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中国科学哲学领域的顶尖学者。
关于本书
《什么是科学》深入介绍了西方科学的起源与发展，既讨论了科学是什么，也对“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是最适合中国人阅读的科学哲学著作。
核心内容
吴国盛认为，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西方的自由精神以及基督教文化有紧密的联系。从狭义的数理科学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但如果从博物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因此，中国古代有无科学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定义问题。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音频要讲的书跟那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有关。李约瑟是英国的一位科学史专家，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现代科学的革命是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呢？咱们从小就从教科书上了解到，中国古代的科技非常发达，比如说四大发明等等，都是领先世界的，既然如此，那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发达的现代科学呢？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这本《什么是科学》就是在谈论这个问题。
作者吴国盛，是中国科学哲学方面的顶尖学者之一，他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定义问题。也就是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看看，到底什么是科学？为什么牛顿力学就是科学，阴阳五行就不是科学呢？这个问题之所以缠夹不清，到现在也还在争论，是因为“科学”这个概念是西方人的概念，当年 science 这个词翻译过来，默认了它就是“自然科学”的意思，那用来验证东方的现实，就会出现偏差。所以，吴国盛认为，我们要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西方科学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科学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现象。然后我们来说说，古希腊的科学是如何转变成现代科学的。最后要说的就是本书的核心问题，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
第一部分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科学是一种西方特有的文化现象？
吴国盛在《什么是科学》的序言中说，中国人经常有一个误解，就是没有认识到科学的独特性。在大部分人看来，科学也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高水平高技术嘛。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所有的文明，包括中国古代，都有科学，因为任何文明都需要技术和智力，顶多是水平高下不同而已。吴国盛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科学非常特别，它是一种罕见的人类文化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科学的起源说起了。
吴国盛认为，西方的科学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这话有点抽象，我来解释一下。西方文明经常被称作两希文明，就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这两个文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狩猎、游牧、商业、航海这样的生活方式为主，而农业其实并不怎么发达。比如希腊半岛的土地就很贫瘠，粮食产量不高。还好，希腊旁边有个爱琴海，所以为了吃饭，希腊人就经常通过航海来跟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无论是航海还是贸易，都得一天到晚跟陌生人打交道，所以西方总体上来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建立秩序，那就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订立契约，所以，契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很高。比如《圣经》就被认为是上帝和人所订立的契约。在这种文化下，人人都被要求严格遵守规则，负起责任。一个能自己制定规则并遵守规则的人，肯定得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所以在西方文化中，每个人都必须独立自主，必须自由，自由因此成为了人的根本标志。西方文化里的自由，是一个根本的核心价值，你肯定听过类似的话，像是“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所以说，自由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
那自由跟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希腊人看来，自由跟知识是密不可分的。不过要解释一下，这里的知识并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么宽泛，好像任何经验都能算知识，希腊人的知识，专门指那种确定的、内在性的知识，是一个事物中确定的、永恒不变的知识，这就是古希腊的科学。在他们看来，只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才是一个事物的本性，才是这个事物独立自主的根本标志和保证。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说过一句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他表达的意思就跟古希腊人差不多：人类只有通过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律，才能真正获得自由。所以在古希腊文化中，事物的内在性知识是跟自由紧密相关的，追求科学就是追求自由。所以吴国盛说，希腊人的人文传统，就是自由和科学的传统。在古希腊人眼中，科学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智商，他们也不去考虑科学的实用价值，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是通往自由的必经之路，不追求科学，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这就是希腊为什么能诞生科学的原因。
