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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末世崛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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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N0.1106

作者:念田

 审核:喵大大   编排:风晓暮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对曹操的这个评价人人皆知。


初听起来挺有道理,再一想,不过是换了个角度来看曹操,属于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未涉及到曹操能够崛起的关键。无论是“能臣”还是“奸雄”,都是对曹操能力的极大肯定。问题是,曹操是个什么出身?投靠宦官势力,为士大夫所不耻。在讲究门阀出身的东汉社会,这样的人物受人排挤,最后竟然能聚集群雄、号令天下,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玩政治需要筹码,在天下混乱时最强的筹码就是军队,而军队绝不是有枪有粮有钱就行了的,看得懂1921-1949年这段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怎么样让军队凝聚在一起,临危不乱,出生入死,如指臂使?这才是天下争霸的关键。


曹操到底是如何为自己挣下天下霸业的基石呢?我们就不得不提曹操的另一副面孔:终结末日的救世主只有看到这幅面孔,才能找到曹操崛起的秘密,理解东汉末年三分天下的天命人心。


 电视剧《军师联盟》中于和伟饰演的曹操


汉代的道教


世界末日和救世主,是世界各大宗教中普遍存在的教义。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末日和拯救的是黄老道。先秦道家分为老庄和黄老两支,黄老道尊崇黄帝和老子,于汉初盛行,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退出朝廷,遁隐民间,发展为早期道教。成帝时,道经《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问世,声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地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是为末日预言的开始。从汉成帝到灵帝的200年间,该经被三次献给皇帝,引发朝堂争议不断。


民间对于末日预言的恐慌和骚乱也一直不断,反映了百姓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汉成帝建始三年(前28)“十月丁未,京师相惊,言大水至”,哀帝建平四年(前2)“民相惊动,讙哗奔走”,安帝永初元年(107)“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官员贪残成风,社会恶性运行,末日观念深入人心,大批民众才会惊恐骚动,放弃家园出奔流浪,引发动荡。


宋元以前盛行“五行终始”说。殷周革命后,周公以“德”补充商代的“天命”说,主张爱民修德者得天命。战国时五行学说将象征王朝正统性的“德运”、五行和颜色对应起来。秦为水德,汉初否定秦而自居水德,武帝时改为土德。王莽篡位便利用道教主张,以汉为火德,自居为黄德即土德。


王莽篡位失败后,东汉恢复“火德”,黄老道则发展出水(末日洪水)克火(汉火德)、土(黄德)克水(末日拯救)的思想,形成了末日来临和黄德当立的主张。此后道教势力不断上升,东汉诸帝均与道士有接触往来。延熹八年(165),桓帝梦老子而命边韶撰《老子铭》,次年又“祀黄老于北宫濯龙中”。然而汉帝没有接受道教的改元主张,于是道教转换方向,在民间制造舆论,以至于“桓灵之间,诸明图谶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立”。


参与桓帝祭祀黄老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曹操祖父曹腾


桓帝从小被宦官曹腾服侍,对其宠信有加,撰写《老子铭》之人亦曹腾所荐,可见曹腾和黄老道关系密切。曹氏家族祖先为西汉初名相曹参,治国推崇黄老之术,家学渊源颇深。


曹操出生于信奉道教的豪族世家,于黄老道有家学渊源,故而早年曹操便刻意营造自己“得天命”的舆论。何颙见曹操时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桥玄以为“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阮瑀更是声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这都是社会舆论。曹操还吸纳了众多方士为曹魏天命鼓吹,打造自己道教“救世主”的形象。


 黄巾军:曹操的第一桶金


陈寅恪说“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黄巾军正是如此。


汉末百姓“有七死而无一生”,长期处于末汉朝残暴剥削和末日预言之下,百姓的心理和忍耐都已趋于极限,近乎崩溃,朝廷已处在火山口上,道教民众运动应运而生。12卷《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被增补改订一百七十卷的《太平清领书》,钜鹿人张角便以此为纲领,宣扬道教,尊“中皇太一”为至尊天神,得徒众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灵帝光和七年(184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起义,这既是革命宣言,也是道德清整口号,各地组织纷纷响应,百姓闻风而起,战火点燃了神州大地,也遭到了朝廷的疯狂反扑。


张角去世后,黄巾军主力失败,各地黄巾军仍前仆后继地战斗,始终没有首领称王称帝。二十余年间,黄巾军始终坚信,起义目标不是自己称王称帝,而是要迎候“黄天”到来。


                                         

黄巾起义形势图


初平三年(192),曹操在攻打青州黄巾军时接到黄巾来信,信中说:“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皇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


曹操任济南相时禁绝齐地祭祀汉初城阳景王,大举捣毁神坛,故信中认为曹操反对神坛祭祀,和黄巾军一样认可存思修养术,尊崇“中皇太乙”,故劝告曹操不要与“天命”作对。曹操接到信后表面上叱骂,暗地里却向黄巾军开示降路,边进攻边劝降,迫使黄巾军倒向自己。


