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新闻客户端撰稿人 王月兵
[导语]近日，香港接获一宗埃博拉病毒疑似个案，一名早前到非洲肯尼亚游玩的女子，周一返港后出现发烧、头晕及呕吐等类似埃博拉病毒的初期症状。但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暂时未收到任何怀疑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病例。
埃博拉，被称为“黑非洲瘟疫”，是一种恶性传染病。目前对于如此可怕的恶性传染疾病，人们仍束手无策，此次埃博拉病毒卷土重来甚至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恐慌，一航空公司已经暂停飞往西非两国航班 。
纵观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人类一直在与传染病斗智斗勇，而与传染病的每一次交手都会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曾经改变了世界的传染病有哪些？那些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如今离文明世界有多近？
●埃博拉病毒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传染病
埃博拉病毒早在1976年便被发现、命名，迄今已经历过至少三次大规模流行和十多次中小型流行，造成非洲数以千计人死亡。感染这种恶性传染病的患者，会高烧、肌肉疼痛、全身无力，上吐下泻，随即出现内外出血不止、器官衰竭甚至溶解等可怕症状，死亡率有时高达90%以上，是目前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传染病。埃博拉感染者的可怕症状，曾让许多目睹者触目惊心，并且被多部商业电影大肆渲染。
在进行病原实验时，有一项重要的指标叫做生物安全等级，一共4级。等级越高越危险，防护也越严格。艾滋病毒是2级；非典病毒一般是3级，而埃博拉病毒是4级。目前已知的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渠道是直接接触到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及其他体液，或者接触被感染对象的尸体。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从2天到21天不等，迄今尚未有确认的通过空气传播的情形。
从今年3月起，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等地再次爆发，迄今已造成672人死亡，逾1200人被确诊感染。而近一周来，WHO已在非洲最大城市、拥有2100万人口的尼日利亚拉各斯发现了疑似感染病例和疑似感染死亡病例，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宣布在美国已发现两例疑似感染患者。
令人扼腕的是，7月29日，西非埃博拉疫情塞拉利昂凯内马防治中心首席医生奥马尔·汗（Omar Khan）也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不幸病逝。
●黑死病曾消灭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改变了历史进程
在过去两千年里，三场大规模的鼠疫给世界带来了任何一场战乱或传染病都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最惨绝人寰的当初第二场鼠疫。这场被后世称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灭绝（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肇始于1346，它杀死了中古时代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其造成的人口损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复。
第二场大瘟疫是由第一场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中残留下来的微生物源引起的。佛罗伦萨在那些年里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因此黑死病有时也称“佛罗伦萨瘟疫”。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乔万尼·薄伽丘目睹了当时的情形：“鼻血是死亡的前兆；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出现黑色斑点，尤其是手臂和大腿上，密密麻麻；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三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小心翼翼地苟活。”十四世纪这场鼠疫的可怖情景被生动地记录在一大批艺术作品里，如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死神之凯旋》，薄伽丘的故事集《十日谈》，和加谬的小说《鼠疫》，更有二十世纪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黑死病带给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两个字：瘫痪。罗马天主教廷在灾难降临时的束手无力使其在人心中的权威开始动摇，民众对基督教信仰开始失去信心，他们加入了许多似乎在瘟疫之后出现异教组织。可悲的是，公众对疾病的无知致使城镇里的陌生人、麻风病人、乞丐、穷人、妓女、还有犹太人成为散播瘟疫的“罪魁祸首”。这之中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对犹太人的怪罪和大规模迫害。大批的犹太人聚居地被灭绝，犹太人像动物一样被斩杀。在斯特拉斯堡，1349年2月14日一个晚上就活活烧死了当地半数的犹太人。
商业的发展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因为人们互不信任。“在旷日持久的包围之时，贾尼别克领导的蒙古军队遭受到了这场灾难，为了传染城里的居民，蒙古兵向城镇发射因该病而死的人的尸体。这些事之后，并不难看出为什么。所以当时城市之间相互失去了联系而且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再次恢复。
正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两国（百年战争）不得不于1349年商议停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士兵这个行业的收入是最高的。兵源的减少迫使人们改进武器技术，配备具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士兵可以成功地对付数量上占优的敌人。
