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是相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来讲的。
在远古时代，文言文与口语的差异微乎其微，随着历史的变迁，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成了读书人的专用。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
当人们使用“古代汉语”这个术语时，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古代汉语首先是指“古代的汉语”。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泛称为古代汉语。古人的口语，我们是听不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算起，这样的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跟任何事物无不发展变化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三千多年来，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变化的情形，学者将古代汉语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上古期是指西元3世纪以前，即历史上商、周、秦和两汉时期；中古期是指西元4世纪到西元12世纪，即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时期；近代期是指西元13世纪到19世纪，即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
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
文言的特点，是相对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
目录：
121.桐叶封弟辨 (柳宗元)
122.钴鉧潭记 (柳宗元)
123.龙井题名记 (秦观)
124.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125.泷冈阡表 (欧阳修)
126.原毁 (韩愈)
127.春王正月 (公羊高)
128.游灵岩记 (高启)
129.晏子不死君难 (左丘明)
130.子产不毁乡校颂 (韩愈)
131.纵囚论 (欧阳修)
132.报刘一丈书 (宗臣)
133.楚归晋知罃 (左丘明)
134.王孙满对楚子 (左丘明)
135.唐太宗吞蝗 (吴兢)
136.石碏谏宠州吁 (左丘明)
137.送薛存义序 (柳宗元)
138.曹刿论战 (左丘明)
139.臧哀伯谏纳郜鼎 (左丘明)
140.苏武传(节选) (班固)
121.桐叶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本文论述了大臣应如何辅佐君主这一问题。通过桐叶封弟的典故，作者批评了君主随便的一句玩笑话，臣子也要绝对服从的荒唐现象，主张不要盲从统治者的言行，要看它的客观效果。在封建时代，发表这样的观点需要非同一般的胆识。
“桐叶封弟”是流传很久的一个典故。在“君权神授”的谬论横行的时代，君主具有无上的权威，君主的言行被绝对化了。“天子无戏言”、“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之类的口头禅就是绝好的说明。作者在本文中虽然批评的是周公，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其主旨是说明对君主的一言一行要从实际效果上来观察，而不应盲从。这种观点无疑是进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此文在写作上很有特色。作者首先扼要地介绍了“桐叶封弟”的史料。然后斩钉截铁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吾意不然。”接着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封”或“不当封”，而不在于这是谁的意图。最后提出了周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辅佐成王。全文丝丝入扣，有破有立，立论明确，读后令人为之叹服。特别是结尾的“或曰”一句，使全文的论证留有余地，更是耐人寻味。
122.钴鉧潭记 (柳宗元)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钴鉧潭记》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散文，《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革新运动，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被贬到永州担任司马。到永州后，其母病故，王叔文被处死，他自己也不断受到统治者的诽谤和攻击，心情压抑。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这漫长的戴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这篇文章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
《钴鉧潭记》以“钻拇潭在西山西”开头，紧接《始得西山宴游记》，重点写潭。第一段写潭状；第二段写得潭经过及潭上景物因人工改造而一显得更加优美宜人；然后就他与潭的密切关系感慨作结，余味无穷。
123.龙井题名记 (秦观)
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来杭，东还会稽。龙井有辨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矣。”
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毫发。遂弃舟，从参寥策杖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入灵石坞，得支径上风篁岭，憩于龙井亭，酌泉据石而饮之。自普宁凡经佛寺十五，皆寂不闻人声。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殆非人间之境。行二鼓，始至寿圣院，谒辨才于朝音堂，明日乃还。
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
124.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
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与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
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
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王世贞作为明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不盲从古人，常常见前人所未见，道前人所未道，善察疑似之迹。《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针对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事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感喟针砭，令读者重又反思这一经典故事背后的合理性。
