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我们都很熟悉，那就是古代中国的历史上频繁出现“边缘征服中心”的现象：西周是一个边缘的小国，结果征服了位于中心的商朝；秦国也是一个边缘的国家，结果统一了天下；隋唐帝国都和原本位于边缘的鲜卑族拥有深刻的渊源；元朝和清朝也都是位于边缘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回答。有的人说，是因为边缘地区的人群更为彪悍和勇猛，但你看汉朝也曾经把匈奴人打得落花流水啊。有的人说，是因为边缘地区的人群更容易进行组织制度上的创新，但你看蒙古人的组织制度其实非常粗疏，而且在建立元朝以后，因为制度建设迟迟跟不上，最后八十多年就灭亡了。
可见，过去的答案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今天咱们说的这本《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作者在书中就提出了一个说法，给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观点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导致“边缘征服中心”的原因，是物质的生产和交换。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个观点的解释。
作者认为，我们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是由三个板块拼接在一起的。第一个叫做西伯利亚地台板块，也就是北方西伯利亚到蒙古高原的这块高地。第二个叫做太平洋板块，也就是汉人生活的中国内陆，因为临近太平洋，所以叫太平洋板块。第三个叫做印度洋板块，也就是青藏高原这一带，因为靠近印度洋，所以叫印度洋板块。三个板块像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
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有点模糊，但有一种说法你肯定印象深刻，那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入侵农耕民族的领地，为了防御游牧民族，中原的农耕民族就修建了长城。这组矛盾其实是地理因素决定的，有一条分界线叫做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这条线的北边，降水量比较少，就成了游牧民族的故乡。而在这条线的南边，降水量比较多，就孕育出一个巨大的农耕文明。有意思的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长城刚好是基本重合的，它是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之间的分界线。
这里的游牧地区，就是刚才说的西伯利亚地台板块，农耕地区，就是太平洋板块，再加上一个印度洋板块，就构成了完整的东亚大陆。印度洋板块也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这一板块虽然在纬度上和太平洋板块差不多，但因为海拔特别高，地理环境也独具特色。这一地区的人群包括两类人，一类是青藏高原北部的游牧部族，另一类是在河谷地区以河谷农业为生的人群。
作者划分这三大板块，主要的依据是地理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类型”，也就是人群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方式。比如古人说的“南人乘舟，北人乘马”；今天我们说的，北方人爱吃面，南方人爱吃大米；北方有暖气，南方没暖气。这些说的都是北方和南方在经济类型上的差异。
这就回到了这本书的书名，《四夷居中国》。什么是“四夷”？四夷分别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其实来自早期中原地区的人群对周边地区人群的观察。比如《礼记》里说，东夷这个人群的特点是“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披散着头发，身上有文身，不吃熟食。西戎这个人群的特点是“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同样披散着头发，身上穿着毛皮，不吃五谷。
这里对“四夷”的描述，其实就是从他们对环境的适应方式入手的。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就是“四夷”的经济类型。早期中原地区的人群已经发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类型。不同经济类型的人群之间，就可能发生物资的交换。农业经济相对于游牧、渔猎、采集这些经济类型而言，具有相对的优势，能够积累一定的剩余产品。从事农业的人群就会用剩余产品去和其他人群进行贸易，交换一些其他产品。
但进行贸易是需要道路的，所以这种交换一般都发生在固定的通道上，位于通道两侧的人群，尤其是位于板块之间通道两侧的人群，也就更容易参与贸易。于是一个新问题产生了，什么是板块之间的通道？
关于板块之间的通道，作者从一位向导身上获得了灵感。这位向导是第一位在东亚大陆上进行连续旅行的人，也就是秦朝的始皇帝。在此之前，没有人能有这个条件，要么是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要么是无法打破东亚大陆上的各种政治界限，把东亚大陆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观察。
