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孝亲”是全社会都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规范。《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同时也是全社会讲求孝道的经典，不论是帝王的宫廷，还是州县的学校，《孝经》都是封建士子的必读书之一。朱厚熜自幼就由父亲讲授《孝经》，对于应该如何孝敬父母、曲尽儿女之情，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再说，他毕竟是个只有15岁的少年，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来没有分离过，对母亲的思慕和依恋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以至在从安陆州进京的途中他天天都想念母亲，长史袁宗皋不得不常常安慰他。
进京即位后的第三天，朱厚熜对阁臣们说道：“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预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咸取来京。”阁臣们知道皇帝思母心切，不敢怠慢，忙由兵、工二部各差郎中一员，沿途整治行装供具，派司礼监太监秦文和内官监太监邵恩等捧笺前去迎接。那封笺是杨廷和起草的，上面写道：“大统既承，义贵致专于所后，至情攸系，恩当兼尽于本生。爰展孝怀，庸伸至养。恭惟母妃殿下，钟祥茂族，媲美先王，性每笃于仁慈，化素彰于俭约。仰惟圣德，诞育眇躬，属缘伦序之宜，入嗣基图之重。恭承九庙，日理万机。虽允慰乎众心，实仰成于慈训。顾瞻左右，念省问之音疏，徒倚晨昏，眷睽违之地远。劬劳罔极，慕恋弥深。特遣近臣，往迎旧邸，共享升平之福，永膺寿考之休”（《明世宗实录》卷1）。
送走了迎接母亲的使臣之后，朱厚熜又向朝臣提出了议父亲兴献王封号的问题。那是在四月二十七日，即位后的第5天，朱厚熜第一次在西角门朝见群臣，他首先命礼部定议武宗的谥号，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这本是朱厚熜按照孝道而提出的要求，但是，由于这涉及到宗法文化传统下帝系继承的问题，阁臣和朱厚熜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最后竟至酿成明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大礼议。
所谓“孝”，是中国特有的建立于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伦理范畴，它主要是要求子女事亲要“敬”、要“顺”，即要求家庭成员对其家长的恭敬、忠诚与顺从。《说文解字·老部》讲：“孝，善事父母者。”古人认为：万物都本于天，人本于祖，所以为人应该孝。根据《礼记》的说法，孝有三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就是说：大孝者要恭敬地尊崇自己的父母，次一等的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而使父母遭受耻辱，再次一等的是能赡养父母。《孝经·开宗明义》就讲道：“子曰：'大孝，德之本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孔子在这里把孝作为道德的根本，从爱护自己的身体开始，到建功立业以显扬父母之名终了，孝行成为士子必须遵行的道德践履。
朱厚熜根据自己对《孝经》的理解，要求廷臣们议兴献王的封号，原来只是想在祭祀父亲时有个名号，他并没想到会有多大阻力，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他的预料。礼部尚书毛澄接受了嘉靖帝朱厚熜的指示后，感到事情很为难，于是他就去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其实早已胸有成竹，他拿出自己从古史中选辑出来的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两个事例交给毛澄说：“这些足可以做为典据了。”毛澄看了以后不禁连连称善，佩服杨廷和的政治才能。