125.泷冈阡表 (欧阳修)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
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烈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盖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 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泷冈阡表》是欧阳修精心力作。由于欧阳修父亲亡故时，他才四岁，无法知悉亡父的生平行状，这就使他在撰述本文时遇到了困难。作者的高明之处亦即本文最大的特点之一，即是在文章中采取了避实就虚、以虚求实、以虚衬实的写作方法，巧妙地穿插了其母太夫人郑氏的言语，以她口代己口，从背面和侧面落笔。一方面以此为依据，追念和表彰其父的仁心惠政；另一方面，在表父阡的同时，也顺水行舟，同时颂扬其母德妇节，使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在读者眼前。父因母显，母受父成。文章构思高明的地方，即在于一碑双表，二水分流；明暗交叉，互衬互托。而其舒徐有致、简易平实的文风，其谦恭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更使一切浮华失实的谀墓文字黯然失色。
诚如明人薛瑄《薛文清公读书录》所谓：“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昔人所谓出于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辞》、武侯《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韩文公《祭兄子老成文》、欧阳公《泷冈阡表》，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
126.原毁 (韩愈)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
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
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不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划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不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127.春王正月 (公羊高)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春王正月》是战国时期文学家、思想家公羊高创作的一篇散文。此文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128.游灵岩记 (高启)
吴城东无山，唯西为有山，其峰联岭属，纷纷靡靡，或起或伏，而灵岩居其词，拔其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望之者，咸知其有异也。
山仰行而上，有亭焉，居其半，盖以节行者之力，至此而得少休也。由亭而稍上，有穴窈然，曰西施之洞；有泉泓然，曰浣花之池；皆吴王夫差宴游之遗处也。又其上则有草堂，可以容栖迟；有琴台，可以周眺览；有轩以直洞庭之峰，曰抱翠；有阁以瞰具区之波，曰涵空，虚明动荡，用号奇观。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今年春，从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公与客十人复来游。升于高，则山之佳者悠然来。入于奥，则石之奇者突然出。氛岚为之蹇舒，杉桧为之拂舞。幽显巨细，争献厥状，披豁呈露，无有隐循。然后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也。
夫山之异于众者，尚能待人而自见，而况人之异于众者哉！公顾瞻有得，因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启谓：“天于诡奇之地不多设，人于登临之乐不常遇。有其地而非其人，有其人而非其地，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也。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夫岂偶然哉！宜其目领而心解，景会而理得也。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启为客最少，然敢执笔而不辞者，亦将有以私识其幸也！”十人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吴郡金起、金华王顺、嘉陵杨基、吴陵刘胜也。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
129.晏子不死君难 (左丘明)
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齐庄公为了偷女人而被杀，死得下贱。晏子既不为他而死，也不因他而逃亡；在他看来，无论国君和臣子，都应为国家负责。如果国君失职，臣子就不必为他尽忠。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文章三问三答，答中有反问，最后归结到“社稷”二字，波澜起伏，论旨鲜明。
130.子产不毁乡校颂 (韩愈)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131.纵囚论 (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公元633年，李世民下令让将近400人囚犯回乡一年，等到来年秋收后再回到狱中受刑。这些犯人感激不已，等到第二年秋收后，所有犯人一个不差地全部归狱。李世民很是高兴，当场赦免了所有犯人。这就是著名的“四百囚徒归狱案”。
《纵囚论》就唐太宗纵囚一事提出了质疑，认为此事不足为训，并明确地提出了“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这一论点。这是一篇对传统见解进行辩驳的议论文。
132.报刘一丈书 (宗臣)
数千里外，得长者时赐一书，以慰长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馈遗，则不才益 将何以报焉？书中情意甚殷，即长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长者深也。
至以「上下 相孚，才德称位」语不才，则不才有深感焉。 夫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
