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波：新世纪诗歌叙事的“不和谐音”

新世纪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

作者：邵波

邵波

诗人，青年诗评家，南开大学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明天诗社社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新诗，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等课程，主持有关中国当代诗歌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社科基金项目7项，在《诗刊》、《诗探索》、《星星》、《诗林》等诗歌类期刊公开发表论文20多篇。十几年来，长期沉浸在新诗康河云彩的绚烂之中，成为一位倾听诗歌、守护诗意、寻觅诗情的“硬汉”，怀揣诗歌修行的梦想……远足。

摘要：新世纪以降诗人的叙事技艺愈加纯熟，许多诗人的先锋实验走得较远，其中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便是他们追求诗艺的“另类”尝试。碎片化叙事以语意的碎片化和语词的拼贴化来展现诗歌的“晦涩”美学；“反常性”叙事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构成张力性的“不谐和音”；而“黑色”叙事则是诗人直面残酷的工业时代、对抗庸俗现实的精神武器，展现出了荒诞的末世情绪。

新诗创作的叙事性特征自其草创期就初露端倪，到1990年代已发展成为诗界显学，诗人纷纷借助诗歌叙事不断拓展诗歌的表现空间，使之成为“个人化写作”的重要收获之一。新世纪以降，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深度发展，诗歌的叙事诗学、叙事风格亦呈现出了多维度的探索，许多诗人的先锋实验走得较远，其中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便是他们追求诗艺、联动现实的“另类”尝试。

关于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胡戈·弗里德里希曾说过：“这诗歌言说方式是谜语与晦暗……这种费解或令人着迷的神秘性可理解为不谐和音。它追求的是艺术的不安而非宁静的力量，这种不谐和音的张力是整个现代艺术的目的之一。”其中涉及的关键词包括晦暗、神秘、变形、极端和不安等等，这些语汇正是诗歌以反常态的艺术形式概括的“后现代状况”，它们透露出的往往是历史、社会或政治的荒诞本质、人类膨胀的欲望以及现代人生存的无意义，展露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私密王国。同样，新世纪诗人的叙事诗学也从常态化的语言序列中剥离出来，摆脱了合乎情理的惯常的叙事模式，拨弹起诗歌叙事“陌生化”的“不谐和音”。

一、碎片化叙事

新世纪以降，当我们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入商业化社会，进入后现代进程的时候，由于历史事实、现实事件的碎片化、模糊性，世界缺少了统一的整体轮廓，进而阻碍了人们认识某种事物、主题的常规路径。那光怪陆离的现代世界在诗人内心投射出了荒诞而斑驳的影像，一种含混断裂、歧义丛生的“不谐和音”应运而生，“于是我们拟使文呈星形裂开，有若轻微地动，将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整体块料，（阅读仅理解其光滑的表面，此由句子的连贯动作极细微地接合起来而致），叙述过程的流动的话语，日常语言的强烈的自然性，均离散开来。”可以说，后现代社会给予诗人展现先锋精神的舞台，星罗棋布的诗群各显神通，打破了固化的叙事策略，以碎片化叙事追求艺术上的终极探险。

研读新世纪诗歌，碎片化叙事可以概括为两类表意形态：语意的碎片化和语词的拼贴化。语意的碎片化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词语之间缺乏逻辑线索、句式跳跃、语意交错，诗歌内部细节、局部均具有明晰的语言结构、能指意义和纵深感，但作者宏观上有意遮蔽了语句间的关联性，曲解词语的本意，文本显现出了陌生化、超验性的裂变，使诗歌走向不知所终的叙事迷宫。如余怒的诗歌，其诡谲、恐怖的意象就常常影响全诗的风格，尤其是长诗《饥饿之年》，在一片阴森、乖戾、荒诞的氛围中，诗人构建了一段“文革往事”，刻录下一个孩子的童年和残疾叔叔的历史，其中长腿的邮递员、红卫兵、大骨架的胖姑娘、残疾人、各种动物等粉墨登场。诗人细致入微的生理、心理发掘，背景性的历史环境、时代特点的交待，都被不连贯的叙述思路扯断，衍生出了离奇、病态的小说式情节。那些独立成篇却“生长异常”的诗歌章节，打破了常规的阅读习惯，语言风格极尽夸张、狂欢、暴力和想象，非正常年代人们内心压抑的惊悚、颤栗、欲望交糅互渗，犹如梦魇般的咒怨，形成了张力结构明显“不谐和音”。余怒最终撕裂了《饥饿之年》的整体性和有续性，逾越了历史与现实、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泾渭，向一种跨文体、多元化的诗艺先锋探寻。

