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祌退缩与现实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精神退缩是如何代表一个地方，让人在那里寻求暂时的焦虑缓解，这或多或少是通过与现实脱离接触来实现的。在一些精神病性的精神退缩中，与现实的脱离可能是极端的，但在大多数精神退缩中，一种与现实的特殊关系建立起来，在这种关系中，现实既没有被完全接受，也没有被完全拒认。我相信这构成了与现实的第三种关系，它形成了这个精神退缩的固定特征，我将在这

一章对此加以描述。它与弗洛伊德（1927）在恋物癖案例中所描述的类似机制有关，这些机制在变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果自体被投射的部分不能从客体中撤出并回到自我中，就会产生僵化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例如，在第5章中），这个任务需要一种面对现实的能力，以便哀伤能够进行。即使达成了部分的接触，逃避往往也足以阻止接受丧失，从而干扰哀伤的修通。这样的精神退缩导致对丧失体验的逃避，结果哀伤只能进展到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客体是被占有的，而没有被放手。被投射的部

分不会从客体中撤回到自体，于是与自体失去的部分保持接触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占有性地抓住客体，因为客体中有自体投射的部分。因此，人格病理组织的原始僵化形式并没有通过体验而改变。

如果通过从现实中脱离得到的喘息只是局部的和短暂的，那么情况可能不太严重。但如果它变成长期的或永久的，问题就会出现。精神退缩可能变成规律的特性，它不再是一个临时的收容所，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病人可能会住进一个他认为比现实世界更合意的梦想或幻想世界。虽然我们通常把“变态”这个词与性变态联系在一起，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概念有更广泛的含义。一些当代精神分析师已经开始强调在变态中失真地表征现实的方式，其他人则描述了在性领域之外的变态扭曲。可以将这些发展视为对心智状态的反映，在这种心智状态下，现实是同时被接受和被拒认的。

大多数字典对“变态的(perverse)”和“变态(perversion)”这两个词的定义都强调了“背离真理”的主题。因此，《简明牛津英语词典》｛ShorterOxfordEnglishDictionary,1933)将'变态的”定义为“背离正确”。在法律用法中，它指的是“背离证据的分量或判断的方向”的裁决，它也意味着一定的任性。由此，第二个定义是“固执或执着于错误的东西，一意孤行的或执拗的”以及“固执地倾向于反对真的或好的，或者走到合理的和必要的反面”。名词“变态”的定义是相似的，并提醒我们，在宗教语境中，它是“、皈依”的对立面。动词'使变态”的定义包括堕落或使人误人歧途，偏离正确的观点或行为。有趣的是，除了最近的版本，字典里都没有出现或者只是简单地提及了变态作为一种反常的性行为的意思。让我吃惊的是，在目前对变态机制的思考中，更多地转向了这个词的非正式字典含义，将性变态视为更普遍地偏离真理和正确的变态态度的一个特殊例子。

除了背离正确的这个要点之外，在这些定义中还有两个隐含意义，这在分析中是很重要的。首先，假定了有一定程度的任性、顽固或固执，这表明变态者并非没有关于对错的洞察力或在选择哪条道路上没有冲突。这种任性暗示着，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正确的，但他却背离了它。我要论证的是，变态的特征正是变态者既知道又不知道，以及同时持有而又明显地调和两种态度的方式。

其次，至少在及物动词“使变态(topervert)'中有这样一种暗示：某人被一个反对真理和正确的机构所扭曲、引人歧途或腐化。稍后我将试图展示在人格病理组织中，各种联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导致了力量之间复杂的勾结，而这些力量往往是善与恶的代表。病人常常感到自己是被迫屈服于压力的受害者。在变态中，这种屈服可能带有一种洞察力，受害者可能不像他起初看起来那样无助。这个主题将在下一章(第9章)中加以探讨，我将从所涉及的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精神退缩的变态特征。我将强调人格病理组织的结构，描述构成组织的自恋帮派的成员是如何通过变态的互动聚集在一起的，而施虐常常在其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关于变态的本质已经讨论了很多，我在此不做过多回顾。大多数作者都强调弗洛伊德早期将婴幼儿性欲描述为“多相变态(polymorphousperverse)'的观点。临床中的变态被单纯地认为是婴幼儿的变态模式在成年时期的持续，与神经症的情况相反，它们没有被压抑。正是这个概念导致了著名的、相当具有误导性的格言：“神经症可以说是变态的反面”(Freud,1905b)。弗洛伊德(1919)后来阐