杨廷和所依据的两个事例是这样的。西汉末年，成帝没有儿子，便将共王之子定陶王取入宫中，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哀帝，为了使共王不致断后，又别立楚孝王之孙刘景为定陶王，作为共王的继承人。宋仁宗也没有儿子，取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入宫，改名曙，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英宗。这两个皇帝都是由藩王而被立为皇太子，然后即位为帝，这属于宗法制中的过继法，过继者要以被过继者为父，作为被过继者的后人而行事，也就是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杨廷和之所以选出这两个事例作为典据，主要是从大宗、小宗的角度来考虑的。按照宗法制的规定，大宗是不可以绝后的，如遇大宗无子时，要由小宗过继给大宗，继承帝系，奉祀宗庙。杨廷和的用意很明显，就明朝来说，宪宗——孝宗——武宗是大宗，是帝系之所在；兴献王——朱厚熜是旁支，属于小宗。朱厚熜以旁支入继大统，自然要继大宗之后，所以杨廷和提出：“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明史》卷190）。杨廷和完全是从维护皇位继统的目的出发的，他以为自己的看法完全符合中国宗法文化的传统，无人能够否定，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所以把话说得斩钉截铁。但是，他没有想到，不赞成他的正是他定策迎立的这位嘉靖帝，并且最后竟至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斗争。
正德十六年五月七日，礼部尚书毛澄会集文武群臣60余人，通过了杨廷和提出的建议，然后上奏给嘉靖帝。那奏疏说道：“考之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皇太子本生父也，时大司空师丹以为恩义备至。今皇上入继大统，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兴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继仁宗后，是为英宗，宰臣请下有司议礼。时知谏院司马光谓：'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判太常寺范镇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复以濮王为考，于义未当。’乃诏立濮王为濮国公，奉濮王祀。
程颐之言曰：'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然所生之义至尊至大，宜别立殊称，曰皇伯叔父某国大王，则正统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极矣。’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皇上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皇上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妃，皇上俱自称侄皇帝，则隆重正统与尊崇本生恩礼备至，可以为万世法”（《明世宗实录》卷2）。嘉靖帝见到了这份奏疏后，大为恼火，生气地说：“父母就可以这样随便更换么?”他驳回了奏疏，命礼部再议。
面对着廷臣们一致的奏议，嘉靖帝虽然很不高兴，但他自己一时也说不出什么道理。为了使议尊号之事能尽快解决，15岁的小皇帝采取了软的一手，他想从感情上打动杨廷和和毛澄。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嘉靖帝经常召杨廷和到文华殿，赐座赐茶，软语慰问，试图使杨廷和改变主意，但是杨廷和主意已定，无论嘉靖帝怎么说他都不为所动。对毛澄嘉靖帝则采取了另一种手法，他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宦官到毛澄家，这个宦官一进屋就对毛澄下跪磕头，不禁使毛澄大惊失色，毛澄赶紧扶起这个宦官，问他因何如此，宦官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请公一定更改上次的议论。”说着就从背囊里拿出了许多黄金送给毛澄。毛澄见是这样，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愤然说：“老臣虽然年老糊涂，但是绝不能毁坏典礼。如果这样的话，我只有一去，不再参与议论了。”那个宦官见收买不动，只好回去向嘉靖帝复命。
嘉靖帝和以杨廷和为首的廷臣们的争论，已经是朝野尽知的事情了。在这场争论中，嘉靖帝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从学识、还是从阅历、资历等方面，他都抗争不过这些廷臣们，他刚刚从安陆州来到京城，朝廷中几乎没有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先把事情压下，慢慢再想办法。而杨廷和这方面则人多势众，且都是做事练达、政治成熟的老臣，要想战胜他们，没有对古礼的深刻了解、找不到他们议论的破绽是不行的。于是，在经过三上三下之后，嘉靖帝决定将奏疏留中，等待事情的变化。
