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讲，美国东部纽约经济圈的确立主要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海港优势承接了一次工业革命后欧洲轻功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中部芝加哥经济圈的崛起，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纽约经济圈工业化的延续为前提，但是更重要是凭借其重工业原材料的资源优势，扮演了二次工业革命的萌生和发展的角色。洛杉矶经济圈的发展是后来者居上，这是受益于二战及冷战初期，近20年军工技术发展的积淀，成为了引领全球科技革命的诞生地。因此，五大湖和西海岸的发展都是建基于新的、更高的起点之上，而并非简单的承接前期经济发展区域的产业转移。这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平衡现象，而这种不平衡又为梯度递进，新产业开发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最终，美国以三大城市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区域，区域分工明确，鼎足而立，相得益彰，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纽约经济圈——欧洲产业转移的桥头堡
美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最早诞生于纽约经济圈，伴随着第一次移民潮和境外投资潮，从19世纪初期到19世纪60年代，“人”和“国际资本”在以纽约为辐射中心的“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地区”快速集聚，使得该地区的工业、商贸及金融业出现了空前的活跃，成为了承接欧洲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如果我们从特定角度归纳纽约成功的原因，那么以下几个因素都是值得思考和关注的：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梦”吸引大量移民。19世纪的欧洲，贵族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等级森严，财宗教歧视严重。而北美大陆相对宽松的政治和宗教环境为那些具有冒险精神、对专制制度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的欧洲人提供了摆脱贫困的发迹机会。许多来自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德国的穷苦移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了比当时欧洲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成为了富裕的农场主或企业主。即使那些以“契约奴”身份来到北美大陆的贫困人口也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欧洲封建专政制度下一般民众终生可望不可即的自由权利和平等地位。正向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观察到的那样：“从事任何一种技能的还算不错的工匠肯定能找到工作，并得到很好的报酬，……如果他们很穷，他们可以先从仆人和雇工做起，如果他们严肃认真，勤奋工作，勤俭节省，他们不久就会成为主人，建立自己的事业，结婚，养家，进而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选自：《富兰克林文集》）
美国梦的口号就是从这时兴起的，其核心就是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这自然对移民有较强的吸引力，使得纽约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移民中心，此现象自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20世界的中叶。从数据上观察，从1830年到1857年，到达美国的欧洲移民超过450万，他们的大部分留在了纽约。
进一步看，从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60年代，以纽约为辐射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城镇化率从不到10%升至35.7%）。其中，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城镇化率从7.5%上升至36.6%；大西洋中部诸州的城镇化率从8.7%上升至35.4%。此外，从该阶段美国全国的城市分布来看，工业城市在东北部及大西洋中部聚集的现象也十分明显。到1860年代，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的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61%，但这两个区域的总人口仅占全国的33%。相反，发展相对更早的南部诸州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城市人口的17%，但却拥有着全国人口的33%。
图表1 1790至1920美国城市人口分布（千人）
资料来源：《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资金流入。在整个19世纪，美国吸纳了欧洲对外投资的绝大部分；同时，和现代美国不同，19世纪的美国人对于储蓄表现出高度的偏好。内外资本的集聚是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中另一个显著的驱动因素。在纽约经济圈发展的三个关键时期，19世纪初、30年代和60年代，均出现过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情况。这时期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刚刚起步，很多项目不能从发展初期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成熟的欧洲资本市场为这些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这些输入的资金被金融投资在经济增长的关键领域中，特别是在运河和铁路系统的修建项目。从数据上来看，19实际30年代，美国所接受的外国资本净流入量不少于1.89亿美元（人均12美元多）；外国资本的比重达到净资本的20%。在19世纪60年代的，资本流入更是以空前的速度递增，资本净流入累计达到7.61亿美元（人均超过21美元）；外国资本的比重也达到净资本的15%。