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门者故不入，则甘言媚词，作妇人状，袖金以私之。即门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即出见；立厩中仆马之间，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 。抵暮，则前所受赠金者，出报客曰：「相公倦，谢客矣！客请明日来！」即明日， 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门者怒曰：「为谁？」则曰 ：「昨日之客来。」则又怒曰：「何客之勤也？岂有相公此时出见客乎？」客心耻之 ，强忍而与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门者又得所赠金，则起而入之；又立向 所立厩中。 幸主者出，南面召见，则惊走匍匐阶下。主者曰：「进！」则再拜，故迟不起； 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後命吏纳之。 则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出揖门者曰：「官人幸顾我，他日来，幸 无阻我也！」门者答揖。大喜奔出，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语人曰：「某也贤！某也贤！」闻者亦心许交赞之。
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长者谓仆能之乎？前所谓权门者，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闲道经其门，则亦掩耳 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则仆之褊衷，以此长不见怡於长吏，仆则愈 益不顾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长者闻之，得无厌 其为迂乎？
乡园多故，不能不动客子之愁。至于长者之抱才而困，则又令我怆然有感。天之与先生者甚厚，亡论长者不欲轻弃之，即天意亦不欲长者之轻弃之也，幸宁心哉！
《报刘一丈书》是明代文学家宗臣创作的一篇书信体散文。文章通过一则精彩的官场现形记的特写，把所谓的“上下相孚”揭露得淋漓尽致，然后对比作者自身的行为，正面表明作者不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全文思想深刻，切中时弊，语言简洁流畅，文笔犀利生动。
133.楚归晋知罃 (左丘明)
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佐中军矣，故楚人许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对曰：“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执事不以衅鼓，使归即戮，君之惠也。臣实不才，又谁敢怨？”
王曰：“然则德我乎？”对曰：“二国图其社稷，而求纾其民，各惩其忿，以相宥也，两释累囚，以成其好。二国有好，臣不与及，其谁敢德？”
王曰：“子归何以报我？”对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无怨无德，不知所报。”
王曰：“虽然，必告不谷。”对曰：“以君之灵，累臣得归骨于晋，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获命，而使嗣宗职，次及于事，而帅偏师以脩封疆，虽遇执事，其弗敢违。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尽臣礼。所以报也！
王曰：“晋未可与争。”重为之礼而归之。
楚共王对知罃（yīng）的句句逼问，知罃都巧妙回答。楚共王因此感叹“晋未可与争”，以隆重的礼仪送知罃归晋。知罃的对答也表现了他忠君爱国、对楚不卑不亢，精神难能可贵。
134.王孙满对楚子 (左丘明)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
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霸，野心家代不乏人。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君的楚庄王，经过长期的争斗，凭借强大的武力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自以为羽翼已丰，耀武扬威地陈兵于周天子的境内，询问九鼎大小轻重，试图取而代之。周大夫王孙满由楚庄王问鼎敏感地意识到他吞并天下的野心，就以享有天下“在德不在鼎”的妙论，摧挫打击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后世以“问鼎”比喻篡逆野心。
历史发展到鲁宣公的时候，周王的权杖早已失去昔日的威严，地处荒蛮的南楚日渐强大。于是，楚庄王出兵北伐伊川境内的陆浑之戎，顺势移兵洛邑，居然在周王室境内进行军事演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周定王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还不得不派自己的大夫王孙满去慰劳。见面后，楚庄王竟然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劈头盖脸就问鼎之大小轻重。这个楚庄王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飞扬跋扈，气势汹汹，蛮横无礼，蔑视周定王，对其欲取周室而代之的野心毫不掩饰。王孙满忠诚而睿智。他的回答从容不迫而隐含凌厉。全篇故事便在“霸”与“德”的矛盾中展开。两个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王孙满的回答，从“德”、“天”二字入手。先从“德”字出发，以“德”抗“霸”，一语击破楚庄王的问鼎野心：“在德不在鼎。”立论如金石，坚不可摧。接下来，以夏、商、周的历史变迁为鉴，有根有据地讲述了鼎的来历和几易其主的过程，用以说明有德的君主才配有九鼎，才会拥有天下。由鼎的轻重引申到德的轻重，摧挫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霸”而无“德”，你还不配问鼎。鼎随德迁，那么如今周德如何?还没等愚昧的楚庄王醒过神来，王孙满妙转机杼，又搬出个“天”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周王朝的命数是天定的，天命难违，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王孙满的答话，无一句直接指说楚庄王，却无一语不在谴责他，既狠击其心，又死封其口。条理严密，涵蓄有力，与楚庄王的凶蛮直率形成鲜明对比。
135.唐太宗吞蝗 (吴兢)
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诚疾，不可！”太宗：“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
本文叙述了唐太宗在蝗灾爆发后，吞食蝗虫的故事。文章主要通过语言描写刻画人物形象。唐太宗见到蝗虫后咒骂蝗虫与百姓夺食，“是害于百姓”，可见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民，忧虑的是民生。人后又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言语之中流露出一个心怀子民的帝王甘愿为人民承担责任的勇气。当左右劝止他吃蝗虫时，他说：“所冀移灾朕躬，何疾避之？”进一步表现了唐太宗愿为人民承载灾难的勇气和坚决消灭蝗虫的决心。
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唐朝著名史学家，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耿直敢于犯颜直谏，政治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
