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荣
上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中华大地历史性的春天。
浩劫过去，百废待兴，思想解放，多年的无休止的运动给千百万人戴起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被春风一吹而去，数不清的冤假错案终于不断得以平反，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于当年那位个子虽然矮小，人格却十分伟大的总书记依然念念不忘。
1982年，已经在清江市针织三厂上班的章先生看到了一份报纸上记者采访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的新闻报道，得知他的老领导已经主政一方,于是他向焦德龙厂长请假，为自己的冤案问题去武汉找一下老领导，因为老领导最了解自己的过去也最清楚自己的为人。
其实，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80年他也去找过关广富，那时候他刚刚复职担任湖北省人行的行长，老领导也曾经写条子给财政厅要求解决章先生的问题，也许是那时候积案太多，一时顾不过来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及时解决。
这一次，他直接找到关广富家，关书记夫人告诉他说，胡耀邦总书记来武汉，关书记陪同巡视工作，今天晚上他不回来。没办法，当晚凭针织厂介绍信在财政厅招待所登记后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照样穿着他的解放鞋，拎着赵本山小品里说的农村收电费人喜欢用的人造革黑提包，来到湖北省委办公厅。不过不要小瞧这种提包，在那个时代还算是时髦的。
穿着土里土气，又仅仅凭着一张外省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针织厂的介绍信，省委办公厅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自然是不会给他进去的，他反复说明了情况也不行。
人家说不给进，他说要么不行就这样，我写一个条子，你们给我送进去怎么样？传达室的工作人员不置可否。
那时候流行一种水笔，笔头是软的，写出的字迹和毛笔差不多。章先生用这种笔在纸上龙飞凤舞：“敬爱的关书记，我是章元，关于我的冤假错案问题，烦请你尽快按照党的政策协助落实，此致敬礼年月日。”
在章先生和门卫交涉的时候，传达室外面已经聚集了好几个看热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各个厅局的司机。领导在里面开会，司机们就在外面闲聊。看到章先生写条子他们就都一起围拢过来，他们其中有一个就是当时财政厅厅长的司机。有着童子功的毛笔字使得这些司机们大为钦佩，当看到章先生龙飞凤舞写好以后，这位司机就主动和章先生聊了起来。得知章先生是原来财政厅文教科（当时省厅没有“处”这一级别）的老人员后，那位司机师傅自然就亲近了几分，于是他悄悄告诉章先生说，他姓付，是财政厅何厅长司机，关书记在里面主持开会，他们的厅长也在，叫章先生在这里等等。
“一直到了中午12点，从里面来了一个人，问过我的名字，把我带到二楼。他问我什么事，我说我找关书记，如果万一见不了就请把我的条子送给他。他说行，你可以走了。我站起来刚要走，他又问我有消息怎么和你联系，我说我住在武大李崇淮教授家里，他家有电话。其实我当时说得并不准确，我并不住在李教授家，而是离他家不远的张旭初老师家。张老师是我的老同学，他后来留在武汉大学任教。不过李老师家有电话是真的。”
“后来才得知，接待我的人是关书记的高秘书长，我当时还怀疑是他们的调虎离山计，以为他们把我领到一边假装谈话，好让他们领导不被纠缠，从旁边的楼梯悄悄溜掉，所以那位秘书长和我谈话时，我一直用眼睛不停地扫着那木扶手的楼梯。”
这是章先生现在对于那段戏剧性往事的回忆。
不得不佩服那时候领导的亲民作风和办事效率，就在第二日，我和一位老同学在武大校园里散步，李崇淮教授就叫人气喘呼呼的跑来找到我，他说：“省委来电话来了，通知你赶快过去”。