当然，黑死病也给欧洲的社会、医学和文化带来了变革：采邑制度开始衰落，劳动阶层的流动性增强，商人和工匠们的地位提高，从而促进了行会的建立；它使财富得以重新分配，导致经济的多样化；人们重新审视了传统的盖伦派医学理论，点燃了现代传染病学理论的火种；文艺复兴的萌芽开始孕育。艺术家的作品中不再是宗教形象一统天下，悲观和抑郁的情绪，赎罪和死亡的主题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题材，以至后来才发展出歌特式的风格。
时至今日，大规模的鼠疫已少有发生，但鼠疫仍然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在中国鼠疫和霍乱一起被列为甲类传染病。也就是过去人们所知的1号病。
在中国的西部少数省份，腺鼠疫和肺鼠疫仍可能散发流行，甘肃更是历史上鼠疫流行严重的省份之一。2013年7月17日，甘肃省玉门市发现一例鼠疫病例，患者已经死亡，151名接触者已全部隔离。
●文明的杀手：天花帮助殖民者征服美洲
天花由天花病毒引起，极易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病人发热，全身出现丘疹进而感染，呼吸道、消化道及各种内脏器官都会受到损坏，并可能并发肺炎等。天花不但病势凶险致死率高达25%－40%，而且传染性特别强，病人的衣物被褥也有可能传播病毒。
16世纪，世界航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殖民统治、掠夺和杀戮的历史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贪婪成性的殖民者不会没有想到，天花也随他们漂洋过海，成了他们践踏当地人最厉害的武器。
当西班牙殖民者进攻阿兹特克帝国（现在的墨西哥）时，其军队人数少得可怜，阿兹特克人群起激愤，在首领的指挥下顽强抵抗。由于双方兵力悬殊，西班牙人已无法与声势浩大的阿兹特克抗衡。但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病毒就在这个时候暴发了，一名阿兹特克战士感染天花病毒后，这种病毒在毫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群里迅速传播起来。随着天花病毒的蔓延，将近三百多万印第安人变成它的牺牲品。而最让当地人迷惑不解的是自己的队伍因感染这种疾病死伤无数，对方却丝毫不受影响。短时间内，天花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帝国最后不攻自破。除了天花之外，其他病菌及病毒也跟着广泛流传，让印第安人雪上加霜。
据专家分析，美洲因为地形及气候的关系，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缺乏可被驯服为家畜的大型哺乳类动物，所以几乎没有畜牧业，原住民是在欧洲人入侵后才首次看到马这类动物。他们没机会通过与家畜接触，逐渐培养起对这些普通传染病的抵抗能力，所以当病毒随着殖民者入侵时，简直是天大灾害，毫无抵挡之力。
一些历史统计认为，天花曾至少造成1亿人死亡，另外2亿人失明或留下终生疤痕。伴随着全球性疫苗接种运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彻底消灭。全世界至今未再出现天花病例。
目前，世界上最后两个天花病毒样本分别被保留在了美国和俄罗斯。人们一直在讨论是否要将这最后的两个样本销毁。但直到今年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人们依然无法取得共识。
●流感：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急性传染病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急性传染病是什么？标准答案：流行性感冒。
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陷入自相残杀之中，有一千多万人被同胞夺去了生命。然而，就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场流感爆发，在1918-1919年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2千5百万到4千万人死亡（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这就是上世纪人们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
1918年3月，西班牙流感首发于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森军营，当时的症状只有头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很快又传播至底特律等3个城市。不到一年时间席卷全球。当时西班牙有约8百万人感染了此病，并且多为青壮年，连西班牙国王也未能幸免，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
比起真正的战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似乎更加令人殚精竭力、死伤惨重即使在费城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牧师们也不得不像中世纪肺鼠疫肆虐时那样，赶着马车在街上吆喝，让那些躲在紧闭的门后、胆战心惊的人们把屋子里的尸体搬出来。这场大流感使得1918年费城卫生系统全面崩溃，医院爆满，拒收病人。
科学家和医学家开始日以继夜地研究，但是对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要想找到流感的元凶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时，人们还搞不清流感是由细菌还是病毒引起的，也不知道遗传物质DNA和RNA的存在（流感病毒是一种RNA病毒）。大流感结束后的数年间，许多科学家以流感杆菌为研究对象，但这些研究几乎一无所获。其中美国细菌学家埃弗里在对流感杆菌的研究日益走向死胡同之际，把全副精力用在了对流感并发症肺炎以及肺炎球菌的研究上，这导致了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埃弗里最终找到了遗传物质DNA。
1933年，英国3位科学家才分离出第一个人类流感病毒，并命名为H1N1，从此人们才知道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所造成。
西班牙流感之后，1957 年又发生了亚洲型流感，导致100万人死亡，病毒来源据信为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在猪身上进行基因交换产生了新型病毒。1968年发生了 香港型流感 ，导致75万人死亡，病毒来源据信为禽流感和人流感病毒再次发生变异。