第三个因素是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优势。纽约大致居于大西洋沿岸城市的中心点，同时居于南北走向的哈德逊河的中心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类同我国上海和日本东京的位置，有利于形成经济中心。更重要的是，纽约具有一个天然良港，终年不冻，港阔水深，海岸线长达600英里（近1000公里）。天然的地理优势赋予了纽约运输成本优势，是其成为了连接欧洲的最理想的贸易中心，有助承接欧洲的先进生产力，这种格局使得纽约拥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第四个因素是大量基础设施的兴建完善了纽约经济圈的工商业基础。在19世纪及时的运河开凿和铁路铺设使得纽约经济圈与广阔的内陆腹地连成一体。富饶的内陆地区为东中北部沿海城市提供了充裕的农业及工业大宗原材料、劳动力以及部分市场需求，成为了东中北沿海城市发展的大后方，而同期英国城市恰恰缺少这种条件，城市发展的后劲不足。
首先是1815年至1843年的美国运河开凿高潮。从运河建设周期上看，美国历史上的运河建设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建设集中在东北部地区；中西部建设主要集中在第二、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15年至1834年，建造的是纽约州体系和宾夕法尼亚州体系，包括了伊利运河、宾夕法尼亚主线运河的建设，以及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开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伊利运河，它把纽约与五大湖地区和密西西比河流域联在一起，大幅缩短的通航时间和运费。 在通航前，从伊利湖东部到纽约的货运费每吨为120美元, 时间为3周, 通航后货运费每吨降为6美元, 时间减少到8天。第二阶段，是从1834年至1844年，主要建设集中在中西部内部运河体系，并且大部分工作是已开工运河的在建工程。代表性的就是俄亥俄运河以及俄亥俄系统的西部分支，这些分支的建设补充了已经开工的主干道，并建立了连接东中西部的运河网络。第三阶段，是从1844年至1860年，这段时期的建设集中在现存运河网络的支线上，以及此前中西部一些中断项目的复工。
图表2 美国运河投资的三个主要阶段
资料来源：《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
其次是1830年至1890年的美国铁路扩张时期。在运河建设的第二阶段（1830年代），美国已经开始着手另一种运输形式 – 铁路建设。虽然南北战争爆发后铁路建设突然放慢速度，但在战争结束后铁路建设热潮得到恢复。如果把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在1840至1888年间修建的铁路里程进行比较，不难发现，美国修建的铁路里程基本可以和欧洲国家铁路修建里程总和向媲美。在1830年至1890年期间，以南北战争为分界线，内战前后美国铁路铺设分别经历的三次高峰期，经过这六次铺设高峰后，至1890年代末期，美国铁路营运长度达到20万英里，这一长度相当于美国历史上所修铁路总长的四分之三，同时，美国的铁路密度达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可通行支线的程度。
从经济区域的铁路铺设角度来看，从1830年代至1850年代，美国的铁路铺设主要是连接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城市。截止1850年，美国已有的9000英里的铁路里程。其中，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区域和中大西洋诸州以5300英里的总长度占到了全国总里程的60%。与运河结为一体，基本上完成了东北部交通运输网，同时在中西部形成了部分交通支线。到1854年，人们从纽约到中西部的芝加哥乃至圣路易苏均可全城做火车。
在1850年代至1890年代，美国铁路的铺设放射状自大西洋港口城市伸向内陆。这一时期的后半段是全国铁路运输网统一时期和中西部市场逐渐融入全国性市场的开端之际，为中西部地区在下一阶段进入重化工业的发展黄金时期打通了基础的物流运输渠道。
图表 3 19世纪欧美铁路铺设里程数对比
资料来源：沃尔特 W.罗斯托, 《世界经济史：历史和展望》，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8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带动下，成功塑造了纽约经济圈的地位，成为了承接欧洲产业转移的桥头堡，率先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在这一时期，纽约经济圈的主要产业以出口导向型的轻工制造业和航运业为主，其中制造业包括：纺织制革、造纸印刷、日用五金、烟草加工和农产品加工等。此外，在这个阶段其金融财政中心的地位也在逐渐孕育。
芝加哥经济圈——二次工业革命的资源重地
19世纪最后的三十年，美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向中西部转移，以芝加哥为辐射中心的五大湖区域脱颖而出。具有时代性影响的制造业带在该区域迅速形成，成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大湖经济区的崛起与美国工业化纵身发展密切相关，工业化向中西部的推进，即是东北部及大西洋中部地区工业化的延伸，但更重要的是，该地区扮演了二次工业革命的萌生和发展的角色。从芝加哥城市圈形成和演进的进程来看，以下几个因素是最重要的：
第一，移民西迁，五大湖地区快速城镇化。19世纪初，芝加哥还是人迹罕至之处，19世纪40年代后移民大军西进，芝加哥才日益兴隆。50年代后，联通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区与五大湖之间的铁路及水运网络基本铺设完善，芝加哥随之成为该地区的重镇。此后，虽然在1871年因特大火灾三分之二城市被毁灭，但在东部资本的资助下开始重建。1880年芝加哥市人口达到50万人，1890年跨过100万人大关，1900年又跨国200万人大关。每十年发一番，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在当时世界城市中也雄踞第五位。