“我是从武大顺着东湖急急忙忙走过去的，大约半个小时，快到省委大门口的时候，一辆小车到我跟前嘎然而止，车门打开，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小章，我在你毛笔写的纸上批了，你去拿’。我抬头一看，竟然是关书记。坐在小车司机旁边的秘书长赶快下了车，他告诉我：你去省委办公厅传达室，就说是我叫你进去的。其实门口警卫已经看到我和秘书长在说话，所以进门就没有阻拦我。到了办公室，我写给关书记的一张信纸被复印了三份。书记批示是：'请有关单位给予妥善解决’，在'妥善解决’的四个字旁边还特意打了圈圈”。
时隔几十年，章先生对于那次见到关书记的事情记忆如新，对于当时情景的描述，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可想而知，这件事情留在他脑海里的烙印是何等之深。
他当时拿着省委书记的批件，重新来到财政厅。从1956年风风光光的离开成为天之骄子，到这时穿着沾满泥巴的解放鞋重新回到这里，已经是26个年头过去了。历史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兜了那么大的一个圈，身心俱疲的他又重新回到了原点。
就像是一个绳扣子，一旦解开了，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他到了财政厅，政治处主任很高兴，写条子赶快让他到财政厅招待所免费住下，主任并且主动对他说，“你回财政厅，沙洋农场那边我们去做工作”，也就是说，原来在沙洋劳改农场的平反工作由组织上去处理，不用他再去求爷爷告奶奶了。
他来到那所给了他学业同时也给了他伤痛的母校，迅速得到了当年他求之而不得的那一张武汉大学的毕业文凭。“当时的党委书记黄训腾是我在武汉大学上一届的校友。校务长也是我的校友吴贻谷，我当场提供了登记照片以后，毕业证书立即补发给了我。”章先生如是说。
湖北一切顺利，他马不停蹄，迅速回淮阴去办理迁移手续。
“1983年10月我回去迁户口，在淮阴那时候我住在港务处城南体育场对面的一间宿舍里，儿子正在出麻疹，很危急。只能抓紧给有关部门写材料，复印毕业文凭，处理一些家庭琐碎事情，全家准备搬迁。这时候焦德龙厂长告诉我，淮阴市组织部门希望我能够留下来作为人才使用，后来我办定手续经过南京，江苏省也要把我作为专门的财政人才留在省财政厅。这时的我去意已决，不无感激的谢绝了他们的善意挽留，对他们说：在哪里跌倒还是在哪里爬起来吧”。
拨乱反正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各行各业生机勃勃。各地对于知识人才的饥渴，就像是久旱的庄稼。不过，章先生还是毅然决然，义无反顾，选择重新回到湖北，回到武汉，回到了26年前的湖北省财政厅。
当他在省厅政治处的办公桌前坐下的时候，仿佛是一场大梦，又像似坐了一趟过山车，“腾”的一下子从地上飞到半空。
1985牟武汉大学商调函
“回来以后我先被安排到政治处负责人事管理，工资定为行政17级。因为我是从大学出去被送到沙洋农场的，冤假错案的发生不在财政厅，所以以前的工资不补发。”
他在湖北省厅政治处上班不到半年，武汉大学准备创办“财政审计系”，学校派员持公函到财政厅，想调任他出任审计系副主任。
“85年7月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武大来商调函，调我到武大创办财政审计系”，他现在还说，“商调函是当时的武大校长，全国闻名的教育家刘道玉亲自审批的，可惜，那张商调函现在找不到了。对于武汉大学要人，财政厅要我自己作决定，我考虑到我爱人是大集体性质，当时到武大安排不了工作，于是选择还是留在财政厅。”
“后来财政厅成立纪律检查组，何厅长选我去，他说你是受过委屈的，你在这个岗位上不会冤枉人。我当时很感激领导的信任，我被冤案折磨了几十年，难道我还会去制造冤案，再去折磨人吗？领导的话是给我的警示同时也是对于我莫大的激励。”
1989年省委书记关广富为章元题赠“奋力求真”
那时平反以后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的这一批人有一个口头禅叫做“把失去了时间补回来”章元也一样。现在的他是卯足了劲，心里想到的唯一就是工作、工作、努力工作。
“在政治处，我分管教育。那一年湖北财税系统招收150名大学生，即中南财大就招收一个本部班，一个荆州班，一个咸宁班，都由中南财大选派的教授授课。当时报名有300多人。神龙架地区人才最紧缺，但考生的分数较低，我就建议减分录取他们，这个举措对于当时困难落后地区的财税工作及时提供了人才，为那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自己受过难，他懂得边远落后地区的困难，“权为民所用”，他上任的第一个政绩就是为边远的经济滞后的地区培养急需的人才。章先生说得没错，就在他退休已经20多年以后的今年（2023），当年的学生现在是随州财政局局长的金先生等人还去看望他。
