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李亨
自古以来太子这个职业就是伴随着风险而存在，在不同的朝代太子所处的境遇差别很大。如果摊上了雄才大略而又寿命时间很长的君王，像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清圣祖、清高宗这种，太子的危险度甚至高于皇帝。
当了30年太子的刘据死于汉武帝的“巫蛊之祸”，被废黜的康熙皇太子胤礽就曾抱怨过：“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之太子乎？”相比他们而言唐玄宗的太子李亨则幸运的，从当太子开始的“飞来横祸”到“历经劫难”，最后抓住“天赐良机”终成君临天下的帝王。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为了替自己儿子寿王李瑁争夺太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和驸马杨洄一起精心设计了一场“宫廷政变”的骗局诬告陷害了当时的太子李瑛，随后李瑛与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一起被玄宗废为庶人，不久后三人一并被赐死。
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鏽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鏽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旧唐书.玄宗诸子》
太子李瑛被废黜赐死后，皇储之位虚悬了一年零两个月。在这期间，围绕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在中央朝廷与朝外和后宫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玄宗为选择继位人也颇费了一些心思。
唐玄宗
李瑛被废后，《旧唐书》记载了玄宗向时任中书令的李林甫征询太子人选时，李林甫就推荐了寿王李瑁：“初，太子瑛得罪，上召李林甫议立储贰，时寿王瑁母武惠妃方承恩宠，林甫希旨，以瑁对。”有受玄宗宠爱的母亲武惠妃，又得到宰相李林甫支持，寿王李瑁继任的呼声很高。
然而以宫廷政变起家，皇位正统性不足的唐玄宗心里，他有着不为常人所知的更深的考量。唐玄宗杀了自己亲生三个儿子，表面上看是武惠妃和李林甫煽动挑拨的结果，实际是唐玄宗为了加强皇权的直接反映。正是这种巩固皇位，加强自身皇权的意志左右了玄宗对于未来储君的选择。
从开元以来，无论是对皇太子的政治权力还是对其政治生活的空间，唐玄宗都已经着手加以压缩和抑制。他在废黜太子李瑛之际，就是通过调整宰相集团中的中书令即以李林甫代替张九龄而实现的，他自然不希望再看到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和宰相集团之间有什么深厚的渊源。一旦皇太子与宰相之间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都会使皇太子获得政治发展与势力膨胀的机会和可能条件。
对于玄宗而言，权相与太子的结合会极大的威胁到他的皇位，有着中书令李林甫和后宫宠妃武惠妃深厚渊源的李瑁不为玄宗所选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了，何况他还和李隆基的哥哥宁王有着深厚的渊源。于是毫无政治势力的忠王李亨（当时名字是浚，后改玙）进入了玄宗的视野。
李亨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差点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隆基下药给弄掉。出生后多年以来并不被重视，相比李瑁，李亨能成为玄宗心目中太子的候选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与李林甫为首的宰相集团政治上的渊源，在宫中和外朝上也没有形成个人政治势力；
2、李亨的养母王皇后（后被玄宗废黜）当时已死，而他生母杨氏也已亡，这样太子与后宫之间的政治联系也不复存在；
3、具被继承皇位资格的众皇子中排行第三，为最年长的皇子，而且当时已有长子李俶；
4、年届二十八在十王宅中没有什么不良案底；
揣测出主子心思的宦官高力士在玄宗为立储不定而犹豫和忧愁之时提出了“推长而立”的建议：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数劝上立寿王瑁。上以忠王玙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意欲立之，犹豫岁馀不决。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诛死，继嗣未定，常忽忽不乐，寝膳为之减。高力士乘间请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对曰：'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六月，庚子，立玙为太子。——《资治通鉴》卷214
确立了立长的原则，皇位继承人的人选也就容易明确了。就这样，在玄宗眼里易于控制的忠王李亨在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被册立为皇太子，当年七月举行了册礼。
不过，选立李亨是否属于真正的立长并不重要，甚至时隔多年以后连李亨自己都认为自己继承大统属于“非次”。唐玄宗选择毫无政治势力的忠王李亨为继承人，是在实体化的东宫体制还没有备完全打破的形势下，为寻求政治稳定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
在世人眼中李亨躺着就当上了太子，是天上掉了一个大大的馅饼，然而实际上这应被称之为“天降横祸”更合适。