随着医学日渐发达，一些癌症的死亡率开始下降，但流感造成的死亡率却没有任何下降。流感病毒的变异，加上一些亚型流感病毒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再出现过，导致没有人接触过这些病毒。这些病毒一旦暴发，所带来的危害不亚于一次大规模的生物袭击。《大流感》的作者巴里悲观地认为，新的流感大流行几乎无法避免，它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非典记忆：中国公共卫生防御体系之痛
“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口号言犹在耳。对中国人来说，非典是一场挥之不去的伤痛记忆。
2003年春节前，广州，一粒粒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在空气中传播，吸入肺部会出现发烧等症状，就会被“隔离”至死神的门前。
市民们通过短信、电话，纷纷向外传说着这粒病毒的可怕，谈论这种“怪病”。后来，医生将它命名为“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英文名“SARS”，人们叫它“非典”。
2003年3月，“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现“非典”病例。3月25日，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殉职，成为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被患者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4月20日这一天，应该写进历史，标志性的事情包括：（1）北京非典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2）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卫生部决定，原来5天公布一次疫情，改为每天公布。（3）非典被列入中国法定传染病。（4）由于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被免职。
4月21日到4月底，北京非典疫情非常严峻，最高一天新增病例达150多人。直到2003年中期，非典疫情才被逐渐消灭。2013年8月16日，卫生部宣布中国非典型肺炎零病例，至此，中国共确诊非典型肺炎病例 5327例，死亡349人。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为了抗击这场突如其来又不辞而别的非典疫情，中国总共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已无法准确统计。
“非典”是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在管理体系、信息公开、综合协调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原有积弊在“非典”危机中暴露得一览无遗。它带来重大警示：一个没有足够强大公共卫生体系的城市，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安全设防不严密的城市，难以抵御各种严重传染性疾病等生物因素的侵袭。
●传染病不曾远离人类，救人即是自救
传染病并不曾消失。它只是潜入了地下，就像残留在树根处燃烧的林火，慢慢积聚，变化，适应，磨砺自身，观察着，等待着，伺机死灰复燃，燃起熊熊大火。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与名目繁多的传染病斗争的历史，正是在一次次与疾病的斗争中，人类的医学逐渐发达，公共防御体系也日臻严密和成熟。
以中国为例，2003年的非典充分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不足。非典之后，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又根据此部法律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乙类传染病是指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丙类传染病是指流行性感冒、黑热病等。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中的肺炭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人或疑似病人时，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时，应于2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报告；未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应于2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电话、传真）向当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于2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
除了建立良好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和上报体系，人们还应该反省自身的漠然态度。埃博拉病毒由于病毒毒性过于猛烈，感染者往往未及传播便已死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种病毒从黑非洲向其他国家传播，因此人们对埃博拉视若无睹。专栏作家陶短房说：在某些人看来，非洲是蛮荒之地，非洲人是野蛮落后的种族，埃博拉这样的恶性瘟疫在他们中传播，是他们自己的事。针对埃博拉投入过多精力，去研发疗法、疫苗和特效药，需要的黑非洲患者买不起，“文明人”买得起却不需要，这样的赔本生意，又何必去做？
别以为他人的不幸总是离自己很远，人类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今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然贫困、落后，无力单独对抗病魔，国际组织、志愿者的力量也相当有限，需要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帮助和投入。这不仅是为了救当地人，也同样是为了自救。曾几何时，“文明世界”也将同样源于非洲的艾滋病当作他人之痛痒，最终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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