那你可能会想，希腊人追求知识，那中国人难道就不追求知识了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很看重知识啊！没错，中国古代当然也追求知识，这毋庸置疑，但吴国盛说，中国人虽然追求知识，但知识从来都不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比如四书五经里的《大学》中说，人要有八个阶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越往后等级越高，而和知识有关的格物、致知处于最基础的等级，不算是什么高尚的目标。再比如，我们的教育方针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德”是在“智”前面的。所以说在中国文化中，知识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也跟中华文明的具体情况有关。刚才讲到，西方文明，是航海文明，商业文明，是陌生人社会，但中国不一样，我们是农耕文明，乡土中国，人是跟土地绑在一起的，很少有人愿意背井离乡去跟陌生人打交道，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叶落归根，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我们不需要靠契约来维持秩序，我们靠血缘关系就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关系都被看成是血缘关系的翻版。师生关系，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皇帝和大臣的关系，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官员和老百姓的关系，是“父母官”……总之，大家拐弯抹角都是熟人，都是亲戚。你跟父母、跟亲戚不能讲理，不能得理不饶人，再说也没什么确定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所以大家最终都是谈感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中国人的人性追求，不是自由，而是仁爱。这是一种情感导向的追求，我们不认死理。所以吴国盛说，这么看来，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不是运气问题，而是注定的命运。我们追求仁爱，西方人追求自由，这注定了二者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吴国盛打了个比方，说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就好像是在不同的土壤中长出的两棵大树，一棵是苹果树，一个是桃树，二者品种不同，你不能指望桃树上长出苹果。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是一种西方特有的、非常罕见的人类文化现象。
总结一下这部分内容。在吴国盛看来，科学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古希腊人把自由和知识挂上了钩，因此才诞生了科学。而中华文明的情况跟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古代的人性追求不是自由，而是仁爱，因此注定无法诞生古希腊那样的科学。
第二部分
刚才第一个问题讲到了，科学起源于西方人对于自由的追求，但古希腊人的科学跟我们熟悉的现代科学其实还不太一样，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来看看，古希腊的科学是如何转变成现代科学的？
刚才提到过，古希腊的科学，目的是为了获得对于确定性知识或者事物本性的认识，并不在意科学的实用价值。即使是在现代科学刚刚萌芽的16、17世纪，那时候的科学也没显示出有什么用。但现代科学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因为在19世纪之后，现代科学具有了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变成了非常有用的学问。那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吴国盛说，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作用，现代科学其实是希腊科学和基督教相融合的产物。
这个说法乍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中国人一般都觉得，宗教应该是科学的天敌啊？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不是都被基督教迫害过吗？吴国盛说，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误解。比如哥白尼，他自己就是一位神父，从来没有因为日心说而遭受过迫害。布鲁诺的确是被教会烧死了，但不是因为他宣传日心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跟基督教不合才遭受迫害。如果我们梳理科学史的话就会发现，现代科学就是在基督教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基督教的传教过程非常缓慢，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必须吸收异教和其他领域的知识，所以即使是在早期，教父们虽然瞧不起希腊科学，但多多少少也都对这些理论有所了解，没有那么排斥。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理论，叫婢女论。婢女就是丫鬟嘛，意思就是说，虽然希腊科学不是真理，没有神学高级，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丫鬟来利用，让它为神学服务。简而言之，就是用理性来论证自己的信仰。
到了11世纪，“经院哲学”诞生了，科学的地位从婢女变成了跟神学平起平坐的独立学科。什么叫经院哲学呢？其实就是在学院里流行的哲学，主张用理性的方式来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论证。但问题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思想，跟《圣经》的教义在许多方面是有根本冲突的。比如，亚里士多德通过理性推理得出结论，说宇宙没有开端，是无始无终的，而《圣经》里的主张是上帝创世，宇宙必须要有一个开端。双方相互交锋，到了最后，基督教里的新派人物，比如著名的托马斯·阿奎那就说，算了，大家别争了，哲学遵循理性，神学遵循信仰，理性是不能证明信仰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还是相互独立吧！这么一来，哲学就从神学的婢女，变成了跟神学平起平坐的独立学科。希腊的理性精神，开始在基督教世界广泛散播。
