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之争 明世宗对礼仪的打压与君臣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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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年七月的一天，二百多位朝廷官员聚集于午门，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坚持要求新入主的皇帝拜明孝宗为先考。当然，这也给他们带来了血的代价。恼羞成怒的皇帝下令锦衣卫指挥们对这些不识时务的大臣们进行杖责。这其中的134人遭到杖责，有17人当场被打死。皇帝通过暴力的手段将这场长达三年的礼仪之争画下了一个看似圆满的句号。这场斗争的结果，则给之后的一百二十年带来了质的变化。这件事在《明史》《国榷》等史书被称之为“大礼仪”，统治者在大礼仪事件当中通过惨毒的手段强行让朝臣们认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新的时代与之前的任何一个君主都没有直接关系，燕藩直系的统治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现在的王朝不是燕藩的王朝了，从君主的角度应该是兴藩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兴藩，是燕藩宪宗下面的一个支藩。只不过，坐在太和殿里的执拗皇帝当然不想承认，也不会承认。

大礼议事件当中的皇帝叫朱厚熜，谥号肃皇帝，庙号世宗，是前任武宗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年号则是传遍历史长河的“嘉靖”。他在民间的声望可以与他的先祖洪武皇帝、永乐皇帝及其孙子万历皇帝相提并论，不同的是，朱元璋、朱棣给帝国带来了强势，而性格与之极为相似的他却使得本来已经衰弱不堪的帝国进一步遭到磨损，燕藩直系的统治已经不得人心了，但是这个支藩并没有将这种危亡的局面成功的扭转过来，在他在位的四十五年当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云雾缭绕的炼丹炉和斋醮当中度过的。在他统治的后二十多年当中，蒙古的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屡屡率众掠夺。边疆军民苦不堪言。内阁中则出现了以严嵩为首的严党集团，把持朝政达二十年之久，封闭言路，屡兴大狱，扶植党羽，残害忠良，无恶不作。皇帝本人因为长期居住于西苑而被冠以“怠政皇帝”的称号。与孙子万历皇帝一起被加以“二十余年不上朝”的“美名”。但是另我们吃惊的是，刚刚即位时的朱厚熜是有一番远大抱负的。他不是出生在皇宫的娇生惯养的皇子，而是一个远在湖北安陆兴邸的普通王世子。对楚地的百姓生活的疾苦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从小也受到父亲朱祐杬严格的教育。明武宗时皇帝日夜在豹房当中耽于淫乐，世宗刚刚即位，便下令立刻将其中的野兽、美女等等都从豹房逐出并明令关闭豹房。不但如此，新君还将自己祖父制定的“皇庄”归还于百姓。同时皇帝对自己手下的兴邸旧人们管理的也极为严格，不许他们以从龙之人的滥用权力，朱厚照在位之时，阉宦们利用皇帝对他们的宠幸胡作非为，擅自控制内阁，对廷臣们百般侮辱。世宗则以严厉的手段对这些人进行限制，在朱厚熜统治的四十多年间，宦官们都不敢过度放肆。《宦官传》明确记载“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张佐、鲍忠，麦福、黄锦辈，虽由兴邸旧人掌司礼监，督东厂，然皆谨饬不敢大肆。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另外，皇帝非常注意对内阁的文臣进行培养和使用，从嘉靖朝开始，内阁的相权在皇帝的支持下终于真正的脱离了皇权独立起来，因此而获得了较高的政治效率。试问，嘉靖帝真的昏庸的话，这些事情岂能做的出来？同样地，没有这么丰厚的政治经验，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出如此令世间震撼的大事！这怎么是一个庸才君主所干的出来的呢！

熟知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大礼议事件是皇帝在应该以明孝宗还是兴献王作为皇考的问题上与大臣发生的矛盾而产生的政治冲突。那么，我们就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究，第一，朱厚熜为什么要让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作为自己的皇考，这出于什么政治目的。第二，大礼仪事件的产生是如何影响到了明代嘉靖朝的统治。第三，皇帝为什么由最初的励精图治而渐渐变成了后来的所谓的怠政？笔者认为，第一个结论必须要从他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和自己本身的性格说起，而后两个则要从大礼仪的整个过程与皇帝之间的冲突说起。