语词的拼贴化中诗人拆解、剥离了短语的固化结构，独字独段或无限拉长字句，语言上减少停顿或插入语感上的“不谐和音”，制造阅读障碍，拉开了审美距离。语词不再专情地为诗歌服务，一跃成为诗页的主体、主角，主动参与了诗歌的构建过程，展示了“词”本身的诗性魅力，“他（马拉美——笔者注）只有一个选择：消失，蒸发，把自己变成纯粹的无名声音，不断吐出话语，因为，话语才是诗歌创作的真正主角。这个纯粹的无名声音，这个诗句得以发声的根源，就是懂得剥去自己凡人外壳的诗人的声音。”如安琪的《菜户营桥西》便以晦涩、难懂的诗句记录了现代人思想意识形态的纠结、躁动与焦灼，裸露出了诗人叙事诗学的特有魅力：“自此我们说，可以拐弯了，可以走辅路走路漫漫的路/其路也修远其求索也艰辛其情也苦其爱也累其人其物/不值一文其生已过半其革命已成功或尚未成功其遭遇/也丰硕也奇异也幸福也荒诞那么我们说，你还要什么/你，在路上的你，追赶时间的你，欠死亡抽你揍你的/你，女性主义的你，你还想要什么？//菜户营已到，这左一道右一道的桥嫁接在空中使平地/陡然拔高几米，你转悠其间自此我们说，可以安歇了/那些临近崩溃的楼层在夜晚换了面目，孤云缠绕某夜/我们看见月亮像白血病患者惨淡的脸凄清而哀怨某夜/凉风曝光了草丛中草拟的意识流我们在长椅上的幻想/那些过往的困惑因絮叨而成型而复活落迹于刹那光影//我们，在路上的我们，被时间追赶的我们，热爱活着/的我们，并不存在的我们，我们还能要什么？”安琪本人遵循着一位女性的常规生活方式，平静安适、满怀善心地做自己的“小女人”。但是，诗人精神上却异常认真地从事着一种深度的创作和思索，其诗歌叙事的碎片化程度足以让人望而却步。安琪作为语词拼贴的高手，流露出了智性的诗品，此诗更新了人们对语言认知的寻常法则，冒险地将诗歌叙事推向极致，极端化地呈现了安琪式的高难度写作：使头脑中混杂无序的“意识流”不分前后同时占据诗歌的要塞，取消了语言书写中词语出场的先后次序，尽量展现纷繁的意识中语言的“原生态”力量。对于安琪来说，头脑就相当于一个容器，海量信息数据同时注入其中，写作时大脑的遴选和使用过程语言并置、碰撞和吵杂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安琪的诗歌形式、叙事特征常常令人惊讶不已，拍案称奇。这首诗本意是探讨人们生存中流露出的绝望和无助的状态，可是，其终极意义被悬置起来，给读者最直观冲击的是那超容、超速的字句和碎片化的叙事，在看似秩序失范的混沌世界里，意识的信息要素随意、任性地扑面而来，争先恐后地挤进诗歌，造成了一种应接不暇的阅读效果。

二、“反常性”叙事

“反常性”叙事是新世纪诗人的特殊写作经验之一，它给读者带来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构成一种刺激人心的“不谐和音”——虽为“反常”，实则是从另一维度挖掘日常生活的“正常”状态，解构了常规的思维准则，来看待大家习焉不察的生存表象。“谁若想令人吃惊、制造诧异，他就必须使用反常的手法。当然，反常性是个危险的概念。它会造成这种假象，即存在一个超越时间的常态。反复出现的情况是，某个时代的'反常’者往往成为了下一个时代的常态，也即实现了与时代的同化。”而这种同化性的常态，今天看来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诗歌的边缘化、艺术技巧的先锋化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都使新世纪诗歌的“不谐和音”不可能彻底消失，这种不可同化的“反常性”对部分诗人来说恰恰是其诗歌的迷人魅力所在。

