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8日至9日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肿瘤论坛暨首届青年学组年会——南北汇在上海召开。在本次盛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张剑教授解读了两个热点的临床试验：APHINITY 和 KATHERINE。张剑教授探讨了两个临床试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以及目前国内尚无T-DM1等药物可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如何借鉴这两个临床试验的结果指导我们的临床工作。《肿瘤瞭望》采访了张剑教授为我们就 “APHINITY和KATHERINE临床研究解读”的讲题做了介绍。
《肿瘤瞭望》：关于您这次在南北汇的讲题——APHINITY和KATHERINE临床研究解读，您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张教授：这次主题主要反映了2个问题：第一，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新辅助和辅助治疗分别处于何种地位。我们可以从APHINITY临床研究中看到，在辅助治疗中曲妥珠单抗的基础上加上帕妥珠单抗，对于患者总体的iDFS是有明显的改善的，虽然获益总体的绝对值不大，但是对于某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淋巴结阳性的、激素受体阴性的获益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也获得了适应症的批准。中国参加APHINITY研究共入组558例患者（包括大陆372例、香港和台湾共186例），中国亚组患者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结果与全球人群一致，所以帕妥珠单抗在CFDA最近也获得了批准。这个是提示了它在辅助治疗中的价值。
第二，KATHERINE临床研究是在新辅助治疗之后，筛选出一些高危人群之后再去进行辅助治疗。它用的辅助治疗的方式是TD-M1和赫赛汀进行对比。APHINITY研究是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 vs. 曲妥珠单抗，KATHERINE是筛选出高危以后T-DM1 vs. 曲妥珠单抗。对于新辅助治疗后有残余肿瘤病灶（乳腺和/或腋窝淋巴结内浸润性癌）的 HER2 阳性早期乳腺癌，辅助治疗阶段使用 T-DM1 与使用曲妥珠单抗相比，显著降低疾病复发或死亡风险（无浸润性疾病生存，iDFS）。 KATHERINE临床研究通过新辅助治疗筛选出没有达到pCR的患者，这种筛选高危人群的模式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采用。在之前的很多临床研究也采用，比如像对于HER2阴性的CREATE-X临床研究也是这种模式，在没有达到pCR的HER2阴性的患者中使用卡培他滨进行辅助的强化，可以改善PFS和OS。这次KATHERINE研究是在没有达到pCR的患者中使用T-DM1 14次对照曲妥珠单抗14次，改善的3年DFS是11.3%，这是数字是有史以来比较高的。
需要留意的在KATHERINE研究的新辅助使用的方案中有80%都是单用曲妥珠单抗的，有20%是用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的，这就给大家形成了一个悬念：新辅助和辅助都用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和新辅助用双靶辅助用T-DM1强化哪个更好？现在是不知道的，所以目前也在开展相应的临床研究探讨这个问题。但总的这个两个临床研究其实是两个不同理念的设计。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是全人群和临床筛选人群的临床研究。全人群往往容易得到失败的结论，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亚组获益阳性的，当然这也要看设计的好坏；筛选的特定高危人群的临床试验容易得到阳性结果，但是它有一个缺陷是对于那些非高危的人群是否能够获益它就没有数据了，所以说各有优势。第二个是提示了在现有的治疗模式下我们每个方式都是可以探索的，还有一些新的设计的临床研究理念，可以在临床中重新进行设计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到底在辅助治疗中将帕妥珠单抗添加到曲妥珠单抗中能不能和T-DM1进行对照，目前情况是不清楚的。再次T-DM1的不良反应总体还是可控的，导致的3-4级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大约是40%左右，最常见的副作用是：血小板减少、贫血、肝酶升高等，发生率均低于5%，且容易处理。如说T-DM1引起的血小板减少，我们在临床碰到几例，有些是重度血小板减少，在临床需要严密监测。
讲者简介
张剑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行政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硕导
上海市肿瘤化疗质控中心秘书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CSCO乳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CSCO青年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青委会副主任委员
乳腺癌整合防治全国专家委员会青委会 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抗癌协会肿瘤药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DE首批化药临床兼职审评员
JCO中文版（泌尿男生殖系统肿瘤专刊）编委
《中华乳腺病杂志》中青年编委
《中国癌症杂志》青年编委
（来源：《肿瘤瞭望》编辑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