果然，到七月初三日，新科进士张璁的上疏给嘉靖帝带来了转机。张璁是浙江永嘉人，字秉用。他长得体貌魁梧，胸怀大志，从24岁中举之后，在弘治、正德年间7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运气不佳，都没有考中，后来在姚溪山中的罗峰书院当祭酒，以授徒为生。由于七试不第，他有些心灰意懒，不想再参加科举考试。正在这时，他早先结识的长于星相术的御史萧鸣凤给他相了一面，对他说：“你从此以后，三年成进士，再过三年就当骤贵。”这一番话犹如给张璁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他又鼓起了应试的决心，终于在正德十六年考中了二甲进士，这一年他47岁。张璁等一班新进士在五月十五日经过嘉靖帝的廷试后，被分派到各部去观政，他到了大理寺。当时正值嘉靖帝和廷臣为议礼之事争执不下，张璁密切地注视着这场争论。他既看到了嘉靖帝势孤力单，需要支持；又看出了杨廷和等人的破绽所在。但是，站出来支持嘉靖帝是要冒风险的，他知道杨廷和绝不会容忍。当议礼之事初起时，他的同乡王瓒正任礼部侍郎，他曾经对王瓒说过：皇帝是入继大统，不是为人之后。王瓒就对杨廷和说了这个意思，谁知杨廷和怕王瓒阻挠议礼之事，就把王瓒改官南京，赶出了京城，张璁为此着实懊恼了一阵子。不过，张璁又想起了御吏萧鸣凤的话，他觉得这正是个机会，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最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不怕冒和全体廷臣对立的危险，站出来为嘉靖帝说话。
七月三日，张璁将自己写好的奏疏进呈给嘉靖帝，那奏疏上写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陛下嗣登大宝，即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诚大孝也。今廷议乃执汉定陶、宋濮王故事，谓：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复顾私亲。夫天下岂有无父母之国哉?《记》曰：'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夫汉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预立为嗣，养之宫中，其为人后之义甚明，故师丹、司马光之论行于彼一时则可。今武宗皇帝嗣孝庙十有七年，未有储建，比于崩殂。而执政大臣方遵《祖训》，定大议，以陛下聪明仁孝，伦序当立，迎继大统，岂非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故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而未尝著为人后之义。则陛下之兴，实所以承祖宗之统，而顺天下之心，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亲疏异同较然矣!议礼者皆谓：孝庙德泽在人，不可无后，假令圣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无后兄之义。且今迎养圣母，以母之亲也，称皇叔母，则当以君臣礼见，恐子无臣母之义。礼，长子不得为人后。况圣考所生，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自绝其父母之义。宋儒程颐有曰：'礼，长子不得为人后，若无兄弟，又继祖之宗绝，亦当继祖。’此正陛下今日之谓也。故在陛下谓入继祖后，而得不废其尊亲则可，谓为人后以自绝其亲则不可。夫统与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汉文承惠帝后，则以弟继。宣帝承昭帝后，则以兄孙继。若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然后谓之继统，则古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谓之统矣。或以魏诏谓：由诸侯入继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此为外藩援立者防，非经常之典也。故曰：礼，时为大顺。次之，臣窃谓今日之礼，宜别立圣考庙于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考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矣。今议者不稽古礼之大经，而泥末世之故事，不考圣贤之成法，而率曹魏之旧章，此臣之所未解也。乞以臣言下礼官详定”（《明世宗实录》卷4）。