明，而且大多数作者也同意，变态和神经症一样，是冲动、防御和焦虑之间互相冲突形成的妥协。在《一个被打的小孩》(Achildisbeingbeating,1919)中，弗洛伊德强调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焦虑，并将施受虐幻想视为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吉莱斯皮(Gillespie,1956,1964)巧妙地回顾了相关的研究，他讨论了萨克斯(Sachs,1923)在这个主题上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他认为自我与本我经过讨价还价，允许在自我和谐中保持某些变态的行为，以换取本我同意压抑大部分的婴幼儿性欲，尤其是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关的那些方面。格拉瑟(Glasser,1979,1985)、劳弗和劳弗(Laufer&Laufer,1984)、索卡里兹(Socarides,1978)、可汗(Khan,1979)以及斯托勒(Stoller,1975)都强调了变态的防御功能，其与俄狄浦斯情结焦虑的关系，以及客体关系的情欲化的重要作用。吉莱斯皮(1964)提到了变态中对现实的失真表征，这个内容主要在法国精神分析师那里得到了保留，特别是查瑟格特-思米格尔(Chasseguet-Smirgel,1974,1981,1985）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1972）在变态研究中给这个主题赋予了中心地位。他们讨论了变态者与现实的关系，特别是两性差异和代际差异的现实，并认为一个变态的世界在对现实世界的歪曲和失真表征中被创造出来。

我相信，这些失真表征是理解变态的核心，它们产生于一种相当特定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现实的矛盾版本被允许同时共存。这是弗洛伊德（1927）在他对恋物癖的研究中非常清楚地描述的一种机制，然而，它的应用比弗洛伊德意识到的更为普遍，它不仅是所有性变态的核心机制，也是其他领域中变态机制运作的核心。这个机制是人格病理组织运作的特征，并且在许多类型的精神收容所

中运作，那里提供了从现实中的退缩，同时又允许一定程度的与现实的接触。弗洛伊德对恋物癖的讨论在变态中，现实被失真地表征，我们对于这种表征方式的理解始于弗洛伊德（1927）对恋物癖的讨论。弗洛伊德认为，没有阴茎的想法与阉割有关，男孩害怕如果妈妈能失去她的阴茎，那么他也可能失去他的。他认为，恋物癖是这个小男孩曾经相信的女人阴茎的替代品，而且他在面对物质现实的证据时不想放弃这个信念。

很明显，弗洛伊德的主题比恋物癖这一具体问题要深人得多，而且涉及个人与现实的关系。弗洛伊德（1923）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他提出，当儿童面对现实时，儿童持有一个强力的假设，即性别之间没有差异。把这种信念与孩子感知到的世界现实接轨，必然导致孩子对自己的原始理论的放弃，弗洛伊德指出，这一成就的达成可能需要克服巨大的阻抗。他引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来自孩子假设的信念和来自其观察的信念可以共存。我相信这种共存导致了与现实的第三种关系，这是变态的特征，在人格病理组织中通常会使用。弗洛伊德在一篇较早的论文中写道：我们知道，对于没有阴茎这个第一印象，孩子们会怎样反应。尽管如此，他们拒认这一事实，并相信他们确实看到了阴茎。他们掩饰观察和预想之间的矛盾，告诉自己阴茎仍然很小，很快就会变大。