新世纪诗歌的“反常性”叙事主要体现在“及物”世界当中。诗人将日常生活以紊乱的方式塞进诗歌，使诗行充斥着“不谐和”的紧张、龃龉、堕落、冷漠、乖戾、恐惧、困惑与怪异的氛围，无形中扩容了诗歌叙事的多义表述空间，勾画出歧义丛生、幻想纷扰，或者阴暗冷郁的种种生活幻象。如周亚平的《2010年3月6日》：“她打我电话/我接了。//她听到我气喘吁吁/（气喘吁吁？）//她问我在哪里/我说在砖头上//'你在哪里？’/'在砖头上。’//'你身边是谁？’/'美女’//'你在哪里？’/'砖头上！’//'你身边是谁？’/'美女，老外。’//'谁？’/'老太’//'你在哪里？’/'砖头上。’//'砖头？/你在干吗？’//'干吗？’/'什么马也没干！’//'我挂了？！’//'挂吧！’”，诗人把琐碎的流水账般的日记体式，堂而皇之地写入诗歌，其中刊载了一段电话中的“会谈”，男女双方简短的对话、重复纠缠的语言、令人一头雾水的问答，无不生动传神地剪辑出了一幅现代生活的画面，扑朔迷离的言辞令两人毫无沟通的可能，最后只能草草挂掉电话。如今，手机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电话”自然进升为当代诗歌的写作素材之一，诗人通过手机通话逼真地模仿了人们呆板、无聊、凝滞的状貌，把日常的横截面打造成了叙事的噱头，陌生化地反映出语言本身的“反常性”，变相地揭露了生活的真实境遇。所以，这种极端化的言说使诗歌叙事的“反常性”与真实性杂糅于一处，让语言意象衍生出来的遥远感和隐秘性产生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从而通过叙事理念制造出的语词暴力唤起人们对凡俗生活中善与恶、真理与谬误的区分和理解，像谢湘南的《一辆公共汽车有多少上落站》、《对抗》、《飓风》等诗，杂陈“蜗居”了众多“不谐和”的物象：死鱼、妓女、尸体、骷髅、梅毒、淋病、大麻、子弹、生殖器、垃圾、钢铁的汁液、鸡奸者、皮条客、毒蛇、婊子等等一连串刺目的词语扑面而来，瘟疫般的肆虐，犹如艾略特的荒原和波德莱尔的巴黎街区，散发着各类腐肉混杂发酵的气息，给人以悚然、不适的感受。此种融合现代因子的“反常性”叙事，关注的实则是人类的命运和存在的悲剧，这也正揭示了时代环境的种种“癌变”以及现代人内在焦虑的核心问题。