在接纳了希腊的理性科学之后，基督教又是怎么把它转变成现代科学的呢？这同样跟基督教里的一种思想叫“唯名论”有关。唯名论的具体内容有点抽象，这里只大概介绍一下它的基本观点。在唯名论看来，只有个别事物才是实实在在的，事物没有什么本质，自然界也没有什么规律和秩序，甚至连明天天上有没有太阳我们都不能确定。这么一来，人也无法通过理性的研究来掌握理解上帝，上帝成了一个喜怒无常、捉摸不透、让人害怕的角色，普通人的命运得不到保障，很惶恐。神靠不住了，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靠人自己来掌握命运了。所以在唯名论运动的影响下，人取代了神，自己成为了万物的中心，要去征服自然，掌握命运。这种思想就是现代性的核心，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既然要改造自然，那像希腊科学那样光是追求真理肯定是不够的，现代科学一定要展示出自己的力量，在混乱的世界中建立秩序，所以现代的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实验科学。吴国盛说，实验科学的本质，就是要去控制自然，让自然把它的秘密交代出来。人类在实验室里所做的事情，就跟审问犯人一样：我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自然进行拷问，还针对不同的问题设计出不同的拷问办法，试图来控制自然。
既然要树立人的中心地位，让人去控制自然，那就等于是把自然当成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人类要去理解自然的运行逻辑，这种思想叫做“世界的图景化”。图景化其实就是把自然看成是一架复杂的大机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类开始用数学工具对自然进行测量，并且发明出了空间、时间等等一系列概念，来理解自然，建立模型。比如，牛顿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模型，他提出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就是相当于一个筐，所有的物质都是装在这个筐里的有质量的粒子，这些粒子受到力的作用，就会改变自己的运动方式。这套方法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数理科学嘛。所以在现代，科学这个词的狭义定义，其实就是指数理实验科学。从希腊科学到现代的数理实验科学，这是西方科学史的主线，是最最主流的科学传统，也是科学这个词最广为人知的定义。
讲到这里，古希腊科学转变成现代科学的过程你就有所了解了。吴国盛说，除了古希腊科学以外，现代科学的另一大源头是基督教，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其中，经院哲学的发展，让科学有了跟神学平起平坐的机会。而唯名论运动的发展，最终将只追求真理的希腊科学，改造成了追求力量的现代科学。
第三部分
前两个问题讲的都是西方的科学，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就要从中国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学。
刚才讲到了，西方科学一种特殊的文化产物，它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希腊科学，这起源于西方人对自由的追求；一个是基督教，它将希腊科学改造成了现代科学。那你可能会想，中国古代既不追求自由，更没有基督教，那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肯定没有科学啊，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还真未必。吴国盛在这本书中一直强调的观点就是，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说科学就是指数理实验科学，这个定义当然没错，也是主流定义，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但吴国盛说，数理实验科学的定义虽然是主流，但它是一个狭义定义，不够全面，如果我们把科学的定义放宽一点，那我们就能在数理实验科学之外，找到另一个西方科学的传统，博物学，而从博物学这个更广的视角来看的话，中国古代就是有科学的。吴国盛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来看看什么是博物学。博物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自然志”。听名字就知道，其实就是把各种对动物、植物、矿物的观察记录等文献汇编起来，它注重的是客观记录，未必会去探究背后的原因。那博物学也算是科学吗？吴国盛说，博物学在现在已经被边缘化了，但它在科学史上的确辉煌过。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写过一本博物学方面的著作，叫《动物志》，这对近代生物学的形成影响很大；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欧洲出版了大量关于新大陆动植物的博物学著作，那时候博物学研究非常兴盛；到了18世纪，著名的博物学家林奈出版了一系列博物学著作，他所创立的植物分类方法以及拉丁语命名法，我们至今还在沿用；到了19世纪，博物学孕育出了一个极其伟大的理论，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的科学价值、科学地位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在这里无需赘言，我们所要知道的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用的不是现代实验生物学的方法，而是博物学的方法。达尔文是跟着航船在全世界各地考察，通过观察、记录和总结的方法，最终提出了进化论，他是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
那博物学既然曾经这么辉煌，为什么在现代却没落了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到了19世纪，博物学所积累的材料越来越多，没人能够掌握所有知识。以前一个博物学家可以既懂植物，又懂动物，还懂地质学，但现在已经不行了。所以此后各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细化，博物学分成了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等学科，动物学下面又细分成了鸟类学、鱼类学等等学科，这么一来，博物学就逐渐被掏空了，到了现在，基本上就只剩下一个动植物分类学了。
从刚才这些历史中我们就能看到，博物学的确属于西方科学的传统，只不过随着科学的分科化，它现在变得弱势了，所以吴国盛认为，我们可以把博物学看成是西方科学的另类传统。如果把博物学看作是科学的话，那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化成就，一下子就找到了落脚点。