从五大湖地区城镇化的速度来看，从1860年代到1920年代，该地区城镇化率从14.1%上升至60.8%，其比率上升了三倍以上，由低于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区城镇化水平，到高于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区城镇化水平近10个百分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870年至1890年的20年间中，而同期东北部及中大西洋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却出现停滞。至1920年的数据显示，五大湖地区城市人口已经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4.1%，仅次于中大西洋地区。
图表 4 19世纪中叶以来芝加哥市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都市化时代-20世纪美国人口流动与城市社会问题》
第二，资本西移，在五大湖的工业领域迅速集聚。在移民西进的同时，国内外资本也竞相向流向五大湖地区，雄厚的商业资本逐渐在该区域中集聚。银行、土地抵押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部门逐渐兴起，五大湖地区形成了一个一体化的资本市场，芝加哥也成为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地方市场更趋于活跃。从资本进入五大湖地区的渠道来看，主要有三条：其一是，东部资本西移：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资本家纷纷向五大湖地区投资建厂。如后来称雄一时的“内卡基钢铁有限公司”、洛克菲勒的“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等均是在内战后的1870年前后有东北和中大西洋迁来。其二是五大湖地区原有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19世纪70年代，商界投资办工厂风靡一时。各城市报纸、广告上，倡导发展制造业的内容触目皆是。各种赞助制造业的团体也脱颖而出，如：“密尔沃基制造业者协会”，“伊利诺伊制造业者协会”，“克利夫兰制造业联盟”，以及名目繁多的工业俱乐部，其成员多为不久前的商业大亨。其三是来自欧洲的外资继续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19世纪中后期，外国资本净输入较前两次外资涌入高峰期有所下降，但平均比重依旧能达到10%上下。特别是在1882年至1896年期间，在这15年中有14年资本是净流入的，累计规模约20亿美元。从外资投资结构上来看，虽然以铁路债券为主的传统基建投资依旧占优势，但在此期间，国外资金开始普遍介入采矿、制造业、农业和土地开发等行业。
第三，五大湖区域重工业和农业资源富饶。五大湖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这里不仅有美国最大的五个湖泊所形成的水系，为工农业发展提供了不尽的水力资源，而且，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广阔的煤炭带覆盖了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苏必利尔湖区有全美国最大的铁矿，可以横渡五大湖送往各地的钢铁工业区。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具有十分丰富的森林资源。到19世纪末，五大湖区域已经成为美国木材、铁矿石、煤炭、粮食和畜牧业产品的主要来源和供应者。富饶的自然资源储量与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有利于五大湖地区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它扼守美国东西水路交通要到，是美国东、西、南方各个地域的结合部，因而易于形成全国经济活动的枢纽。
在这个背景下，移民西迁，资本西移，“人”与“资本”在煤、铁和木材等重工业资源富饶的五大湖地区再次形成集聚，这顺应了当时以钢铁和电力技术为标志的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其结果必然是有力的推动工业区的形成和城镇化的发展。另外，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空前的“科技发明热”，新技术、新发明、新工艺层出不穷。1870年时申请发明专利权的有12万项，1910年就已经达到100万项以上。因此，五大湖区域工业化建立于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这里拥有的各种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与更高水平的工业化一拍即合，由此进入一个大机器工业兴隆发展的时期。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给五大湖地区城镇化造成了有利的空间优势。五大湖地区尚在开发，旧的经济结构束缚较小，得以充分地利用地区独具的优势，跳跃式发展，后来者居上。这种跳跃式发展的现象在当代美国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下，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工业化水平较低的远西部、南部移动，这两个吸取的城市群亦在迅速崛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芝加哥经济圈的兴起，使美国区域经济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以中西部城市体系为基础，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区，即美国称谓的制造业带。这条制造业带的特点是集中于原料产地，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优势，侧重于发展钢铁冶炼、机械制造业、食品和肉类加工等二次工业革命的新产业，成为美国的重工业基地。芝加哥经济圈的这些专业化城市，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迫使纽约经济圈也向专业化方向调整，侧重巩固他的传统工业，如纺织制革、烟草加工。日用五金等，及轻工业为主。这样区域经济专业化的格局再次清晰，芝加哥和纽约经济圈各有侧重，并在原料、市场和技术等方面互相交流促进，使美国整体经济更加协调发展。