在张璁上疏之前，嘉靖帝只凭直觉感到杨廷和的说法不对，但他说不出不对在什么地方。他对古礼的知识了解得还太少，所以讲不清道理。张璁的奏疏，有理有据，对杨廷和和毛澄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嘉靖帝看了以后非常高兴，马上派司礼监宦官送到内阁，并传达他的旨意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你们这些人为何误朕?”杨廷和并不以一个新科进士的议论为然，他回答说：“一个书生，怎么能知道国体?”又让司礼宦官把张璁的奏疏拿了回去。嘉靖帝很有些不快，但他也奈何不得杨廷和，国家的一应政务还都得依靠他。嘉靖帝无奈之际，又拿起张璁的奏疏仔细读起来，反复读了几遍之后，嘉靖帝高兴地说：“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明史》卷196）。于是嘉靖帝马上在文华殿召见杨廷和、蒋冕和毛纪等人，对他们说：“至亲没有超过父母的，你们所说的都有道理，但却使朕对父母养育之恩无法报答，现在朕欲尊父亲为兴献皇帝，母亲为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说着，嘉靖帝就将自己已经写好的手敕交给杨廷和，意思是让杨廷和按手敕的封号草拟诏书。
嘉靖帝以为杨廷和能够按照他的意思草拟诏书，可是他估计错了。杨廷和等人到内阁互相一商量，又给嘉靖帝上了一封书，说道：“皇上圣孝，出于天性，臣等虽愚，夫岂不知礼谓所后者为父母，而以其所生者为伯叔父母?盖不惟降其服，而又异具名也。臣等不敢阿谀顺旨。”把嘉靖帝交给的手敕退了回去。接着，支持杨廷和的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御史王溱、卢琼等人纷纷上疏弹劾张璁，要求对他给以惩处。嘉靖帝对这些弹劾张璁的建议很不以为然，但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他还是命令礼部加以讨论。八月，礼部尚书毛澄上议，支持弹劾张璁的建议，请求对张璁加以训戒，嘉靖帝对此不予理睬。事情又进入僵持状态。
九月二十五日，嘉靖帝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州抵达通州，再次打破了僵局。在蒋氏尚未到达时，礼部拟订的仪注是由崇文门入东安门进宫，嘉靖帝不同意。礼部再议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进宫，嘉靖帝还是不同意。最后嘉靖帝自己定议：由大明中门入宫，然后谒见太庙。嘉靖帝的定议一出，满朝官员议论纷纷，都说没有女人谒庙之礼，太庙不宜让女人进入。张璁为此又倡言道：“虽天子，必有母也，焉可由旁门入乎!古者妇三日庙见，孰谓无谒庙礼乎!九庙之礼后与焉，孰谓太庙非宜入乎!”在迎接蒋氏的仪仗上也发生争执，礼部建议用王妃凤轿仪仗，嘉靖帝命改用母后驾仪，同时又命赶制母后的法服，准备迎接蒋氏。及至蒋氏到达通州后，闻听朝中要让嘉靖帝以孝宗为皇考，很生气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做别人的儿子呢？”又对接她来的随从官员说：“你们这些人已经尊崇得很了，可是兴献王的尊称为什么还不定下来?”由于这一应的礼节都没确定，蒋氏拒绝进入京城。嘉靖帝听说母亲已到通州，只因父亲尊号未定，因而母亲拒绝入京的消息，不禁为之痛哭流涕。他启秉慈圣皇太后说：情愿避位，奉母亲回到安陆州再做藩王。小皇帝的坚决态度使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大为惶恐，他们一时也感到进退两难。
张璁看准了这个机会，又写了一篇《大礼或问》，详细辨析继统与继嗣的区别，自己径至左顺门呈进宫去。他在篇中向嘉靖帝指出：“非天子不议礼，愿奋独断，揭父子大伦明告中外。”嘉靖帝要求退位之举和张璁的《大礼或问》之疏，使以杨廷和为首的廷臣们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的态度也不得不有所软化。另外，张璁的奏疏对嘉靖朝的政治还有另一方面的作用，那就是他教会了嘉靖帝以君主的威势而独行政令。嘉靖帝刚从藩王入继大统，他在朝廷中还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所以议礼时他处于孤立之中。现在张璁的奏疏很可能点醒小皇帝，再加上兴王妃拒绝入京，小皇帝以退位相威胁，不能不使杨廷和感到为难了。
九月二十八日，嘉靖帝再次命内阁议大礼称号。杨廷和、蒋冕、毛纪上言： “此礼重大，将以昭示天下后世。今多官会议如此，臣等二三人岂敢妄有更定?请复会官详议。”嘉靖帝听后，知道他们是在推托，便又说道：“朕受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始终劳卿等委曲折中，为朕申其孝情，务加尊称美号，于安陆立祠，以为永久奉养，使朕心安而政治，父神有所依倚。”杨廷和又回答说：“圣谕令臣等委曲折中，以申孝情。切念大礼关系万世纲常，四方观听，议之不可不详，处之不可不审。必上顺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圣之心安，则皇上之心始安矣。”嘉靖帝见内阁大臣们不愿作主，便让他们会廷臣再议。第二天，礼部尚书毛澄集廷臣会议后上奏道：“先王制礼，本乎人情。