“纪检组成立时间不长，就查处了葛洲坝正厅级一把手D某某的腐败案。该案件是D的老婆根据蛛丝马迹举报的，她写信给水利部长钱正英，钱部长批示查处。
财政厅何厅长接到省委通知，要财政厅派一个专家参与办理这个案子，厅长点名我去参加，他告诉我，车票已经买好，明天就走。因为是秘密办案，到宜昌火车站下车以后有接头人，接头暗号要我手拿一张刊头字朝外的《湖北日报》。果然，下车后在宜昌火车站的出站口，一个年轻人看到我手拿的这张报纸，心照不宣笑了笑。于是他带我一起去宾馆”。章先生回忆说。
到达办案地点以后，柯副书记组织开会，章元负责这个案件的财经组，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这起案件办成了铁案，为国家挽回了损失，这个人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在纪检组，我始终记得老领导对我说的话，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坏人。”章先生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在湖北省财政厅纪检组办公室
他们财政厅有一个处长在恩施的一个叫做邓店的地方担任蹲点工作组组长，工作组结束临走的时候当地领导不但设宴款待，还按当时惯例送了他们一些土特产。后来这个事情被《人民日报记者》曝了光。曝光的文章里有一句顺口溜：“M处长胆子大，一顿吃了一万八”。登在报纸上的顺口溜传得上上下下都知道，影响很大。当时省纪委和财政厅办公室找到章元，要求对这位同志从重从快处理，立即撤职查办。这样不经过调查就处理的草率方案被章元否定，为了弄清事实，他和另外一位同志立即坐飞机到恩施去，最后确认记者的报道有失实之处，这个同志有错误但不构成犯罪。结果是实事求是处理了这个同志，平息了这场风波。我想能够顶住中央党媒的巨大舆论压力，做到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这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这不但取决于一个人的素质与人品，更要感恩于当年的那个崇尚实事求是的年代。
“从人性出发实事求是处理问题使得我在纪检工作岗位上得到大家的好评”。章元如是说。后来，章先生在总结自己在纪检工作的体会时认为：“有法不执行比无法更坏，腐败是政权里的定时炸弹。”这样的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他以这个论点写出的论文入选北京大学校庆100周年正式出版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库》。
现在说起这些，章先生还是很坦然，一点也看不出违心的成分。我想，什么是初心，从这些小事情上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打铁还须自身硬，作为领导干部，严于律己更是一种好的品质。章先生的爱人那时候在财政厅招待所工作，领导后来要调她来财政厅办公室掌管公章，他认为不合适就坚持不同意，她妻子后来以企业性质退休，工资上吃了很大的亏。他说“到现在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一切从工作出发”。
1999年章先生年龄到站正式退休，从恢复工作到退休，他又在财政厅工作了14年的时间。
从天之骄子到地牢囚徒，从临时工到省厅干部，巨大的反差，急速的变化，我发现，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个万花筒，瞬息万变，叫你眼花缭乱。
能够经受得起这种大起大落的人是不简单的，能够在时代的风云际会里不迷失自我的人也是不容易的，这也是我钦佩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章元1989年在武汉市财政局礼堂讲课结束前留言共勉词：临喜临怒见涵养，群行群止见品格；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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