芝加哥经济圈——战火中孕育出科技革命的浪潮
二战伊始，美国经济重心伴随着“人”与“资本”的第三次集聚，再度向西迁移，以洛杉矶为辐射中心的西部太平洋沿岸城市带逐步崛起。其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20世纪40-50年代、60-70年代和80-90年代：洛杉矶经济圈的崛起始发于在40-50年代的二战及冷战期间，由于战争支出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政府主导的资金和人力配置向该地区倾斜。其后在该地区近20年军工技术发展的积淀下，军工转民用触发了60-70年代的科技革命。再者，新科技日趋成熟，在80年伴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美国过贸易重心向太平洋国家倾斜，太平洋沿岸城市带进入鼎盛阶段。
归纳起来，洛杉矶经济圈的成功也同样可以从人口和资金流动的角度找到线索，但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科技革命的新浪潮可能直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人口增长，特别是人才的增长。二战前，太平洋南部城市与在全美经济中一直遥遥领先的东北部、中大西洋和五大湖区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经过二战、冷战和60-70年代科技革命之后，这一现象已经发生根本性质的扭转。在60年代西部及西南地区人口比重超过了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70年代基本和中西部五大湖地区持平；并在在80年代成为了美国人口最多的区域。
一方面，这一区域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口，自然的因素是西海岸地区气候宜人居住。美国西海岸地区宜人气候，充足的阳光，开阔的空间，对人口都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洛矶山脉的地理位置，美国西海岸的气候被分化为几个分明的地段区域。在美国西海岸北方，洛矶山脉西边享受着温顺的海洋气候，这里四季如春，冬夏气温平稳很少低于零度或高于30摄氏度，冬季雨水较多。西海岸南部因为纬度的变化，四季气温平军更高。这个地段的象征性城市洛杉矶，冬季很少低于十摄氏度，夏日酷热。同时， 美国西南地域辽阔，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适宜军事训练和建立军事设施，得以在二战及冷战期间爆发式的发展。西部绵延数百里的大片沙漠荒原虽有妨碍经济发展，却便于空军飞行训练，再加上众多可供海军栖息的不冻港，这些都使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国防工业的理想场所。因此，在绝大多数国防合同和军事基地落入这些地区的同时，以科技人才为核心的北部劳工纷纷向西南地区迁入。使得加州、亚利桑那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内华达州的人口快速增长，加上当地居民的城镇化，是西南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跃居为生机勃勃的大都市。例如，西南地区在医药、计算机设备、通讯设备、电子元件、宇航制造业等高技术工业中就业人员从1972年到1982年这十年内就增长了40%。新墨西哥州也是一个受益者，该州有从事国防、能源及各种基础研究的高科技公司近80家，截至80年代该州科技类职工所占比例居全美之首，这些企业大多是70年代迁入的。除大型公司的研究性人才之外，以大学为单位的研究中心也在吸引大批外地青年前来求学。西部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已经文明遐迩，德克萨斯大学和新墨西哥大学也逐渐为人瞩目。
图表 5 20世纪美国主要经济区域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另一方面，移民法案的开明化掀起拉美裔及亚裔的移民高潮。西南部城市不仅吸引国内其他地区人口持续西迁，而且还吸引了大批外来移民，及至80年代，形成美国历史上又一次移民高潮，这次移民高潮集中在美国西部大城市。其中，旧金山、洛杉矶的移民比重之大，足可与纽约市相提并论，洛杉矶因此被报界誉为“新艾利斯岛”（注：艾利斯岛坐落在纽约港，些从纽约的港口进入美国的移民要在艾利斯岛上接受合法性和健康检查，艾利斯岛成为18至20世纪初期美国移民最重要的登陆地）。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65年的几个移民法案的结果，客观上放松了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限制，由于地理临近的因素，促进了亚裔和拉美裔移民进入美国西南部。1965年的法案改变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基础，从以国家来源配额为基础的配额管理转向考虑劳动技能、家庭团聚和人道主义照顾。新政策显著改变了移民的国家来源，到20世纪下半叶，新兴的移民已经形成。在20世纪60年代，拉美裔的亚裔移民占了半数以上的合法移民，到了20世纪80年代，占到了80%以上。在80年代末期，移民最多的前7个国家依次是墨西哥、菲律宾、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韩国、中国和印度。
图表6美国1970-2000年代移民所属国占比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the Census
图表7 美国二战及冷战时期巨额国防开支约七成投于西南地区
资料来源：www.usgovernmentspending.com，华创证券