昔者武宗无子，又无同产弟，援立陛下于宪庙诸孙之列，是武宗以陛下为同胞之弟。陛下昔考献王，今考孝庙，人情之所安也。夫人情安，斯天理得由是推之，则陛下所以待本生之亲者可知矣。考孝庙、母慈寿，则不当复父母其所生。由旁支、绍正统，则不当私帝后其所生。此理易见，尤难知者。苟舍此他求，而创因仍苟且之议，则人情不安，名不正，言不顺，将不胜其悔矣。惟陛下如臣等议，断自宸衷，必行无惑。”毛澄虽然仍不退步，但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态度坚决了，他也提出让嘉靖帝自己决断。嘉靖帝没有马上做出决定，他还要再考虑考虑，于是对大臣们说：“兹匪细故，大伦大义攸系，卿等博采舆论，参酌具奏。”毛澄见嘉靖帝仍要求廷臣们参酌具奏，只好再和内阁大臣们商议，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以皇太后的名义颁发懿旨，这样可以为廷臣们保全一个面子。
正德十六年十月一日，礼部尚书毛澄率领廷臣上言：“皇上孝心纯笃，念兴献王嗣绪无人，徽称未定，亲洒宸翰，谕之至情，欲委曲折衷，以申其孝。天地百神，实所共鉴。但臣等一得之愚，已尽于前议。兹欲仰体圣心，揆量事体，使宜于今而不戾于古，协乎情而无悖于义，则有密勿之地腹心之臣在，非臣等有司所敢专也。”毛澄的话等于宣布廷臣们已经退出了议礼的争论，由皇帝自己做主吧。嘉靖帝听后说：“卿等累次会议正统之大义，本生之大伦，考据精详，议拟允当，朕已知之。钦奉慈寿皇太后之命，以朕既承大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为皇太后。朕辞之再三，不容逊避，特谕卿等知之”（《明世宗实录》卷7）。皇帝的嘴就是这样，明明是争到最后他赢了，却偏偏还要说是“辞之再三，不容逊避”，总要把自己打扮成最公正的样子。十月四日，嘉靖帝的母亲终于从大明门中门进入了皇宫，小皇帝在午门亲自迎候，拜谒了奉先殿和奉慈殿后，在宫内住了下来。大礼议的第一个回合，以小皇帝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今天的人看来，大礼议不过是一些小事情，不就是嘉靖帝要给父亲加个封号么，何至于争来争去。但是，在讲究“正名份”的古代中国，这确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孔子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嘉靖帝一继位就要求给父亲定一个封号，由此而引起的争论，最后演化成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构成嘉靖朝前期政治的一大特点。在张璁上疏之后，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官员已经看到，如果在议礼问题上支持嘉靖帝，将来的官途一定是非常光明的。于是，在张璁之后，又有兵部主事霍韬，礼科给事中熊浃，还有同知马时中、国子监生何渊、巡检房浚等上书支持嘉靖帝。议礼派的兴起，使杨廷和等一班大臣们失去了嘉靖帝的信任，桂萼的上书，终于导致了杨廷和的辞职，使大礼议之争重新掀起了波澜。
桂萼是湖南安仁人，字子实，正德六年的进士，嘉靖初由成安知县迁为南京刑部主事。张璁因议礼被杨廷和出为南京刑部主事，和桂萼正好同官，于是二人经常讨论古礼，总想在议大礼之事上论出个眉目，为自己谋个好前程。经过近两年的研究，由桂萼在嘉靖二年十一月写成的一份《正大礼疏》，进呈给嘉靖帝。为了增加自己奏疏的分量，壮大议礼派的声势，桂萼还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的奏议附在自己的奏疏的后面，一起奏上。
嘉靖帝本来就对父母兴献帝、后的封号没能加上一个“皇”字耿耿于怀，这两年为此读了不少书，正想找个机会重翻此案。接到桂萼的奏疏，便想重议大礼，但又担心杨廷和再从中阻挠，现在见杨廷和要辞职回家，不免暗中高兴，可是又不能不假意挽留。杨廷和作为一个官场老手，岂能看不穿小皇帝的心机，遂决计求去，嘉靖帝也就顺水推舟，在表示了一下不诚心的挽留意愿之后，于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批准了杨廷和的致仕请求。
嘉靖帝在前一次的议礼之争中只是孤立的一个人，现在他的身边已经有了一批人。其中张璁由于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嘉靖帝的，俨然成了议礼派的首领，在他周围聚集着桂萼、霍韬、席书、方献夫、熊浃等人，形成了支持嘉靖帝的一股政治势力。他们把皇帝作为后台，把议大礼当做自己起家的政治资本，因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便又重新挑起了大礼之争。