这一点在一篇关于恋物癖的著名论文中有详细阐述：孩子在观察过女人之后，并没有改变他认为女人有阳具的信念，他坚持认为看到的不是真的。他保穿7这个信念，但也放弃了。不受欢迎的知觉力量和要保持愿望的力量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达成了妥协，这只有在思想的潜意识法则——初级过程——的支配下才有可能，是的，在他的心目中，女人无论如何都有一根阴茎，但这个阴茎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样子的了……另一种东西（恋物）取代了它。（Freud,1927:154；斜体字是我加的）同样，在1940年，弗洛伊德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早期）对女性生殖器的观察可能让我们的孩子相信了这种可能性。可是他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实在不愿意这样做，而且没有什么动机迫使他这样做。恰恰相反，不管他有什么疑虑，一想到缺失的东西还会出现：她以后会长出一个（阴茎）……他的感觉平静下来了。这种处理现实的方式，几乎可以说是巧妙的，对于男孩的实际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他继续手淫，好像这对他的阴茎没有任何危险的意味；但与此同时，与他表面上的大胆或冷漠完全相反的是，他逐渐形成了一种症状，这表明他仍然认识到了危险（Freud）弗洛伊德在这里讨论的是性变态和孩子难以接受的人生事实，即从他的观察中浮现出来的，女人没有阴茎这一事实。这是确立两性差异存在的核心事实之一，可以被认为是人生的事实之一。我将追随莫尼-克尔(Money-Kyrie,1968)的观点，认为人生中还有其他一些事实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它们往往也会被同时接受和拒认。

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点，弗洛伊德在关于恋物癖的论文中给出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都与女性阴茎或恋物癖毫无关系。他的病人都无法面对他们父亲去世的现实。他写道：但进一步的研究引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另一种方法。结果，两个年轻人不过是像恋物癖者阉割女性那样“切除了”父亲的死亡。这只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面，没有意识到父亲的去世；另一面则是充分考虑了这一事实。与愿望相适应的态度和与现实相适应的态度是并列存在的。(Freud,1927:156)早些时候，在另一个完全不同情境下讨论儿童对死亡的看法时，弗洛伊德引用了如下的例子：我非常惊奇地听到一个10岁的高智商男孩在父亲突然去世后说：'我知道父亲死了，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家吃晚饭。”(Freud,1900:254)

在这里，他似乎认识到，让孩子接受死亡的真正意义是多么困难，而妥协就是同时承认它和否认它。死亡的现实是又一个人生的事实，也会因持续存在的矛盾观点而被失真表征。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个例子中男孩父亲的两个版本仍然彼此分裂，就意味着这个男孩是变态的。但是，试图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调和它们就成了变态的；例如，说服这个男孩，他的父亲有一天会回来吃晚饭，或者如果他是好孩子他父亲就会回来。变态的目的是保护孩子免于面对现实，而不是帮助他直面现实。

应该强调的是，仅仅矛盾的共存并不是变态的，因为这样的矛盾可能在一个更原始的水平上，由自我的分裂而产生。当整合开始时，这种变态就出现了，原因在于，随着整合的进行，变得难以让矛盾的观点保持独立分开的状态，而试图在相互矛盾的观点之间找到一种伪造的调和，于是就产生了变态。当分裂使矛盾的观点完全分开，各自无法影响对方时，这种调和是没有必要的。只有当分裂开始减少，并试图整合这两种观点时，才会出现问题。

到那时，三种选择才变得有意义。要么，1.所愿望的假设让位于现实，导致精神痛苦和焦虑，这些痛苦与焦虑通过现实原则的引领最终走向精神健康；或2.对现实的观察作废了，或知觉器官本身受到了攻击，最终假设得以存在,而与它相矛盾的观察却被摧毁了。这是精神病性的选择；或3.基于假设的信念和基于观察的信念同时保持，如同它们曾经在完全分裂时那样。然而现在，由于整合，它们必须被调和，于是引入了变态的论点。洞察是可以获得的，但现在却被用来失真地表征现实。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谓“巧妙的”机制，也是我认为的变态。在第10章中，我讨论了将“视而不见”作为明明知道却决定不知道的一种手段，我将它与弗洛伊德关于恋物癖的思想联系起来。这是现实的矛盾版本能够共存的方式之一，它经常是精神退缩的一个特征。

有趣的是，在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整合的趋势开始对自我造成压力，所以出现了变态机制的使用。在分析中，当进展导致走向整合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病人以前可能能够将自己的、客体的理想化版本和迫害性版本分开，但随着治疗的进展，他获得了洞察力，就不能再这样做了。当他不再能维持分裂，但又不能容忍整合所带来的现实时，通常会进人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病人被人格病理组织所拯救，变态的机制就会被强化，并可能导致僵局。人格病理组织提供精神退缩或者说收容所，其中的对立面能够变态地调和共存。

