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南北双方激烈交战，至袁世凯重新出山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已经基本没清政府什么事了。
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顶多只是袁世凯拿来跟南方革命政府谈判的筹码。
革命党与清政府角逐的主战场，大致以革命首义的武昌三镇为中心。
而武昌之所以领革命之先，又是因为四川爆发规模浩大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派出端方抽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湖北清军势力空虚，这才有了革命党人的起义暴动。
可见，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对湖北新军的渗透，已经十分深入。
这也是清政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原本清政府在全国各地组建新军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但这些新军在接受西方前沿军事训练的同时，无形之中也受到欧美国家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再加上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反而变成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利刃。
其余各地新军，情形也是大体如此。就连袁世凯的小站新军第六镇，也差点被革命党人吴禄贞带出进攻北京，要不是袁世凯横插一缸子，说不定满清的老巢早就被端了。
对于清政府来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局势已经呈现难以控制的苗头，决策层心里头早就没有了底气。摄政王载沣的心虚，主要表现在对两件事情的处置上：
一是释放策划刺杀自己的汪精卫。按照以往清政府的镇压手段，像汪精卫这样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的革命党人，被抓到基本是难以生还。而载沣释放汪精卫的举动，显然是向革命党人伸出了和解的橄榄枝。
二是启用袁世凯。自打戊戌年光绪帝维新变法，袁世凯投向慈禧后党时，作为光绪的亲弟弟，载沣便与袁世凯结下了深仇大恨，所以才会有慈禧死后袁世凯的下野。要不是革命形势逼得载沣束手无策，袁世凯断然不会有重新出山的机会。
袁世凯出山后，除对内逼迫摄政王载沣交出权力，由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外，对外立马撤换了正在武昌对革命党发动猛攻的冯国璋，而由段祺瑞坐镇前线与对手打打停停，暗中养寇自重。
清政府手中，此时已经没有多少能够直接调动的军事力量。
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端方，走在半路被哗变的湖北新军杀死。西安满城（专门划给旗人的居住区）的八旗武装，倒是与革命党血战了一场，但终归全军覆没。北京城内的宗社党，随着良弼被刺杀身亡，也基本归于沉寂。
所以，局面进展到这个阶段，能与南方革命政府对话的，就只剩下袁世凯了。连隆裕太后和皇帝溥仪，也得看袁世凯的脸色，主导权全在小站新军手里。
通观当时的各方势力，小站新军的确是全国最强劲的武装，这也是袁世凯一方面与革命军虚与委蛇搞谈判，另一方面又对清政府威逼利诱的最大本钱和底气由来。
而对南方革命政府来说，尽管辛亥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但革命军内部却是泥沙俱下、派系林立，很难形成与袁世凯小站新军对决的合力。比如湖北新军，张振武、孙武等革命党人，就与黎元洪貌合神离，即便黄兴亲临武昌大本营，也是形成不了统一的指挥。
因此，如果孙中山和袁世凯硬磕下去，局面大体会呈现小站新军控制京畿重地，与南方各路军阀隔长江对峙的样态，很难说短期内谁能打败谁。至于以隆裕太后和溥仪为代表的清政府，反倒已经被边缘化，丧失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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