举个例子，天文学。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根本上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伦理生活服务的。古人把天象当作日常生活的伦理指南，制成了老黄历，来看今天适不适合嫁女儿、明天适不适合祭祀等等。统治者也用天文现象来指导自己的政策，比如，如果发生了日全食，那就是皇帝德行不端，上天对他进行了警告等等。所以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实是一种天文解释学、星象解码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想对天体运行进行解释，探究天体运动本质的数理科学。如果按照数理实验科学的定义，那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就不算科学。
但是，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中国古代是非常敬畏天象的，因为它跟政治、生活各方面都高度相关，所以天空中哪怕发生了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要忠实的记录下来。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据非常丰富，观测记录之详实和完整远远超过西方，直到现在都价值千金。相比较来说，希腊科学家的观测数据就要少很多。因为在他们看来，天空是不生不灭的、永恒的，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模型，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太阳黑子、超新星这样的东西，他们压根就不想注意，直接忽略了，彗星、流星等现象也被看成是大气层内发生的事情，没有系统记录。而中国天文学家记录过几千年来29次哈雷彗星回归的完整数据、100多次太阳黑子的数据，这些都是世界之最，西方科学家要进行天文研究也得依赖这些数据。如果我们把博物学看作是科学，那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就有一部分属于科学范畴。
除了天文学之外，中国古代的数学、地质学、农学甚至是医学，都有不少属于博物学方面的科学成果。比如，在地学方面，各地的气象、地貌、动植物物种甚至地震信息，都有详细记录；在农学上，《齐民要术》等著作把谷物、蔬菜、水果、养蚕、养鱼、种树等等领域的农业知识都做了归纳集合；在医学上，《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等著作也记录了大量动植物、药物的功能和服用方法等等。从博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知识都属于科学，那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
讲到这里，结论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我们把科学定义成狭义的希腊理性科学和数理实验科学，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但如果我们采取一个比较包容的定义，把博物学也算进科学的范畴，那么中国古代就有科学。所以吴国盛才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一个文字游戏吗？还真没这么简单。吴国盛说，采取包括博物学在内的科学定义，对我们复兴传统文化是有好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如果非要采用数理实验科学的分类方法，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的话，那我们很可能会扭曲这些传统文化。比方说，如果我们非要按照现代的学科体系，去寻找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质学知识的话，那根本就是牵强附会，因为中国古代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这等于是把很多碎片强行凑到一块，说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根本不符合事实。
吴国盛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其实就有这样的问题。比如，李约瑟按照现代数学的标准，整理了中国古代的数学知识，这就会让人误以为中国古代有跟希腊一样的数学理论体系，但实际上，《九章算术》这样的著作里面记载的是不同的粮食之间怎么进行交换、盖房子时要用多少立方米的土等等实用的计算题，也就是说，只有技术，没有数学理论，压根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数理科学。而如果用博物学的视角去整理传统文化，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且，采取包括博物学在内的广义科学定义，也有利于我们真正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我们不能为了面子扭曲事实，说中国古代数理科学多么多么发达，这是自欺欺人，我们应该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和优势，知道我们的长处在于博物学而非数理科学，以一种求真的态度去重写中国古代科技史，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的连接点。
总结
讲到这里，《什么是科学》这本书的精髓你就已经了解了，我再来为你总结一下。
首先，讲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科学的起源。吴国盛说，科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的追求。而中国古代由于环境的不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不是自由，而是仁爱，所以无法孕育希腊那样的理性科学。
第二个问题是古希腊科学转变成现代科学的过程，这跟基督教有关，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经院哲学的发展，让科学获得了跟神学平等的地位。唯名论运动的发展，最终把传统的希腊科学改造成了追求力量的现代科学。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吴国盛认为，这要看我们如何定义科学。如果说科学就是希腊理性科学和现代的数理实验科学，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如果把博物学也加入科学当中，那么中国古代就有科学。总而言之，如果我们要说中国古代有科学，那最多也是博物科学，而不是数理实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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