人生的事实

与现实的这种变态关系，与其说导致了逃避，不如说导致了对真相的失真表征和歪曲，而莫尼-克尔开始将这些失真表征视为分析进展的核心障碍。他写道：我的主要假设是，不管病人是否患有临床疾病，他们都受潜意识的错误概念和幻觉之苦……例如，以前我会把病人的梦诠释为父母性交的表征，现在我更多地会把它诠释为对这一事件的失真表征。事实上，除了正确的那个，每一个可想象的表征似乎都是潜意识中对这个正确版本的激增和扩散。(Money-Kyrie,1968:417)莫尼-克尔(1971)在后来的论文中提出，他现在将分析的目的概念化为“帮助病人理解，进而克服阻碍他发现天生就知道的东西的情感障碍”。我(Steiner,1990a)在其他地方详细阐述了他的论点，我认为，对现实的失真表征是我们试图帮助病人接受丧失现实时的主要障碍。如果要继续修通哀伤，要收回投射认同，那么就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莫尼-克尔提出，所有成年人的思考，所有后来的认知行动，都受阻于对现实的一些基本方面的认知困难。

他认为，在这些基本的人生事实中，有三个方面极其重要。它们似乎是现实中特别难以接受的方面，但没有它们，就不可能充分地接受现实中的其他方面。三个基本的人生事实包括：“承认乳房是至高无上的好客体；承认父母的性交是极具创造性的行为，承认时间和最终死亡的必然性”。我相信，这三者对于体验丧失的现实都至关重要，但都会有强大的防御力量来抗拒对它们的承认。

第一个事实，“承认乳房是至高无上的好客体”，这句话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一条基本真理，即婴儿生存所需的“好营养”主要来自他之外的外部世界。婴第8章精神退缩与现实的关系»>103儿相信是自己创造了存在于他内部并在他控制之下的好客体，通过以此为基础的自恋防御，婴儿一相情愿地全力抵抗着这条真理。如果糟糕的早期经历超过了良好的经历，那么自恋防御会更加明显，就像在那些受到严重创伤或极度匮乏的孩子身上看到的。孩子很难承认，即使他的母亲剥夺和伤害了他，她仍常常是他所能得到的营养的来源。

现实是对这种自恋的打击，当它无法被回避时，自恋的创伤和相关的怨恨就会产生。在这个人生事实的标题下，出现了早期婴儿承认他对母亲的依赖而引发的种种问题。乳房开始象征和代表一切美好事物的外部来源，而自恋防御通过接管乳房和回避任何分离的体验来处理问题。处于偏执-分裂位时，婴儿不需要变态的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分裂确保了好的和坏的体验是分开的。婴儿只会把好的体验和好乳房联系在一起，因为任何挫折或失望都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客体——坏乳房——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比昂（1962a）描述了在内在世界中，好客体的缺失如何被具象地体验为坏客体的存在。在偏执-分裂的功能层面上，人生事实是通过分裂和全能的控制来处理的。婴儿可以保留他就是好乳房的妄想，或者说他拥有好乳房，因为所有相反的经验都与分裂出去的与坏乳房的迫害关系有关。只要分裂能确保好的和坏的不接触，就不需要变态来调和。当整合开始，好的和坏的客体就开始被认为是同一个客体，最终这将导致对现实的某种程度的接受，并走向抑郁位。随着修通的进行，投射认同减弱，自体和客体之间的分离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关系变得不那么自恋。因此，现实在两个相关的特质上被接受，一个是好客体与坏客体之间的区别，另一个是自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乳房被认为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它的好营养被认为是属于它的，而不是主体的创造。然而，这种整合往往被证明太具有威胁性，因而与现实的第三种关系一*就是变态的机制——被采用。整合既没有被完全接受，也没有被完全否认。分裂减少了，但矛盾仍然存在，并成为一个问题。然后，一套变态的辩护理由为同时保留相互矛盾的观点提供了出路。关于第一个人生事实，病人开始意识到，他所体验的所有好营养并非都来自他的内在，或在他的控制之下。这导致他接受好的外部客体的存在，但他的接受是不完全的，他同时赞成去否认它。