反对议礼派是以杨延和为首，由九卿、科道官、诸司郎官所组成的朝臣集团。现在虽然杨廷和辞职了，礼部、刑部、户部、兵部的尚书也都致仕回家了，但他们的继任者仍属于朝臣集团的人。杨廷和走后，蒋冕继任首辅，蒋冕走后又由毛纪接任，他们也都是反对议礼的核心人物；礼部尚书在毛澄走后由汪俊接任，户部尚书孙交（钟祥人）在嘉靖二年十月致仕后由秦金接任，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二年七月致仕后由金献民接任、三个月后金献民改任兵部尚书后又由赵鉴接任。这些人在大礼议中都是杨廷和的支持者，所以内阁和九卿、科道官所组成的议礼反对派仍然有着强大的实力，议礼派要想打败反对派，还得经过一番斗争。
从大礼之争的发展来看，议礼派以皇权为后盾，利用嘉靖帝尊崇亲生父母的心理，打出追尊兴献帝为“皇考”的旗号，越来越处于有利地位。桂萼十一月的上疏在嘉靖三年正月下发给廷臣们讨论，他的奏疏是这样写的：“臣闻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未闻废父子之伦，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礼官失考典章，遏绝陛下纯孝之心，纳陛下于与为人后之非，而灭武宗之统，夺献帝之宗，且使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莫之尽，三纲顿废，非常之变也。乃自张璁、霍韬献议，论者指为干进，逆箝人口，致达礼者不敢驳议。切念陛下侍兴国太后，慨兴献帝弗祀，已三年矣，拊心出涕，不知其几。愿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皇考，别立庙大内，正兴国太后之礼，定称圣母，庶协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执不过宋《濮议》耳。按宋范纯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诏，亲许：为之子，至于封爵，悉用皇子故事，与入继之主不同’，则宋臣之论，亦自有别。今陛下奉祖训入继大统，未尝受孝宗诏为之子也，则陛下非为人后，而为入继之主也明甚。考兴献帝，母兴国太后，又何疑。臣闻非天子不议礼，天下有道，礼乐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请，乃者复得席书、方献夫二疏。伏望奋然裁断，将臣与二臣疏并付礼官，令臣等面质”（《明史》卷196）。
桂萼的奏疏点到了大礼之争的实质。其实，嘉靖帝久不甘心的，就是要为父亲兴献王在皇统中争得一席地位。只要父亲有了这个地位，母亲的封号自然也就确定了，也就可以和昭圣皇太后取得平等的地位了。现在桂萼的上书，简直就是说到了他的心里，“礼官失考典章”，“兴国太后压于慈寿太后”，“礼乐自天子出”，这些话使嘉靖帝非常高兴。他始终忘不了母亲刚进宫时，昭圣皇太后对待母亲的那种傲慢态度，他为此而耿耿于怀，总想找个机会平衡一下。于是当嘉靖三年正月，母亲兴国太后过生日时，嘉靖帝传旨，让有诰命的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们都进宫朝贺，他要让母亲风光一下。而当三月里昭圣皇太后过生日时，嘉靖帝竟传旨免命妇朝贺，他要用皇权压制一下昭圣皇太后的势力，为母亲出口气。
还是在嘉靖帝发下桂萼的奏疏让廷臣们讨论的时候，礼部尚书汪俊汇集了廷臣讨论的结果上奏说：“惟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这是在告诉嘉靖帝：朝臣们都是反对议礼的，你的支持者仅仅是南京那几个不得意的官员。嘉靖帝明白汪俊的意思，便将奏疏留中，颁特旨召桂萼、张璁、席书等人进京。直到二月十三日，嘉靖帝再次下诏：“朕承奉宗庙正统，大义不敢有违，第本生至恩，情欲兼尽，其参众论，详议至当以闻”（《明世宗实录》卷36）。接到嘉靖帝的诏敕后，汪俊和吏部尚书乔宇等再集廷臣会议，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拟定“于孝宗称皇考，于兴献帝称本生考”，后来为了使嘉靖帝满意，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一个“皇”字，总算取得了嘉靖帝的同意。
三月初一日，嘉靖帝敕谕礼部，先给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尊号，给父亲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又敕谕礼部：“于奉先殿侧立一室，以尽朕以时追孝之情”（《明世宗实录》卷37）。命礼部拟仪来闻。这是要在奉先殿旁边为他的生父立庙祭祀，是一项比加封号更重大的举措，事关宗法祭祀礼制中大宗小宗的差别，自古以来没有在皇宫大内为藩王立庙祭祀之例。礼部尚书汪俊感到事体重大，上疏谏争道：“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犹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兴献帝奉藩安陆，则不得祭宪宗。今陛下入继大统，亦不得祭兴献帝。是皆以礼抑情者也。……臣等不敢将顺，但于正统无嫌，乃为合礼。”嘉靖帝不听，责令汪俊陈状，汪俊具疏引罪，嘉靖帝严旨切责，并催促立庙甚急。汪俊以事情有干正统，拒不奉诏，嘉靖帝令集廷臣会议。
