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不仅卖官之风盛行，而且当时有些奸吏还通过后妃关系加官进爵抑或减轻罪状，因而朝廷对官吏封官的大小或者量刑的轻重，往往取决于和后妃的关系好坏。身为谏台的包拯，对这种内外勾结、贻误朝政的不法行为深恶痛绝，他多次上奏仁宗，在奏折中直指这一流弊“妨公害政，无甚于此”，明确要求皇帝“降旨止绝”。
在包拯看来，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所以铁面无私的他，不仅敢于弹劾皇帝的后妃，亦敢于多次指责权位显赫的国戚。
张尧佐是仁宗的叔岳父，即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此人既无德又无才，却单凭裙带关系身居要职。他担任主管财税的官员后，百姓负担的苛捐杂税日见沉重，但国库反而枯竭，这显然是张尧佐之过。然而，仁宗偏要再次擢升张尧佐，皇柘二年(1050年)，任命张尧佐为三司使，掌管全国的财政大权，一时朝野震惊，舆论大哗。包拯闻之，立即上书弹劾：“三司使是国家财政要职，而张尧佐系平庸之辈，实难胜此重任。更何况他是以外戚受宠而跻身显位，这样会在朝廷埋下外戚篡权的祸根。”请求立即罢免张尧佐。
皇帝自知理亏，于是虚晃一枪，罢免了张的三司使之职，但又在当天改授他为宣徽南院史、淮康节度使、景灵宫牧、郡牧制置使四职。张尧佐身兼四职，位高权更大，朝臣自然更加不满，于是包拯再次面谏仁宗，但仁宗再也不肯让步。忿激之下，包拯竟越阶趋前，怒责皇帝此举是“失道败德”，因为词烈语激，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仁宗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只好免去张尧佐宣徽南院史等两职，同时规定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务、干预朝政。此事在《宋人轶事汇编》一书中亦有记载，说仁宗当日临朝前，张贵妃曾抚摸着他的背心反复叮咛：“你可千万别忘了宣徽史的事。”张贵妃得知仁宗退朝返宫，便急不可耐地迎上去打听消息，连声追问结果。仁宗正在气头上，便边用绢帕揩抹脸上的唾沫星子，边没好气地高声斥道：“宣徽史宣徽史，你就只知道宣徽史，你可晓得这包拯还是御史呢!”
然而皇帝常常出尔反尔，心口不一。一年后，仁宗又授予张尧佐为宣徽南院史。这下包拯真的怒不可遏了，他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责皇帝的偏执之过，力主将张尧佐谪守河阳，不得在京师供职，尤其不得任使相。仁宗拗不过包拯，又见众心难违，只好下诏，内称：立此存照，今后若再提升张尧佐，即按包拯此次奏折的主张予以处置。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包拯三弹张尧佐”。铁面无私的“包黑子”作为正义的代表，其“举劾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的大无畏精神，由此可见一斑。当时不少朝臣为了各自的私利，向贵妃讨好都来不及，连那些宰辅大臣亦不及时规劝，只是一味屈从皇帝的旨意，而包拯却置个人利害于不顾，为了把那些有不法行为的皇亲国戚拉下马，竟敢多次言辞激烈地直逆“龙鳞”，只要两相一比较，包拯的形象就显得伟岸了。
包拯的执法如山，还充分体现在一追到底、除恶务尽上，很有点“追穷寇”的风采。
仁宗庆历年间，李淑以侍读学士、端明殿学士的显爵出任州官府官，但他背地里攀附权贵，竟取得翰林学士侍从之职。对于李淑的阴谋封官，许多人都极为不满。由于包拯的苦谏，仁宗皇帝免去了李淑的翰林学士一职，但仍保留他的侍读学士职务。包拯认为这样处置依然是姑息，于是继续奏本严加弹劾，直到仁宗最后免去李淑的这一职务才罢休。
此外，包拯在担任谏官期间，还通过仁宗罢免了平庸的宰相宋庠，弹劾了郭承祜、王逵、李昭亮、严土良等外戚大臣和宦官，使“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包拯还多次上书宋仁宗，要求他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做一个能够听取和采纳尖锐批评意见的皇帝，对于谏官的激切言论给予理解。因为“言不激动，则不足以开宸虑而补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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