亲情乃是世俗生活的重要向度，而岁月的流逝却让诗人体验到了时间的残酷划痕，像近些年，悼亡诗就经常出现，悲痛中凝缩成一道厚重而又难以逾越的槛儿，汇聚了诗人们感人、真挚、浓烈的亲情体味。但部分诗人的悼亡叙述显然与我们感情表述的正常逻辑大相径庭，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反常”味道，如安琪的《每个诗人一生都要给父亲写一首悼诗》，时间的残酷无情隔绝了生者与死者的联系，诗人拿起笔时清晰、深刻地感受到了悲痛的重量，无法自拔。安琪用力呼唤阴阳相隔的父亲，语气凝重、情绪低沉，似乎打通了“两界”的森严壁垒。为父守灵三日的情景历历在目，诗人看着“冒着冷气的玻璃棺柜里”静静地躺着的爸爸——这个最后留给她的样子，悲痛不已，女儿不甘的目光停留在父亲冰冷的脸上，希望唤回过去的时光、逝去的父亲，可一切都随着时间毫无声息地散落，诗人只能一遍遍重温记忆中父亲的最后时刻：他是一个执拗、粗暴、酗酒、任性的父亲；是一个病榻上大小便失禁、靠氧气支撑呼吸的父亲；如今是一个化为“瓦罐中的骨殖”，被“我小心翼翼抱在胸前”的父亲。手捧瓦罐中的父亲，安琪悲伤地祈愿“请还原出那个生育过我的你”，此时，整首诗的情感浓度瞬间抬升至最高点。当然，诗歌的艺术形式与情感的彰显方式是一致的，全诗笼罩着一种冥界魔幻而恐怖的氛围，词语反复交替叠加、相互纠缠，诗句无限拉伸，时空变幻扭转，仿佛将人们幽幽地领上了勾连前世今生的奈何桥，加重了“不谐和音”的感情张力和强度。沈浩波的长诗《蝴蝶》更是秉承先锋的叙事姿态，破坏、捣毁固有的写作程序，还原了一个挣扎、狂暴、凝重、分裂的家族史，“我曾经从泥土里/一块一块摸出他的白骨/就像在麻将桌上做的那样/但却不可能，将这副凌乱的/散发着臭泥味道的骨牌/胡成一段完整的人生//将一枚小小的碎骨轻轻掷入陶罐/手法灵巧，推出一张'东风’/他是风中的人/甚至不是记忆中的/他是虚拟的人/在空无一物的历史中存在//我和他之间/站着另一个男人/瘦小、暴躁，如同公鸡般热爱鸣叫/像一条模糊的黑线，活了60多年/我了解这个称做父亲的男人/如同了解一条浅浅的水沟//但我永远不能了解你/即使现在，用掌心噙着你的白骨/试图感受新鲜的血肉覆盖于其上的温度”（《蝴蝶·第二辑》），本应对家族血脉亲情进行礼赞，至少也是“史诗”般记述的诗歌文字，被诗人“离经叛道”的讲述完全打碎，呈现出远古的玄思、诡异的冥想、粗粝的叙述，文本裹挟着家族先天性血缘的诅咒、巫师的谶语和昏黄的坟茔，叩开了一条漫向不可知命运的栈道，那里现实与历史、生界与鬼域扭转交错于歌者的抒情部落，亦真亦梦，渐次浮现出父辈与我的苍凉“秘史”。

三、“黑色”叙事

新世纪面对前所未有的消费社会浪潮，诗歌渐渐退居到边缘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放弃了对抗庸俗现实的精神武器，许多诗人自觉地关注个体的遭际与不幸，以相对中性的抒情传达“内宇宙”云谲波诡的心绪，借魔幻般的想象取代了复制现实的工笔白描，用“黑色”叙事的客观化、异质化返照大众文化“霓虹”营造的璀璨光芒，生成“不谐和”的语言变奏曲。

新世纪诗歌中的“黑色”叙事首先表现为后现代主义的狂欢，它夹杂着诸多“重金属”式的机械、灰暗、荒凉、恐惧、喧嚣、怀疑等情绪，而修辞技巧的多语义探索也造成了作品理解上的障碍。正像以极端变异为创作宗旨的诗歌民刊《活塞》一样，“我们以完全被拒绝的姿态出现，包括被时代拒绝，被当代文学拒绝，我们希望自己的写作是边缘化的，是真正非主流性质的写作；从一开始我做好了成为无名诗歌烈士的精神准备……活塞就是要把这个疼痛的时代，黑铁的时代，物质至上的时代与文学的时代捆绑起来——用另外一种价值方式进行构造并且呈现出来。”迄今为止，这本先锋意识浓郁的民刊自印了九期，诗人们倡导“黑暗美学”，推崇打击乐般的“活塞”运动的力量，绽放出“剑走偏锋”的“黑之花”，释放着当代诗歌追求“不谐和”的最强音。“我不想死，我想离开这个世界/我希望自己是一副命运未卜的纸牌被谁的脏手发到未来/我希望自己像一堆废品被银河回收，我与冥王星结伴/商讨着如何离开太阳，按照自我的轨迹环绕另一片虚空运行……我不想死，我希望与黄昏的残阳为敌，我对着晚霞睁眼说瞎话/我要在自己的灵魂上安装豪华的玻璃，让那些流逝的时光能够看清我魂魄精细的构件/我要与那些鬼汇合，冒充地狱男爵参加牛鬼蛇神的化妆舞会/我比这些亡魂要好，我认得出你们活着时垂死的眼神，你们衍生出无情的次品”（徐慢《蜉蝣》），蜉蝣作为目前已知的寿命最短的昆虫，有朝生暮死之称，诗人借蜉蝣之眼观察时代幻象，叙事过程震撼人心：不断拉伸的句子混合着神秘、怪诞的语意，重叠罗织的层层黑色意象搭配毁灭性的情感节奏，为诗歌的叙事渲染出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有力地扼制了世俗生态的渗透，走向反物质主义的极端，梦魇般地展露出暴力、绝望、惨烈的叙事倾向。“'每篇诗作中都必须闪现出混乱。’新的诗歌创作造成了全面的'异化’，为的是将人引向'更高的家园’。它的'操作’就在于，如何像'采用数学方式的分析家’那样从已知中推出未知来。诗歌创作从主题上来看依从偶然，从方法上来看依从代数学的抽象，这种抽象与'童话的抽象’相通，都摆脱了因'太过清晰’而受损的惯常世界。”这种伴随着摧毁与重建的“黑色”叙事同样发生在诗人乌鸟鸟身上，坚硬、尴尬、悖论、嗜血、异端、不润滑甚至艰涩无解组成了其诗歌的底色，像他的《玻璃食客》、《鲜奶与坦克》、《9月24日在海南澄迈看见大海辽阔的舌头》等诗中，陈列着“高空坠落的肉砸向蓬松的雪堆”、“剔着牙缝间的玻璃渣”、“从它的牙缝里我忽然抠出了一只塑料袋”等极其“丑陋”的诗句，“诗人被迫不断地再造语言是毋庸争辩的事实。正如艾略特所说，诗人的任务就是'打乱语言、生成意义’。”乌鸟鸟对语言的萃取与冶炼充满了强烈的审丑意味和末世感，这些促使作者与80后的青春诗情告别，沉入更为冷峻的人生思索和意义探究，对人类的生存境遇做出了强力回应。