兴献王朱祐杬，是明宪宗的第四个儿子，母亲邵氏，出身低微，但知书，有容色，由后来朱祐杬本人的性格特征来看，邵氏也是为知书达礼，为人谨慎的女性。生于成化十二年，成化二十三年封兴王，弘治四年婚于蒋氏，弘治七年之藩安陆。自弘治七年至正德十四年的二十六年当中，身居安陆的兴王勤于政事。曾向皇兄孝宗上书陈书五事，深得孝宗的信任。兴王本人对诗书极爱，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生活简约有制，对楚人当时的贫困生活有着较深的认识。《明史》记载兴献王“王嗜诗书，绝珍玩，不畜女乐，非公宴不设牲醴。楚俗尚巫觋而轻医药，乃选布良方，设药饵以济病者”，其中绝珍玩，不蓄女乐，这些在明代中期已经很少见，与兴王同时代的，能够相提并论的仅有楚王朱显榕、蜀王朱让栩、益王朱祐槟等少数藩王宗室。而“非公宴不设牲醴”则证明了兴王在廉政方面的体现，即防止了官员们因此而产生的贪污，又给安陆节省了很多没有必要的钱财。另外，兴王针对楚俗轻医药的弊端，亲自选择良方并且救济百姓，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百姓对君主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是要保证自己的粮食和身体，藩王亲自赈济药物于百姓，这充分表现了那个时代贤君的特征。对于藩邸臣子的上书，兴王对其尤为重视。“长史张景明献所著《六益》于王，赐之金帛，曰：“吾以此悬宫门矣。””正德年间，宗藩中的不安分者对武宗的统治出现了怀疑和觊觎的心态，特别是兴邸南边的宁邸，更是表现的时不我待。而兴王却能安安稳稳的治理自己的治所，与当地的地方官相互配合。朱厚熜本人于正德二年（1507年）生于兴邸，年幼的他就接受了父亲的文化思想的熏陶，父亲对他的影响到了嘉靖十八年依然存在，可见兴献王在世宗心目当中的地位，这也是世宗为什么无法接受自己作为伯父朱祐樘的皇子的原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兴王的勤政使得朱厚熜有心去重振明朝，如果不是大礼议给他带来的现实上的沉重打击，朱厚熜或许会成为一个有为之君，明代的政治或许不会在嘉靖朝迅速恶化。

除了父亲对自己思想的引领以外，朱厚熜希望自己能像自己的先祖洪武帝朱元璋一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实权的君主。在明世宗以前，真正拥有实权，强迫朝臣听从自己意志的只有太祖和成祖两人，而其他君主们则被正在处于顶峰状态的士大夫们所推崇的礼仪强行的进行控制。皇帝看似有着绝对的皇权，但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所视为的“顽固”的士大夫监视着，明朝的君主们虽然是帝王、天子，但是他们的祖先则是地位最贫贱的老百姓，他们的思想都是小民思想，自己的私心表现的也是非常之重，自然不愿意被礼法操纵，于是就出现了明景帝及明武宗这样有打破传统礼仪，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君主，这也使得君臣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时期迅速激化，但是最终的结果他们不得不以悲剧的命运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世宗同景帝、武宗一样，但意志也高于前者，他所希望的完全是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洪武”模式，然后以他的意志来管理天下，我们看嘉靖初年皇帝采取的一系列决策，虽然很多都是在大学士杨廷和、张孚敬的匡助之下完成的，但杨廷和及以后的张孚敬都必须要将这些汇报给他，没有他的授意这些针对武宗朝政弊的改正是完成不了的，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朱厚熜的治国能力实际上是可以称道的。

但是，大礼议的产生将朱厚熜的这些梦想统统打破了，而朝臣们对这位思想古怪的君主也失去了耐性，在礼仪和亲情面前，即将要合力治国的两大体系因此产生了矛盾。大礼仪事件中的残酷，使得皇帝丧失了对政事的兴趣。也给嘉靖时代的政局带来了危机。

礼法至尊与亲情为上的理念碰撞从朱厚熜赶到紫禁城的一刻开始了。《杨廷和传》记载“其笺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览礼部状，谓：“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为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仪，世宗不听。乃御行殿受笺，由大明门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礼部给出的要求是“皆循皇子嗣位”而世宗的态度则是“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为皇子也”，朱厚熜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自己要控制朝政，与宗法观念对抗的端倪，循皇子嗣位，就是通过皇子的形式来继承，实际上是要入主的藩王继承孝宗朱祐樘的皇位，这反映了两个方面，从浅的方面来讲，是兴世子做孝宗的皇子，做武宗的皇太弟。从深一层的理念看，则是延续燕藩直系的统治。而朱厚熜的表态，嗣皇帝位而非皇子，非皇子，已经拒绝承认继承武宗的帝位，而嗣皇帝位，从礼部的分析来看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意思，即有可能嗣孝宗皇帝位，也可能嗣兴献王的“帝位”。而从朱厚熜的角度，他则是要重新建立一个与前朝燕藩直系没有亲情血脉瓜葛的新时代，他继承的是兴藩的皇位，而不是燕藩的。只不过，刚刚进入北京的朱厚熜还没有马上将他的目的彻底暴露在他的礼法敌人—朝臣面前。