自李渊逼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成为高祖到玄宗时期，大唐帝国历朝太子们的境遇和结局大都比较凄惨。高祖朝李世民玄武门斩杀太子李建成，然后太宗朝的太子李承乾政变被废为庶人，到了高宗、武周时期更是太子们的暗黑时光。中宗李显复辟后太子李重俊兵变被杀，玄宗朝第一个太子李瑛被枉死。由“飞来横祸”而成为第二任太子的李亨也没有逃脱太子境遇悲惨的“传统”。
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被册立为太子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在玄宗这位“超长待机皇”老爹下面，李亨当了十七年的太子，这期间又屡遭和他不对付的著名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的打压陷害。
“林甫自以始谋不佐皇太子，虑为后患，故屡起大狱以危之，赖太子重慎无过，流言不入。”“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
17年的太子生涯李亨可以说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李、杨两位权相实施的危害皇太子地位的各种祸事中，以下几个是对李亨影响较大的：
1、首先是太子好友边将陇右兼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太子妃兄刑部尚书韦坚案，李林甫抓住韦坚元宵夜与太子相见后又相约皇甫惟明夜游的事情诬陷他俩结谋“欲共立太子”。李亨被牵涉其中，皇甫惟明事后被去职解除兵权，韦坚被贬后赐死。
2、其次是韦坚被贬后，他弟弟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上疏替他鸣冤叫屈，还让太子李亨当证人。玄宗大为震怒，李亨为了自保只能和韦家撇清关系，除了上表替自己辩解外，还被迫和太子妃韦氏离婚。韦妃不得不从此削发为尼，李林甫又借这两个案子大肆株连逼死太子党人。
3、第三桩祸事是李亨的妾杜氏的父亲杜有邻的政治案。杜有邻被自己女婿柳勣诬告为勾结东宫，辱骂皇帝。案件被李林甫揪住后指使柳勣诬告将案情扩大。结果是柳勣，杜有邻被杖毙，家小流徙远方。李亨不得不又第一时间采取离婚来自保。
三次大案，两次婚变，接踵而来。李亨迫于压力，不得不和太子妃韦氏离婚，贬良娣杜氏为庶人，来平息君王的愤怒。贵为太子，连自己的两个枕边人都保护不了，太子李亨所处的悲惨境遇和地位风雨飘摇也可想而知。
从被推上政治前台的那一刻起，李亨就被显而易见的政治威胁所包围。出于抑制和压缩太子政治势力空间的考虑，对于站在李亨对立面的宰相李林甫，以及后上任的杨国忠等宰相成员对太子进行的轮番冲击玄宗一直处于默许。
关于这点在《旧唐书》中有最好的说明：“上春秋高，意有所爱恶，国忠探知其情，动契所欲。”由此可见，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所为都是玄宗的需要，而这正是造成李亨太子境遇悲惨的最根本原因。
马嵬兵变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多年来苦心孤诣经营起来的一套政治格局完全被打破。在对番将开始猜疑的玄宗的一系列自毁长城的骚操作下潼关很快失守，京师长安危如累卵。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在潼关失守没多久后玄宗仓皇出逃，一行人到达马嵬驿后护卫玄宗的禁军发生了兵变，杨国忠等人被杀，杨贵妃被缢死。
马嵬驿兵变是唐朝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于这场兵变从受益最大方来分析自然是日后的肃宗当时的太子李亨。所以后世都认为李亨成为这场兵变的策划主谋嫌疑很大，但是从史书记载的资料中却没有任何指向太子是主谋的证据。
新旧两唐书都没有明写李亨与马嵬之变的关系。《旧唐书》韦见素传中记载的是：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言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
而按《资治通鉴》中记载李亨最多也只是被陈玄礼通知了一下，并没有实质参与。
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会吐蕃使者二十馀人遮国忠马，诉以无食，国忠未及对，军士呼曰：'国忠与胡虏谋反！'或射之，中鞍。国忠走至西门内，军士追杀之，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并杀其子户部侍郎暄及韩国、秦国夫人。——《资治通鉴》218卷
陈玄礼通过李辅国向李亨禀报的时候，无疑是想得到太子也就是下一任皇帝的肯定。史书评价陈玄礼“淳朴自检”，这位跟随李隆基一起搞政变，追随玄宗近46年的禁军龙武大将军的政治头脑还是有的，通报太子可以最大程度保证他不被秋后算账。得到禀报的李亨未置可否，既然是“未决”也可以解读为不反对，更可以延伸为默许。
从“太子未决”到兵变发生，杨氏一门尽数被诛，“淳朴自检”的陈玄礼敢于擅自诛杀宰相的可能性有多大呢？从李亨当太子以来和杨国忠的恩怨来看，李亨内心肯定是支持诛杨的。能在玄宗身边当了十几年的太子，期间躲过无数明枪暗箭，历经若干风雨，李亨的隐忍和谨慎已经无人能及，所以诛杨这么重大的事他不会明着支持也不会实质参与进去。任由陈玄礼去张罗，自己坐收渔人之利，何乐不为。
所以疑影重重的马嵬兵变最有可能的情况还是兵士疲惫饥饿，引发牢骚和对杨国忠的怨愤及至哗变，继而陈玄礼向玄宗和肃宗禀报，得到默许后诛杀了杨氏一族。相比士兵自发而起的哗变来讲这次的事件到是像有组织的哗变。
不论如何，马嵬驿兵变后来成为了公认的“义举”行为，李亨达到了诛杀政治对手的目的。同时又获得了为国除奸的美名，这不光是名利双收，更是为之后的单飞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马嵬驿兵变平息之后，李亨面临两个选择，跟着玄宗继续去蜀中避难，或者就此离开去其它地方。如果和玄宗一起入蜀有三不利：