136.石碏谏宠州吁 (左丘明)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通“事”]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使对他喜好军事这种十分犯忌的事，也不加禁止。卫国大夫石碏（què）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向卫庄公进谏，劝庄公爱子应该用道义，不要让他走上邪路。但庄公听不进去，结果前719年即第三年，就发生了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的事件。多亏石碏用计，大义灭亲，借陈国国君之手把弑君乱国的州吁和自己的儿子——助纣为虐的石厚抓住，并派人把他们杀死。本文记述的就是前720年隐公三年，石碏劝谏卫庄公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事。
鉴赏
文章记述了前720年（隐公三年），石碏劝谏卫庄公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事。州吁是卫庄公的一个宠妾所生，卫庄公爱屋及乌，对他也格外宠爱，即使对他喜好军事这种十分犯忌的事，也不加禁止。卫国大夫石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向卫庄公进谏，劝庄公爱子应该用道义，不要让他走上邪路。但庄公听不进去，结果前719年即第二年，就发生了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的事件。多亏石碏用计，大义灭亲，借陈国国君之手把弑君乱国的州吁和自己的儿子——助纣为虐的石厚抓住，并派人把他们杀死。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为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为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为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为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为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
137.送薛存义序 (柳宗元)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於觞，追而送之江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
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这是一篇赠序体的政论文。作者针对中唐时期贪官污吏遍布天下，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社会现状，提出了“官为民役”的进步观点。他认为人民与官吏应当是雇佣与被雇佣，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官吏必须“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以便做到“讼者平，赋者均”。官吏如果消极怠惰，甚至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人民就有权像对待不称职的奴仆那样惩罚和罢免他们。这种政治理想在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社会中虽然是无法实现的主观臆想，它却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是政治思想发展史上的珍贵资料。文章从送别始，以送别结，中间借送别论吏治，首尾呼应，紧扣文题。“官为民役”的比拟，合情合理，见解卓越。
138.曹刿论战 (左丘明)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徧，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徧 同：遍)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本篇选文又题作“齐鲁长勺之战”或“长勺之战”。
《曹刿论战》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684年鲁国与齐国的一场战争。春秋时期，齐鲁两国都在现在的山东境内（齐都临淄，鲁都曲阜），齐国是大国，鲁国是小国。公元前682年，鲁桓公出访齐国，被齐襄公暗杀。鲁桓公死，他的儿子庄公继位。由于齐襄公无道，他的弟弟小白预知齐国将有叛乱，便和鲍叔牙跑往莒国（现山东莒县）寄身。鲁庄公八年，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逃往鲁国。鲁庄公九年，齐国大夫雍廪杀死公孙无知。这时，齐国无君，鲁庄公欲送公子纠回国为齐君，但齐襄公的弟弟小白先入齐即了君位，是为桓公。桓公因为鲁国欲纳公子纠的事，怀恨在心，在桓公即位第二年，就是公元前684年，率军攻打鲁国，进行报复。这就是《曹刿论战》所记载的齐鲁长勺之战爆发的直接原因。
前此两年，齐桓公（公子小白）与其庶兄公子纠曾进行过激烈的争夺君位的斗争。当时篡君夺位的公孙无知（齐襄公堂弟）已被杀，齐国一时无君，因此避难于鲁国的公子纠和避难于莒国的公子小白都争相赶回齐国。鲁庄公支持公子纠主国，亲自率军护送公子纠返齐，并派管仲拦击、刺杀公子小白。然而鲁国的谋划没有成功，公子小白已出乎意料地抢先归齐，取得了君位。齐桓公即位后当即反击鲁军，两军交战于乾时（齐地），齐胜鲁败。乘兵胜之威，齐桓公胁迫鲁国杀掉了公子纠。齐桓公虽在其庶兄的血泊中巩固了权位，但对鲁国却一直怨恨难平，因此转年春便再次发兵攻鲁，进行军事报复和武力惩罚。
战争题材在《左传》中写得最好，详略得当，而且都有声有色，这篇文章就是一例。曹刿论战以“肉食者鄙”即当官的见识浅薄，不能考虑周全为理论基础，而他的深谋远虑开始的出发点是鲁庄公能否以百姓利益为重，所以他并不看重鲁庄公对侍从施舍小恩惠和祭神的诚实，而非常注重鲁庄公以民情审判大大小小的案件，认为这属于对百姓忠心，可以一战。
面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军队，曹刿没有贸然行事，当齐军三次击鼓进军，才建议击鼓，一鼓作气，战胜齐军于长勺，这件事也成为以弱胜强的典范。《左传》对这场战争没有细致的描绘，简单地用曹刿的“未可”“可矣”概括了战争的经过，以便使战前战后的论战更加突出。如果说战前论战体现了曹刿的以民为战争之本的基本战略思想，那么，战后论战则体现了他的战术思想，“一鼓作气”成为作战打仗的经典理论。不过他不是只凭借勇力，“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则体现了他谨慎的态度。