明世宗入主北京之后，大礼仪问题就正式摆在了君臣面前，内阁和礼部将已经草拟好的礼仪思路上书皇帝，即以明孝宗为皇考，以兴献王为皇叔父（皇叔考兴国大王），以兴王妃蒋氏为皇叔母（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并且要以益王朱祐槟的次子崇仁王朱厚炫即兴王位，奉献王祀。世宗的反映则是命廷臣再议。这是世宗透露自己不满的一个表现，但是，此时的世宗还没有被朝臣彻底激怒，首先，张璁和桂萼还没有作为议礼派的代表来与杨廷和、蒋冕等人进行对抗。自己的地位和意见并没有得到朝臣的承认。其次，世宗对武宗朝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疏远给帝国统治带来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明白必须要与这些勋旧们要尽可能的以较为和平的、低成本的方式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和朝臣们撕破脸皮。毕竟杨廷和在帝位悬空的四十多天当中成功的扫灭了钱宁、江彬等人的势力，世宗对这位已经年过花甲的大学士也颇为忌惮。于是心中郁闷的君主只好采用温和的办法来“讨好”朝臣们（然每召廷和从容赐茶慰谕，欲有所更定），但是杨廷和、毛澄等人岂能是用慰谕、金钱所买通的？因此，无论朱厚熜怎么婉言请求，深受儒家理学思想禁锢的士大夫们依然不以为然。朝臣对自己意愿的抗拒，也给世宗的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发现，采取与孝宗一样的温和态度是根本无法达到自己目的的，虽然，朝臣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让步，但是并没有真正给自己一个相对满意的答案。在朝臣们的抵制之下，世宗骨子当中的暴戾因素开始逐渐外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张璁的进士站了出来。公然在礼法至尊气息之上的朝堂喊出了“继统不继嗣”的口号，这给世宗态度的急剧变化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世宗要将兴藩这个燕藩支藩从燕藩当中独立出去，皇帝为什么要给父亲加帝号，为什么不允许益王的儿子朱厚炫来继承兴王的王位。首先是兴藩的独立，这一点笔者在之前有所提及，朱厚熜是希望成为一个向先祖洪武帝一样有着独立的、有足够权威的君主，如果是做燕藩的皇嗣，那么，他就必须要按照燕藩时代的统治者们定下的礼法，这样他的年幼的劣势就会被对礼仪纲常熟悉的朝臣们控制住。嘉靖时代的帝国必然是朝臣的帝国，而他本人将变成一个象征性的木偶，这不是一个欲有作为的君主想看到的现象。将兴藩从燕藩系统中脱离出去，他将拥有足够的权力自由，并且可以以自己的意志去管理自己的王朝。其次是给父亲加帝号，笔者在最初的理解是世宗对父亲兴王教导和血缘关系产生的亲情而感性的给父亲以皇帝的封号。后来将朱厚炫即兴王位的提案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朱厚熜的这个举动实际上要证明自己不是由藩王入继大统的形式而是即父亲的“帝位”而上位的，其目的在于对自己皇权的巩固和证明自己皇位的正常即位性质。因为一旦父亲不能得到帝位的封号，那么自己将一直被朝臣们当做一个藩王，这个状况和半个多世纪前的明景帝一样，他在朝臣的眼中只是一个穿着皇袍的藩王，只是一个代理皇权的藩王，而不是一个皇帝。如果自己敢有任何与礼法相悖的意志，那么他将被毫不犹豫的抛弃。被废掉的君主的结局在前朝都有例子，不但失去了皇帝的待遇，甚至要将生命也搭进去。如果父亲被封为皇帝，那么自己就是皇帝了。明朝的大臣们在礼仪上比唐朝以前的大臣们要顽固的多，这样他们废掉自己就会失去礼法的支持。其三，拒绝朱厚炫即兴王位的提案，这一点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从亲情方面来看，朱厚炫是他的堂兄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不适合继承王位。从兴邸的角度来说，兴邸是世宗起家的地方，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龙兴之所往往是不能随便交给他人的，更重要的是，皇帝担心朱厚炫上兴王位之后会对自己的帝位带来冲击。兴献王是孝宗的长弟，孝宗一系终止之后，按礼法的排序应该由兴王来入继大统，朱厚熜之所以能够上位正是因为自己是兴王的儿子并且是独子。因为自己就是由兴王上位的，而且这个时候自己在朝廷当中的地位还不稳固。一旦自己被权臣赶下台，那么，朱厚炫就可以以兴王（兴献王子）的位置取代自己。为了防止朝臣们再次利用礼法来重复自己上位的故事。皇帝决定彻底将兴王从宗藩当中抹掉，这也同样反映了兴藩就是皇族的意志。

张璁从皇帝不断的驳回礼部奏疏的过程当中看出皇帝想要摆脱皇族礼仪的控制。这位已经年过不惑的进士对朝政已经有了敏锐的嗅觉，现在看到杨廷和、蒋冕为首的群臣执拗的用“僵化”的朝礼与皇帝对峙，而皇帝也正在寻求朝廷中的潜在支持者，如果自己能够站出来替皇帝说话。不但能够得到皇帝的宠爱，更能有机会扳倒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集团。在这种投机思想的怂恿下，张璁在正德十六年七月提出继统一说，以后的三年当中，张璁逐渐建立起来了以自己为核心，以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为骨干的继统派，与杨廷和、毛澄为代表的继嗣派相互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