1、首先，李亨在蜀地毫无根基，入蜀对他的地位并无帮助。蜀中是杨国忠的地盘，虽然杨氏一门已经尽数被诛灭，但是杨国忠的旧部会不会对他不利还很难说，另外经受了重大变故的玄宗会怎么对他也是难以估测。
2、其次，玄宗为什么要去剑南，因为可以凭借蜀道的艰险阻挡叛军的进攻，凡事有利弊，叛军打不进来，唐军也打不出去，这样就把大好的河山让给安禄山了，此时四方平叛的力量必将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所谓的收复两京，中兴光复社稷也只能流于空谈。
3、最后，玄宗决定入蜀这一年，李亨已经四十六岁了，入主东宫已经十八年了，经过如此大的变故和长途奔波，很明显他的身子骨还不如他爹硬朗。如果跟着入蜀，即位之事依然遥遥无期。即使即位了，偏安蜀地的唐廷则可能沦为流亡的小朝廷，很显然这于他很不利。
如果李亨留下北上朔方，则有三利：
1、首先，李亨正好是朔方的节度大使。太子、亲王不出阁而遥领节度大使是唐玄宗始创，在天下太平时，这个虚职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太子肯定在京都坐镇，而朔方另有节度使在打理一切事务。但是这个名分在这个特殊时期，太子亲临朔方灵武的时候就有用了——节度大使位在节度使之上，太子去朔方相当于去统帅自己的节镇，正可谓名正言顺。
2、其次，虽然玄宗没有去朔方，但是皇太子同样是天下人之望，太子亲自监军朔方，一样能够起到激励天下忠于朝廷的军队的作用。
3、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李亨摆脱自己父亲的控制，掌握自己命运最好的机会。“安史之乱”玄宗昏招频出，导致天下怨艾。逃离长安后又入蜀偏安更让忠于李唐的人失望。如果这个时候李亨站出来收拢人心，成为抗击叛军的旗帜，那么他就拥有了忠于李唐皇室的臣民的拥戴和独立于玄宗之外的权力来源。
上面提到的几点想必不光是当时的李亨自己心里明白，他两个儿子当时的建宁王李倓和广平王李俶也清楚留下而北上朔方的益处。尤其是建宁王的一番分析和劝谏更是切中要害：
建宁王倓与李辅国执鞚谏曰：“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广平王俶亦劝太子留。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资治通鉴》
从李亨自己本身来说就是想留下单飞的，这从他去“宣慰”阻拦玄宗入蜀的百姓所说的“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话里已经窥得一二，如果不想留下，何必再说要去和玄宗当面辞行呢？
如果说当时还在犹豫之间，那么在自己两个儿子和近伺宦官李辅国的劝说下，肃宗终于下了北去灵武的决心。而派太子去“宣慰”拦路百姓，久等不见太子回来的玄宗在知道李亨这个消息后说了一句“天也”。
此后，李亨北上灵武，而玄宗入蜀。随着他们父子的分途，属于玄宗的辉煌时代将黯然收场，而新一页的唐朝历史也将悄然掀开。
玄宗幸蜀图
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九日，李亨在杜鸿渐等人的陪同下，抵达朔方军大本营灵武后，裴冕、杜鸿渐等极力劝说他尽快即皇帝位。
他们联名上书说：“在马嵬坡时，玄宗就说过要太子即帝位。请遵马嵬命！”李亨还是推辞。于是他们又找来理由，好言相劝道：“将士都是关中人，有哪一个不日日夜夜思念打回老家去？现今，他们不怕道路的艰难曲折，跟随殿下远涉沙塞，无非是为了攀龙附凤，图建微功。假若殿下只知道遵经守道，而不知及时掌握政权，那末，将来人心失望，再也不容易复合了。那时，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的前途，反倒一天比一天更危险了，恳请殿下顺天应人，答应众请，不要拘泥于小节。”
李亨一开始坚决不干，这样做是冒一定风险的。因为玄宗尚且健在，他并没有下诏传位给李亨。而且，虽然李亨是太子，但是玄宗仍然有权在他没死之前的任意一天改立别的皇子为太子。
其次，在我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或者新皇登基之时，一般而言，都要由大臣们劝进三回，而接任者呢，前两回一定要严词拒绝，等到第三回的时候，则要摆出一副不得已而为之的样子，“勉强”地接受大臣们的请求。
这不是规则，而是潜规则，没有表诸文字，但却是约定俗成。李亨的拒绝早在大臣们的意料之中，裴冕、杜鸿渐等人也不让，居然在一天之内，前后的劝说反复五次。在众人和自己老婆、儿子们的极力劝说之下，隐忍谨慎了十几年，内心渴望帝位的李亨做了自己人生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虽然这无异于一场风险极高的政治赌博。
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冕等言曰：'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笺五上，太子乃许之。是日，肃宗即位于灵武城南楼，群臣舞蹈，上流涕歔欷。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资治通鉴》218卷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也说是十三日），在众官属的簇拥下，李亨登上灵武城南门楼正式称帝，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并宣告全国。改年号为“至德”，大赦天下。
自此，如同去西天取经的唐三藏师徒们一样，李亨十八年的太子生涯在历经了风风雨雨，各种艰难后终于抓住“天赐”的机会，在华发初生时，以逆袭提前接班，终成为君临天下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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