三月十四日，汪俊复上议说：“请于安陆特建献帝百世不迁之庙，俟他日袭封兴王子孙世世献飨，陛下岁时遣官持节祭祀，亦足申陛下无穷至情矣。”嘉靖帝这次已经下定了绝不让步的决心，仍命遵前旨再议，于是汪俊就抗疏乞休，连请几次，嘉靖帝没办法，只好责其肆慢，准其辞职。内阁廷推吏部侍郎贾咏、礼部侍郎吴一鹏代替，嘉靖帝这次却要选一个支持自己观点的人，便特旨召南京兵部侍郎席书接替汪俊，在席书未到之前，暂时由吴一鹏代管礼部事务。
张璁和桂萼在南京接到征召进京的旨意，非常高兴。但还未及启程，朝中已经同意给兴献帝加“皇”字称号了，都御史吴廷举便设法阻止让他们进京。他们为此感到沮丧，便上疏争“考”字。嘉靖帝见到他们的奏疏，觉得有理，又下旨召他们进京。同时命礼部再议大礼之事。张、桂二人在启程前，联合了南京刑部郎中黄宗明、都察院经历黄绾一起上疏，敦促嘉靖帝说：“今当明父子大伦，继统大义，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为'皇伯母’，而去'本生’之称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圣母章圣皇太后’。”上疏之后他们开始北上。
大学士蒋冕以政府首脑的身份，极力谏止嘉靖帝的建庙之举。他见嘉靖帝不听，便又以天变之类的事情来劝告，嘉靖帝还是不听，蒋冕没有办法，就坚决要求辞职，嘉靖帝挽留不住，只好批准。蒋冕走后，毛纪代为首辅。
嘉靖三年五月，奉先殿西室修葺完毕，嘉靖帝亲自题名为“观德殿”，派代理礼部尚书吴一鹏和司礼监太监赖义、京山侯崔元前往安陆州，奉迎兴献皇帝神主。吴一鹏等人走后不久，张璁和桂萼就到了京城，两人马上给嘉靖帝上疏，条陈七事，极论两考之非，力诋礼臣不学无术，建议以兴献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
六月初，给事中张翀率30多人联名上奏，御史郑本公率44人连名上奏，弹劾张、桂二人。张翀还将群臣奏章发到刑部，要求给他们定罪。刑部尚书赵鉴定好了罪名，准备报请嘉靖帝批准，并悄悄对张翀说：“若得谕旨，便扑杀之”（《明史纪事本末》卷50）。嘉靖帝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切责了张翀和赵鉴，并且直接传旨，任命张璁和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吏部尚书乔宇请求罢黜张、桂二人，嘉靖帝怒责乔宇，乔宇请求辞职，嘉靖帝当即批准。杨慎率领翰林院官抗议对张、桂的任命，嘉靖帝就停发他们的俸禄。吏部员外郎薛蕙上书批驳张璁和桂萼的观点，嘉靖帝责他出位妄言，下镇抚司狱拷讯。凡是上书攻击张、桂二人的，都受到嘉靖帝的严厉惩罚。
张璁和桂萼为了反驳朝臣的攻击，又给嘉靖帝上书，条例十三事，指责礼官的欺妄之罪。鸿胪寺少卿胡侍上书反驳，立刻被逮治、贬谪到外地。在两派互相攻击时，嘉靖帝屡次派司礼监宦官到内阁，要求大学士毛纪拟旨，去掉册文中的“本生”二字，颁诏天下。但是，毛纪等力言不可，拒不执行。
嘉靖帝生气了。七月十二日，嘉靖帝再次敕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即具仪以闻”（《明世宗实录》卷41）。毛纪等人屡次上书反对；吏部侍郎何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发十三难以批驳张璁；礼部侍郎朱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东上书谏争说：陛下这样做将使“明诏为虚文，不足信天下”；翰林学士丰熙等、六科给事中张翀等、十三道御史余翱等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尽皆上书谏争；群臣们一连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帝将奏章一概留中不发。
七月十五日，上朝刚罢，眼看明天就要上尊号了，嘉靖帝还将群臣奏疏留中，群臣为此愤愤不平，情绪异常激动。兵部尚书金献民和大理寺少卿徐文华、吏部侍郎何孟春一边走一边议论说：“诸疏留中，必改孝宗为伯考，则太庙无考，正统有间矣。”刚刚走出宫门，何孟春向大家倡议道：“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何孟春在这里说的是宪宗在位时，其父英宗的正宫皇后钱氏无子，过世之后，宪宗生母周太后不愿意让钱氏与英宗合葬裕陵，想把那个位置留给自己，经过群臣跪哭文华门，宪宗终于同意将钱氏和英宗合葬。这段前朝故事使得京官们一直引以为荣。
