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信神仙之说，但却写了不少游仙之作。在他完整保存到现在的十九首诗歌中，述及游仙的有《气出唱》三首、《精列》一首、《陌上桑》一首、《秋胡行》二首等，共计达七首之多，占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强，其比例之高实在是令人咋舌的。以前论曹操诗歌的，极少论及这些游仙诗；论游仙诗的，也极少提到曹操，那实在是很不公允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公允的现象呢？也许是由于这样的想法：既然曹操不信奉神仙之说，那么要说他与游仙诗有什么关系似乎是很矛盾的。这种观点将写游仙诗与宣扬出世的神仙之说等同起来。可视为典型的是唐人李善为《文选》中郭璞《游仙诗》所作的注文：“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然而，这一观点却忽略了这一点：借用或干脆创造神奇的意象，本来就是诗人常用的艺术手法。莎士比亚的名剧《仲夏夜之梦》中，有这样一段话：
诗人的眼睛在狂热中转动，
从地望到天，又从天扫到地；
以想像力对莫可名状之物，
赋予形象，诗人的妙笔，
能给缥缈的虚无，
以名字和寄寓的地方。
这里对诗人所作的描述，决不仅仅适用于英国，而具有极其普遍的意义。因此，完整地说，游仙诗具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宣扬出世修道的游仙诗，另一种则是仅将游仙作为一种表达感情的意象、一种对人世的反衬、一种艺术表现方法的游仙诗。这两种性质时常会交织、混杂在同一篇作品中，然而其间难免有主次之分而使作品仍具有不同的倾向。
我们若要找出内容是游仙而并不宣扬出世的例子，是毫不费事的。早在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就已开游仙诗之先河，大段大段地描述了诗人至悬圃、憩咸池、登阆风、求宓妃等等游仙境、接仙人的情景，而大家都知道这些意象在《离骚》中不过是诗人为实现理想所作的各种探索的借喻而已。曹操之子曹植，在《辨道论》中，曾明确地说：“夫神仙之书、道家之言，乃云传说上为辰尾宿，岁星降下为东方朔，淮南王安诛于淮南，而谓之获道轻举，……其为虚妄；甚矣哉！”并且说“仙人者，傥猱猿之属”，将羽化登仙与“雉入海为蜃，燕入海为蛤”等物类变化相提并论。在思想上，曹植也与出世隐遁无缘，一生都在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可就是曹植，也写过《升天行》、《仙人篇》、《游仙》、《五游咏》、《飞龙篇》、《陌上桑》等等游仙诗，其与宣扬出世无关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以作《游仙诗》十四首著称的郭璞，在其不少《游仙诗》中所表现的也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生不逢时的感慨，其中真正以高蹈遗世为旨归的作品并不太多。
曹操的游仙诗，其题旨主要是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和对超越死亡的憧憬。总的来说，所表现的是他对生命的执著和留恋。他在《气出唱》三首中，描写自己“驾六龙，乘风而行”，遨游蓬莱，与仙人往来，获得了养气等长寿之术，然后又先后登上华阴山、昆仑山、君山等仙境，与西王母、赤松子、王子乔等仙人饮酒观舞，互祝长寿。诗中反复强调的是“寿万年”、“寿万长，宜子孙”，“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在《陌上桑》中，诗人描写自己“驾虹霓，乘赤云”直登昆仑，与西王母、东君、赤松子、羡门高等传说中的神仙相交，接受了他们传授的“秘道”，“若疾风游欻飘翩”般在大自然中飞行，最后以“寿如南山不忘愆”作结。《秋胡行》二首作于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途经散关山时。第一首写诗人在散关遇到来自昆仑的三位仙翁，询问诗人为何“困苦以自怨”，并向他形容了真人们“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的闲暇生活，希望他追随。在诗人“沉吟不决”时三位仙翁已升天而去。第二首写诗人在幻想中登上泰华山、昆仑山，与神仙往还，由此产生“天地何长久”，人生实短暂的感慨。然后，诗人告诫自己，有德行的“大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最后诗人终于在“泛泛放逸，亦同何为”的思考中宽解了自己“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的悲哀。《精列》一诗，写诗人有感于造化创造万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而盼望能驾起螭龙，登上昆仑、蓬莱，超脱于生死之外。然而，想起连大禹、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也不免一死，则神仙不死之说终属虚妄，“君子”只有承认活一年少一年的事实而“弗忧”。从曹操的这些游仙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诗有的是生命的赞歌，有的是对超越造化的自由的向往，有的则是以社会理想来克服个人死亡恐惧的理性思辨。
在屈原的《离骚》中，游仙的部分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并且借喻的作用表现得很明显。秦博士的《仙真人诗》可以说是较早出现的真正的游仙诗，其后，汉乐府中也留存了一些此类作品。曹操是集中写作游仙诗的第一个诗人，并且他的游仙诗改变了以往这一类诗意境较为单纯的情况，使游仙诗作为独立的类别，在魏晋以来处于与玄言诗、山水诗等并列的地位，其开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而作为继武者的曹植，进而以不同于乃父参差不齐的乐府体的五言诗来进行创作，又正式冠以“游仙”之名，无疑也是发扬这一诗体的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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