在分析中，我们有时会看到这种情况，病人带着对分析价值的普遍认可而定期来分析，分析被认为是好的。与此同时，他拒绝了所有给他的诠释，似乎没有一种诠释反映了他所相信的好营养。病人通常会用一种“巧妙”的解释来调和这种矛盾，比如，“分析师私下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是特殊的，但出于职业的原因被迫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对待我。”许多作者已经对自恋防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一些作者的作品我已经在第4章中提到了，所以不在这里讨论。很明显，如果好营养的外在来源这一现实得到承认，就会产生许多焦虑，包括分离体验的所有方面。也许这种分离的最强烈的破坏性后果就是妒忌的唤起，而这可能是维持自恋防御的最强有力的原因。如果我们寻找一个类似于“性变态”的词来描述对现实的这类失真表征，那么“自恋变态”也许很合适。

莫尼-克尔的第二个人生事实包括“承认父母的性交是极具创造性的行为”，这也是一种诗意的表述。通过这种方式，莫尼-克尔引人了关于原初场景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问题的认识。第三方客体侵人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会带来新的困难和新的问题。嫉妒被激起，创造力的问题被孩子关于婴儿来自哪里的好奇所象征。当焦虑被成功地调节后，孩子会认识到父母的创造力，并通过认同他们开启自己的创造性生活，包括性关系。如果他不能放弃他的父母，并且需要参与到他们的性关系中，他就被卡住了，就好像象征性地不能离开家，或者有时真的不能。孩子启动各种各样的防御手段应对被原初配偶排斥在外的痛苦体验，投射认同再次被用来作为防御。这一次，通常它采取的形式是通过认同他们中的一个，而参与到父母的性交中。在正向的俄狄浦斯情结中，这是通过对同性父母的认同来实现的，例如，对男孩来讲，这是通过取代父亲来实现的，象征了对父亲的谋杀。在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中，孩子取代了异性父母的角色，导致了同性伴侣关系。为了沉溺于这样的幻想，必须否认人生事实。从根本上说，为确保丰富的创造力，这些事实在现实中是必要的，正确认识这一事实的过程涉及对一对伴侣的认识，而婴儿，由于他的大小和不成熟，被排除在这对伴侣之外。这一基本事实的必然结果是对性别之间和代际的差异的认识。婴儿必定要争辩说，创造性的性交可以发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性的伴侣之间。同样地，当分裂更全面时，这些问题就会被回避。由于父亲的出现，原本好乳房和坏乳房之间的分裂变得更加复杂，父亲也会被分裂成好阴茎和坏阴茎。两种版本的原初场景没有矛盾地共存着，有一个好妈妈和好爸爸的爱的原初场景，还有一个坏父母之间充满敌意、甚至暴力的原初场景。

随着分裂的减少，孩子为了证明父母更喜欢他而不是其成年伴侣这一幻想是合理的，就不得不持有变态的观点。除了混淆代际和性别之间的区别之外，还通过变态的观点来混淆好与坏。这种混淆可能导致创造出一个可怕的组合客体，而作为对这个组合客体的防御，失真表征将进一步发展。

正如克莱因（1935）所指出的和布里顿（1989）所重申的那样，这些通常都是从基本分裂被重新组合开始的，于是，好客体被认同为乳房，坏客体被认同为阴茎。有时，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会进人这些潜意识幻想：例如，当母亲在与儿子的关系中贬低她的丈夫时，或者当父亲的行为方式助长了自己被视为无足轻重而被排除在外时。这些态度强化了这种分裂，促进了排除父亲并由孩子来代替的局面。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分裂是在好阴茎和坏乳房之间发生的，这导致孩子从迫害性的母亲转向父亲寻求保护。再一次，当分裂减少时，父母被视为走到一起，弟弟妹妹的到来代表了父母的'极具创造性的行为”，而这对孩子的全能构成威胁。遁人一个两性之间、代际都不存在差异的自恋世界，再次成为一个避难所。梅尔泽（1966）、查瑟格特-思米格尔（1974,1985）、麦克杜格尔（1972）和申戈尔德(Shengold,1988,1989)从肛门的理想化，和创造一个所有差异都被消除的肛门世界的角度描述了这些状态。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被简化为相同的、无差别的一致性。重要的是，好与坏的区别被消除，进而爱与恨的区别也被消除。然后，个体发展出一种变态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好客体被拒绝，坏客体被理想化。