第二，资金的聚焦和技术的沉淀。在20世纪40-60年代，洛杉矶经济圈发展早期，在该地区资本的集聚主要依赖于二战及冷战期间美国国防开支的区域性偏移。二战期间，美国作为世界法西斯同盟的“军工厂”，军事工业急剧膨胀,在巨额的联邦国防开支中，西南部吸收了绝大部分。这十年中平均约有70%的国防开支投放于西部和南部，尤其是西部已有的城市。如当时西部的32个大都市区，共获得联邦政府的军火生产合同总数的85%。这样，西部大城市的现有基础与联邦政府国防开支的倾斜政策一拍即合，形成空前的战时繁荣。二战后，适应冷战的需要，联邦政府仍向西部投放巨额国防开支。二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中，美国联邦政府的国防开支有增无已，到七十年代末期，年度预算更增至2000亿美元。这笔开支中，西南部一直保持较高的比重。例如：在五十年代里，西部共计得到联邦主要军事项目合同综述的三分之一。联邦用于“研究与发展”基金总数的二分之一，联邦研制导弹拨款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当时西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1986年，西部研发资金中的四分之三来自于联邦政府。从事军工生产的劳动力占西部劳动力总数的50%以上。即便到了1976年南部和西部的军事人员开支就也占据了全国的78%，接受军工相关的研发资金占全国总数的50%以上。1983年-1986年里根政府实施的“星球大战”计划过程中，有70%的联邦资金落入加州、新墨西哥、德克萨斯、科罗拉多和华盛顿州等。
在联邦政府支持下的国防工业大肆发展，也吸引了大批相关工业部门和企业迁往西部，战后又有部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私人部门资本进一步向该地区转移。这些产业和国防的密切关系，使它的产品一旦试验成功就有市场的保证，可获取丰厚的利润。因此，东北部、中大西洋、五大湖地区的大企业和资本集团趋之若鹜，洛杉矶经济圈的崛起自然是水到渠成。
最终，军工技术积淀叠加要素集聚，60年代科技革命于美国西海岸萌生。在经过20年军工技术的发展积淀，以及军工转民的政策红利刺激下，20世纪60-70年代，美国西海岸成为引领全球的科技革命的诞生地。因科技变革而形成的高科技产业大体有6类：飞机制造业、宇航业、医药业、电子计算机业、通讯仪器、电子元件和导弹。这一方面得力于在二战及冷战时期的政府主导下，“人”与“资本”在该地区快速的集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海岸的工业部门，传统束缚较少，易于采用新兴技术，使得高技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这与19世纪中后期，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五大湖地区萌生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相近。此外，高新技术类工业产品体积小，产品附加值高，抵消了西部某些城市偏僻独处，交通不便等因素的消极影响，也不受到水资源短缺的束缚。而且，高科技产业和国防的密切关系，使它的产品一旦试验成功就有市场的保证，可获取丰厚的利润。因此，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大企业和资本集团趋之若鹜，西海岸的崛起自然是水到渠成。
第三，与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往来推动西海岸城市发展与8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美国对两大洋国家贸易格局的改变，也是推动西海岸城市的高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随着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太平洋国家的崛起，西海岸诸州与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往来日趋紧密。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外贸业所占的比重翻了一翻。尽管纽约市依然保持着外贸中第一大港的地位，但对外贸易增长幅度最大的却是墨西哥港和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1971年至1983年，休斯顿、加尔维斯顿及其他墨西哥湾在全国贸易中所占比重由19%上升至27%，太平洋港口则由15%上升至23%。80年代伊始，美国对外贸易的重心进一步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形成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到1982年，美国与太平洋各国贸易总额达到1210亿美元，而与大西洋各国的贸易总额则降至1116亿美元。1970年，美国进出口总数的25%经由西部港口，到198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8%、洛杉矶港区与长滩港区已经称雄全美，1983年，其货物进出口额远远超过东部大港纽约港与新泽西港之和。
洛杉矶经济圈的崛起标志着美国产业区域布局的趋于成熟。这也意味着在经历约200年，东、中和西部三次梯度开发之后，美国的产业区域布局也最终形成。美国以三大城市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区域，区域分工明确，鼎足而立，相得益彰，保证了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其中，洛杉矶和新英格兰地区是电子信息产业重镇；生物医药遍布三大经济圈；汽车、机械制造和初级金属产业集中在五大湖地区；能源、化工和纺织服装产业集中在东南部。
通过回顾美国近200年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美国自东向西，具有明显的三阶段梯度开发的特征。每一阶段的开发都是一次气势恢宏的“人”与“资本”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并依托当地自然资源的禀赋优势，孕育出在全国范围上专业化分工极强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在“区域增长极”中，“人”与“资本”的集聚终极形式就是大都市区，并以此为辐射中心，不断兼并扩张，最终与区域中临近大都市区形成“大都市群”或“大都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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