本文意在表现曹刿的“远谋”，故紧紧围绕“论战”来选取材料。第一段通过曹刿与鲁庄公的对话，强调人心向背是取决于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突出了曹刿“取信于民”的战略思想；第二段简述曹刿指挥鲁军进行反攻、追击和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显示曹刿的军事指挥才能，为下文分析取胜原因作伏笔；第三段论述取胜的原因，突出曹刿善于抓住战机，谨慎而又果断的战术思想。全文叙事清楚，详略得当，人物对话准确生动，要言不烦，是《左传》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139.臧哀伯谏纳郜鼎 (左丘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臧哀伯谏纳郜鼎》选自《左传·桓公二年》。前710年的春天，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并占有了孔父嘉“美而艳”的妻子。宋殇公为此很生气，华父督害怕，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另立宋庄公。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先后对齐、陈、郑、鲁等国进行贿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非礼”，会导致官员腐败，甚至导致国家败亡。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
140.苏武传(节选) (班固)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稍迁至栘中厩监。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天汉元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
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复欲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于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于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後土，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呼！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
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数月，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凡随武还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了解汉朝和匈奴的战争纷争：
汉帝国自高祖刘邦自白登之围（公元前200年）后，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几十年里始终面临着匈奴的威胁，但是国家还需要积累实力，便一直隐忍不发。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尤其是文帝、景帝在位的四十年里，帝国日益发展富强起来，父子两位皇帝的统治被古往今来的史学家极为推崇，称之为“文景之治”。
武帝即位，时机已经成熟，下诏书：“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向屡次进犯帝国边境的匈奴发起反击已经势在必行，这一战就是一百年。
匈奴的军事实力是足够强大的，这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匈奴作为一个流窜于塞北大漠的野蛮部落，生产极其落后，要靠互相兼并、抢掠、侵略，获取文明世界的财富来补充他们的需要。所以，人人好战，人人利战，因为战争是他们致富的手段。汉帝国则与此相反，对匈奴发动战争，从财物上考量实际就是得不偿失。为了每一次军事行动，都要拿出大量的黄金作为军费，这对帝国的财政造成极大的压力，势必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2．了解李陵降匈奴的情况，了解卫律其人的投降
卫律：《汉书》“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皆贵用事。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
李陵：（？～公元前74年），字少卿，陇西成纪（现在的中国中西部陕西静宁南边）人，是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的著名将军。长大后，李陵做了皇帝卫队的军官，擅长骑马和射箭，对士兵非常爱护。
公元前99年，李陵奉命和将军李广利一起反击匈奴，汉武帝原来想让他负责后勤供应，李陵坚决要求到前线杀敌。他带领五千名弓箭兵出发，结果被匈奴骑兵围困起来。李陵用车围起来掩护，让士兵在后边射箭，和匈奴兵对抗。
后来，李陵他们退到一个大沼泽里，匈奴兵就放火烧，李陵命令士兵也在里边放火，这样就可以先把芦苇烧掉了，等敌人放的火烧过来就自动灭了。这真是个聪明的办法。
李陵的部下发生了纠纷，有个人受到别人的侮辱，就生气地投降了匈奴。他投降后，还把李陵他们的秘密告诉了匈奴，这个秘密就是李陵他们的箭马上就要用完了，而且士兵也没有多少能战斗的了。匈奴知道了后，就加紧进攻。
李陵在夜里突围时被匈奴追击，最后没办法了，就投降了匈奴。这次战役，李陵虽然失败了，但他的军队却杀伤了敌人一万多人。
李陵战败后，武帝召见了李陵的妻母，后听说李陵投降，大怒而责，群臣皆言李陵有罪。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不久，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匈奴，要李陵相助，但李陵单于关系很好，结果李广利功少而归。武帝因此迁怒于司马迁，将其腐刑下狱。后武帝悔李陵无救，说：“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汉书·李广苏建传》)于是遣使者慰劳李陵军逃脱的人。
匈奴单于得到李陵后，因李家世代为将的声望，以及与之交战时李陵英勇的表现，对他非常佩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并加以重用，封为右校王。
匈奴的首领对李陵非常好，佩服他，也佩服他祖先的军事才能，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后来李陵病死在了匈奴。
班固（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父祖的熏陶下，班固九岁即能属文，诵诗赋，十六岁入太学，博览群书，于儒家经典及历史无不精通。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过世，班固从京城迁回老家居住，开始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基本修成。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随军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参议军机大事，大败北单于后撰下著名的《封燕然山铭》。后窦宪因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岁。 班固一生著述颇丰。作为史学家，《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班固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同时，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