此外，布满“黑色”叙事的诗歌还直视阴冷的社会暗角，暴露出现代文明光鲜的表面背后流淌的无法净化的污秽杂质，沈浩波与其诗歌深邃的内涵正是这种“不谐和音”的超量释放。如今，单纯的“下半身”理论和激进的审美诉求已经不能满足诗人写作的宽幅，沈浩波的“黑色”叙事化解了纯粹肉体快感释放的荷尔蒙能量，将词语凝聚为知识分子关于道义良知的叩问，抵达了一片血淋淋的真实场域：“事实上马鹤铃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显得丰腴而周正/事实上她身患艾滋并且已经开始发作/事实上这个村子里有成百上千像她这样等死的人/事实上娶她的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男人/事实上这个男人也只能娶一个艾滋病人……事实上这个女人还能在床上叉开双腿/事实上这个女人身上还有很多肉/他真希望她永远不死这样他的床上/每天晚上都会躺着一个还活着的女人/事实上村子里给大家都发了避孕套/事实上娶他的男人从来不用避孕套/事实上她问过他难道你不怕传染上难道你/不怕死吗？……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卖血卖的事实上”（《文楼村纪事·事实上的马鹤铃》），沈浩波将我们领进一座充满悲情的“艾滋病村”，踏上了一片后工业社会的坚硬土地，那里蔓延着贫穷、绝症、死亡，空气里充斥着生命腐败的气息和疾病的味道，诗人的身体语言触及的是中国最悲痛、最不幸、最麻木的人群之一，是现代文明滋生又被现代文明遗弃的“另类”存在。村民即将凋谢的躯体演变为艾滋病毒繁衍生息的温床，失去了生命的尊严，只能兽一般地匍匐于大地，挣扎着生、挣扎着死，进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巨大隐喻。诗人以浓稠的“黑色”叙事揭穿了现实生活的温情面纱，直面艾滋病人赤裸裸的肉身与欲望、疾病与不幸，那残酷的现实感摧毁了一切感官、心理和道德的防线，把身体史与时代史完美演义出来。

新世纪历史语境的变迁，为1990年代存续下来的“个人化写作”注入了新的能量，诗歌的“叙事性”也在不断精进完善，拓延出了多向度的写作空间。而诗歌叙事的“不谐和音”则织构了诗人艺术探索的“另类”美学，它那费解与迷人共生、现实与荒诞并置的双重诗学理念，正是诗人传情达意的灵感“交叉地带”。一如弗里德里希所言，诗歌并不一定要从宁静中寻找自足，某种不谐和的“无序”、“晦暗”状态的写作也是诗歌得以自我更新的必由出路。

文章已获作者授权

来源：北方论丛/201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