歌》的歌词谁写的吗？他也姓田，田汉！慷慨悲壮的国歌是他写的，离情别绪的小曲儿也是他写的......”这时，平日颇有定力的光乐老师没了定力，不时左右瞅瞅、前后看看，他在看是否有人注意到我们，我们在唱在听“毒草歌”，在为早被批倒斗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评功摆好。其时，田汉冤死狱中已八年，无人知晓。
一条乌河大鱼的美味中，三曲动人心弦的歌声里，我们各奔东西。
真是天高皇帝远啊，乌河岸边我们学写歌词紧跟形势时，形势已发生根本转变：怀仁堂里的“一举粉碎”，翻过了历史沉重的一页，结束了一个漫长的时代！
分别多年，一见如故。左边于桂荣大姐，当年我们二队的妇女队长，她领着我们干活儿。右边王秀梅大姐，当年我的民办教师同事。
村里老人皆故旧
多年过去，听说李淦老师病了，我去看他，是乌河别后第一次相见也是最后一次。他没提自己的病，我也没问，我说起我们曾一夜唱完三本《战地新歌》的往事，他笑了：“三本有三首好听的歌吗？”我说：“三本之外，有三首特别好听的歌，您唱的，永远忘不了。”他又笑了：“小田，我也忘不了你眼里的泪水。”
人这一生要遇到多少人？给你启迪教你成长的才有几人？李淦老师的音乐启蒙何其宝贵啊，虽然我从事的种种与音乐无关，但乌河岸边短短五天，对我审美观的提升、价值观的影响，却是深刻的深远的。写到这里，深深怀念人远行歌犹存的李淦老师，并祝光乐老师晚年康宁。
【本文选自美食博山 特此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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