作者从《史记》中对秦始皇出巡的记载入手，画出了秦始皇旅行的轨迹。他发现，秦始皇在许多时候都选择了相同的路径，比如他在公元前219年和前210年两次南巡的起点或终点，都选择了秦岭东段的“武关道”这一路径。同时，这条路径将秦朝的政治核心也就是渭河流域与陕西省西南部的汉水流域连在了一起。
作者由此意识到，古往今来人类的移动路线往往是固定的，这些相同的路径显然并不是巧合，而是地理上的构造决定的。人们到了一个地方，往往会发现有一条路走起来最为轻松简便。作者把这种路称为“通道”。
在东亚大陆的版图上，作者列出了许多通道，其中最重要，也最为我们所熟知的都是两大板块之间的必经之路，比如连结新疆和内陆的河西走廊，连结西藏和内陆的茶马古道，以及连结东北和内陆的辽西走廊，这里坐落着著名的山海关。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些通道上，曾经发生过大量著名的历史事件，而且这些事件都与不同人群和文化的碰撞有关。
比如河西走廊，这是内陆通往新疆以及中亚的要道。汉代的张骞通西域，唐代的玄奘赴西天取经，清代的左宗棠收复新疆，都曾经过这条要道。在贸易的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也是必经之路。
比如茶马古道，虽然它在汉朝以后才开始知名，但事实上它是一条很早就被发现的群山之间的道路。内陆和青藏高原上的人群通过这条道路，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也保持着长期的贸易关系。再比如辽西走廊，这里坐落着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山海关。关外的女真人和关内的汉人，曾经在这条走廊两侧进行繁荣的贸易。
类似这样的通道纵横交错，在东亚大陆上铺开了一张联系网络，也就是一张相对固定的地图。不同人群就在东亚大陆上，沿着这些通道进行交流，从而谱写了东亚大陆的人类史。
那么，物质是如何经由这些“通道”进行交换的？
交换的前提是不同的经济类型。不同人群面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发展出了不同的适应方式，也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经济类型。他们生产出了不一样的产品，这种差异就会导致交换成为必要。所以，物质交换往往发生在不同经济类型的人群之间的通道上。
我们先来看一个较为久远的例子。西周有一本重要的历史典籍，叫做《穆天子传》，里面记载了周穆王生平的故事。里面说周穆王有八匹骏马，能够日行万里，拉着穆王到处巡视。这八匹骏马合称“八骏”，后来变成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徐悲鸿就有一幅名画叫《八骏图》。
除此以外，《穆天子传》中还提到一位名叫“造父”的御者，也就是替周穆王驾驶马车的人。造父还有一个后人叫做“非子”。另一本史书《竹书纪年》里记载，西周的周孝王即位以后，为了获得长期的马匹来源，曾经派兵攻打西戎。西戎是骑马的部族，他们恰恰生活在一个重要的通道也就是河西走廊附近。而这一时期的周人是渭河平原上的农耕部族，河西走廊也就成为周人和西戎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通道。
在周孝王的武力之下，西戎在周人面前臣服，开始为周朝提供马匹，交换的是周朝对他们的安全上的许诺。西戎之中的一支还开始为周天子养马喂马，这一支的首领就是非子。造父和非子都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他们是秦人的祖先。后来秦国的君主们，乃至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都是他们的后人。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事情的全貌了：造父和非子都是秦人的祖先，造父擅长驾驭马匹，非子擅长养马和喂马，总之擅长和马打交道。这是因为秦人本就是西戎的一支。周孝王征服西戎以后，秦人就开始专门为周朝提供马匹方面的服务。因为这个原因，秦人也与周朝走得更近。
周朝扶植秦人，也是为了让秦人去帮助周朝防御西戎的其他部族，同时也监督西戎按时提供马匹。所以在经济上给秦人送去了更多的物资，在政治上对秦人加以拉拢和收买。秦人的某一任首领秦仲，曾经被周宣王封为大夫。这有点像今天的美国，在某些国家内部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你看，在这个例子当中，河西走廊充当了周人和西戎之间物质交换的通道，交换的主要标的物是马匹。
我们再来看一个较为晚近的例子。辽西走廊是沟通中原和关外的要道。女真人生活的关外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在当时气候不太稳定，经常发生波动。女真人主要依靠渔猎和采集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起初，作为一个农业帝国的明朝希望能够在关外推进农业生产方式，但因为气候影响，没有成功。后来在1406年，明朝为了购买马匹，在今天辽宁抚顺附近设置了马市，也就是进行马匹交易的市场。但事实上，马市本身除了交易马匹以外，还一直是女真与明朝交易各类特产的场所。女真在市场上交换的物品，有人参、兽皮、木耳等等，换来的是明朝的粮食、盐巴、铁锅等生活必需品。这也是一种通道上的物质交换，可以简化为人参和粮食的交换。
好的，舞台的布景已经铺好，我们即将走向那个最后的谜底：物质交换是如何导致“边缘征服中心”的？（明天咱们再来揭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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