青州黄巾军选择了认可曹操的“黄天”地位,归依曹操,被收编为“青州兵”。有共同宗教信仰为基石,曹操方能以万余兵力收编兵员三十多万、男女老弱共百万口的青州黄巾军,编成“青州兵”。


这支军队一直保持独立编制,对外宣扬曹操宗教地位。从家族信仰到社会舆论再到青州兵的认可,曹操宗教声名更是广为传播,为此后平定中原奠定了舆论基础。曹操去世后,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也证了他们只认可曹操的“黄天”地位。


宁为魏公奴:张鲁的归降


《剑桥中国秦汉史》指出,东汉末年的道教运动分为两支,其领袖都姓张东支是以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为领袖的道教太平道,掀起了旷日持久的黄巾军起义。西支则是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一脉相承的正一盟威道,又称天师道,时人多称五斗米教。天师道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虽然在汉中大战中曹操败于刘备,但天师道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降曹操。


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率大军西击汉中。张鲁欲举汉中降曹,但其弟张卫坚决反对,率领数万人据关坚守。关破后张鲁又想投降,但还是在部下劝说下逃入巴中,说“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此后张鲁落魄巴中,断然拒绝刘备招抚,声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这背后就有宗教因素。

                                                   

张天师像,张道陵天师是张鲁祖父 


“西三张”系汉初张良后裔,祖孙三代是天师道始祖天师张道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张鲁之母与益州牧刘焉关系密切,因此他获得刘焉信任,与别部司马张修率军夺取汉中。后张鲁袭杀张修,自行割据汉中,建立天师道(外人称五斗米教)政教合一政权。张鲁自称“师君”,下设“祭酒”,各领部众,创立义舍,雄踞汉中三十年。亦有历史学家怀疑,张修才是天师道始祖,张鲁是剽窃其法而捏造父祖历史,相传张道陵著作《老子想尔注》应为张鲁手笔。


乱世之中,张鲁最终选择了曹操,所以才声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投降后,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与其结为姻亲,封其五子为列侯。张鲁得以“位尊上将,体及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曹操还将原巴蜀、汉中地区的大批教民迁往中原,希望通过笼络张鲁彰显自己的宗教地位,可谓用心深远。魏晋以后,官僚大族信奉天师道者极多,可见曹魏支持下天师道在中原传播之广。


天命所归:魏国代汉背后的天命人心


终结乱世归根到底得用武力,却也要重视天命人心的归属。


曹操以武力手段平定中原,道教中“黄天”、“黄德”归属于曹操,实际上是曹操在现实政治中实力的体现。曹操的高明之处在于特别善于利用和控制道教为自己宣扬“天命”,收拾人心。汉末道教形成了以东三张(张角、张宝、张梁)为领袖的太平道教团和以西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为领袖的天师道政教合一政权。


伴随着青州黄巾军被收编和张鲁率教民归降,道教东西两支教团势力已经同归曹操麾下。


东西教团外,道教还有若干方士,或是“游于太学”,干预政治,或是散布民间,“妖言惑众”。曹操在削平群雄的过程中,每下一地,即网罗人才,尤其是在平定袁绍后大规模召集各地方士到邺城,一方面采纳其方术养生,一方面规范、引导他们为曹氏天命鼓吹。至此,曹操已经掌握了汉末代表“天命”的两种四派势力:奉旧“天命”的汉家天子和道教黄巾、天师、术士三派势力。

                         

电视剧《军师联盟》中的汉献帝与曹操


曹操去世前,部下主张称帝,被曹操断然拒绝。在曹操的构想中,要等待时机,“遵舜、禹之轨”实现禅让,使汉“赤德”生“黄德”的德运逻辑成为魏国代汉的政治现实。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曹氏“天命”相应转移到曹丕身上。延康元年(229年)十月,汉献帝禅位于魏王曹丕,曹丕称大魏皇帝,定都洛阳,建元“黄初”,正意味着“曹魏作为得“土德”之运的“黄家”,继“天命”正统而立国。


曹魏建国牢牢掌握控制了汉家“天命”,利用了汉末渴望“黄家”的宗教氛围,通过道教鼓吹,把“黄德”这一虚无缥缈的观念转化为赢得人心、夺取政权的关键,实现了魏国代汉。刘备于曹丕受禅后标榜“黄气”、“黄龙”等祥瑞称帝,亦是“黄德”,奈何晚矣,更与蜀汉兴复汉室的战略相矛盾。而孙吴先后建元“黄武”、“黄龙”也有类似考量,却也是东施效颦,三国归一的命运已经注定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吕思勉:《三国史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4]王仲荦:《曹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5]郭沫若、翦伯赞等:《曹操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

[6]熊德基:《<太平经>的作者和思想及其与黄巾和天师道的关系》,《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7]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8]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9]崔瑞德、鲁唯一:《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

[10]姜生:《原始道教之兴起与两汉社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11]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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