翰林修撰杨慎听何孟春这一倡议，马上起而响应。他撩起朝服对百官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紧跑到金水桥南，拦住群臣说：“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见群臣都停住了脚步，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又做了一番动员，激以纲常大义，百官们群情激昂，皆愿效法前朝，力争大礼。于是九卿有尚书金献民、秦金、赵鉴、赵璜、俞琳，侍郎何孟春、朱希周、刘玉，都御史王时中、张润，寺卿汪举、潘希曾、张九叙、吴祺，通政张瓒、陈沾，少卿徐文华、张缙、苏民、金瓒，府丞张仲贤，通政参议葛桧、寺丞袁宗儒等23人；翰林院有掌詹事府侍郎贾咏、学士丰熙、侍讲张壁、修撰舒芬等22人；给事中有张翀、刘济、安磐等21人；御史有王时柯、余翱等30人；诸司郎官六部133人；这些百官共有220多人，一起跪哭于左顺门，有的高呼太祖高皇帝，有的高呼孝宗皇帝，声彻禁廷。
当时的嘉靖皇帝也是刚刚下朝，正在文华殿休息喝茶，忽听得左顺门外人声汹汹，就问身边宦官是怎么回事?宦官报说是百官跪哭左顺门，争大礼之事。嘉靖帝就派司礼监宦官传谕，让群臣赶紧退朝。群臣固伏不起，要求“必得谕旨乃敢退。”不仅如此，尚书金献民见跪哭的群臣中没有阁臣，便说：“辅臣尤宜力争。”朱希周便跑到内阁告知毛纪，毛纪和新入阁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吏部尚书石珤马上也赶到左顺门，加入了跪哭的行列。
嘉靖帝见跪哭的群臣不退，再次派司礼监宦官传谕说：“恭穆献皇帝神主将至，册文、祝文悉已撰定矣。尔等姑退。”群臣仍旧跪伏不起，非要让嘉靖帝改正大礼不可。从辰时到午时，嘉靖帝一再传旨，群臣坚拒不退。嘉靖帝恼怒了。18岁的青年皇帝拍案而起，命令锦衣卫把为首者抓起来。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8人被逮下诏狱。这一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群臣的情绪更加激动。杨慎、王元正两人站起身冲到门前，捶撼着那厚重的朱漆大门，放声大哭。一时间群臣也都放声大哭，声震阙廷。
嘉靖帝大怒了。立命将五品以下的官员全部逮下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及司务等官暂且待罪。于是员外郎马理等134人被下狱，何孟春等21人、洪伊等65人俱待罪。七月十六日，上章圣皇太后尊号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尚书秦金、金献民、赵鉴、赵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御史王时中、大理少卿张缙、徐文华等人全都没有参加。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嘉靖帝，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嘉靖帝对这些朝臣们敢于蔑视君权耿耿于怀，下令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命令一下，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拖翻在殿廷上，一顿杖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其中编修王相、王思等16人由于伤重，先后死去。七月二十一日，兴献帝的神主从安陆州到了京城，安放在观德殿，嘉靖帝给上的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两个字去掉了。
七月二十六日，大学士毛纪致仕。当群臣跪哭左顺门时，毛纪也参加了。事过之后，毛纪上疏请求宽宥伏阙诸臣，又遭传旨切责为“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毛纪愤然上书求退，嘉靖帝责备他“有负重托，且因辞奏谏，咎归朕躬，岂大臣忠厚爱君之意?”（《明世宗实录》卷41）。最后特允其致仕。
七月二十八日，当大礼狱处分已经完结后，嘉靖帝的怒气仍未消除。有人趁机对嘉靖帝说：“当戊寅(指十五日)朝罢，群臣业已散去，乃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霁、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等七人实纠之伏阙哭。”嘉靖帝一听不禁勃然大怒，命锦衣卫再次杖打于廷，结果这7个人又第二次受杖，张原竟死杖下。杖过之后，杨慎、王元正、刘霁被充戍，安磐、张汉卿、王时柯被削籍为民（《明世宗实录》卷41）。议礼反对派跪哭左顺门的悲壮之举，被嘉靖帝一顿大棒打得烟消云散。
（原创：钟祥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侯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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