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这是涉及破坏性自恋的病理组织的特征，正如罗森菲尔德强调的那样。在性变态中，针对俄狄浦斯情结的人生事实的变态解决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同性恋的方式否认这个事实，即性别之间的区别对于创造性的性交是必不可少的事实，而在恋童癖和虐待儿童中，代际的区别被忽略了。当整合带来真正认识痛苦现实的可能性时，病人经常转而采用施受虐的方式。对施受虐狂来说，爱与恨以变态的方式发生联系，他们迷恋残忍，而没有充分承认残忍的破坏性影响。他们认识到残忍对客体的伤害和破坏，但没有抑制这种残忍，反而施受虐幻想带来的兴奋和快感恰恰来自这种残忍。当分裂活跃时，被破坏的客体和被理想化的客体是完全分开的，但在变态的状态下，一个“巧妙的”声明将两者联系起来。这个声明可能是，女人喜欢被伤害，或者，如果孩子喜欢，那么哪来的伤害呢;等等。在暴力电影和卡通片中，施虐通常被认为是无害的，因为被破坏的客体可以立即复活和恢复为新的，破坏和神奇恢复的过程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在其他一些残忍的情形中，伤害被说成有好处，比如那些“为了孩子好”的惩罚。

莫尼-克尔的第三个人生事实是“承认时间和最终死亡的必然性”，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与前两个人生事实的逻辑顺序不同。人们可能会说，它是现实的一种属性，它影响着人生中所有事实的经验。它与认识到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会结束这一事实有关，而恰恰是不能永远拥有乳房这一事实使我们意识到它在外部世界存在的现实。同样，正是对更新的需要和死亡的现实使人认识到对新生命和创造力的需要。认识到丧失的现实最终会导致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终有一死，如果不能面对死亡，人类的价值观就会被歪曲和误人歧途。当然，死亡的现实这一事实，是丧失的核心，我们已经看到，在弗洛伊德关于恋物癖的讨论中，他所描述的病人很难承认他们父亲的死亡。疾病、衰老和死亡这些坏事是人生的事实，而直面它是如此艰难，所以需要对现实进行歪曲和失真表征。丑陋、暴力和邪恶都与我们对好客体的破坏和最终的丧失有关，以及与我们自身必死的现实有关。这些是现实中最难面对的一些方面，而它们的失真表征往往是通过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变态的半接受方式。

一般来说，它们不会被归类为变态，但在我看来，将它们视为变态是有帮助的。在这里失真表征往往导致一个浪漫的、纯净的理想化世界，美好的事物永远存在，就像童话故事一样。除了自恋变态和性变态，我们给它命名为对时间现实的浪漫变态。斯托勒（1976）认为，这种浪漫型防御在女性中更为普遍，代表着退缩到浪漫小说所创造的梦幻世界里。男性对应的方式是色情幻想下的手淫，在这种情况下，性的因素在变态中更为明显。在两性中都出现了没有时间的、永恒的幻想世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精神退缩在它们的结构和它们所防御的焦虑上是不同的。一些精神退缩主要用于逃避偏执-分裂位的碎片化的和迫害的焦虑，而另一些主要用于处理抑郁位的内疚和绝望等情绪。这一切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从现实的退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全部）都可以观察到变态的机制。格洛弗（Glover,1933,1964）提出，变态可以保护病人的现实感从而避免其表现出精神病性，这可能导致一个错误结论，即变态在精神病中是罕见的。事实恰恰相反，精神病性的全能使变态行为的活现变得更有可能也更危险。这个错误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即认为变态是神经症的反面，这在一段时间内导致了以下观点：变态只是婴幼儿性欲的表达，没有防御功能（Gillespie,1964）。

一个精神病性组织的精神退缩所具有的变态因素，并不比非精神病性组织的精神退缩的少，这是因为，在精神病性病人中，朝向整合的移动并不少见。这种移动对精神病性病人尤其具有威胁，当它们发生时，有时会导致再次分裂和碎片化，但同样地，它们有时会导致精神病性组织的创建，这些组织会使用如上所述的变态机制（见第6章）。与现实的变态关系是大多数精神退缩的特征，即使不是全部的。所以这里我不是另外给出一个明显有该元素的临床材料，而是将回顾一些以前章节中讨论过的病人，试图说明在精神退缩中的非现实性的特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