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论：感谢萨米尔·阿明，沃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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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inTurbulenceandChina:
TowardsBuildingupNewModernSinology
周長城
〈ZHOUChangcheng,武漢大学〉
当今世界動蕩不安，当代中國経済與社会持続發展，全球化的浪潮席巻世界的毎一個角落。在這種情景下，如何従事國別研究，如何進行当代中國研究，構建当代中國研究的新方法與新視野，是従事中國研究的学術界必須面対的亟待解决的問題。
目前的地区研究，或者説國別研究，具体地説是中國研究（China-studyorChineseStudies），存在両個最為関鍵的問題，一是研究的視野;二是研究的方法。如荷蘭学者H.凱徑所批評的:“如菓令漢学家難堪，最一針見血的方法就是問他（或挧）使用什麼変数、什麼常数、什麼参数，以及－也是最重要的－它們之間有着什麼聯係。”1来自不同学科的中國研究学者缺乏相関溝通的話語係統，従一定程度上講，這種現実和状况将制約中國研究的進一歩向深入發展。本文試図従研究範式的角度探討中國研究的新的方法論，主要探討“新現代化理論”、“新依附理論”、“世界体係理論”和“全球化理論”。
一、新現代化理論研究模式
60年代后期的理論争辯高峰過后的一段時期，現代化理論研究者対其批評者采取冷漠的態度。然而到70年代后期，対現代化学派持批評態度的学者興趣索然，批評大減。現代化研究者也開始認真考慮批評者的意見，修正其理論並進行了一係列的実證研究，経過修正后的這些研究被称為“新現代化研究”。
修正后的“新現代化研究”較之以前“経典的現代化研究”有以下不同之処:首先，“新現代化研究”抛棄了把伝統與現代視為一対排斥性的概念的做法，在“新現代化研究”中，伝統與現代不僅可以共存，而且相互滲透相互促進。此外，“新現代化研究”不認為伝統対現代化的進程是一種阻力，而認為伝統対現代是有益的。換句話説，“新現代化研究”対伝統持比較客観的態度。第二，“新現代化研究”者在方法上有所改進。不像“経典的現代化研究”那様，采用類型学的方法，並把討論限定在高度抽象的層次上，“新現代化研究”者注重具体的個案研究。“新現代化研究者”認為暦史常常能説明在一個特定的國家發展的特殊範式，研究深入的案例常常可通過比較的方法來支劒。第三，対暦史和具体研究格外関注，所以，“新現代化研究”不作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道路只有走西方的發展道路這一単向性的假設，相反，“新現代化研究”理所当然地認為第三世界國家能尋求自己的發展道路。第四，“新現代化研究”関注外部因素（如國際）対当地現代化的影響。雖然他們仍然着重内部因素的関鍵原因，但他們不忽略外部因素在第三世界國家發展道路中的影響作用。
方法論分組OverallSession
概括講來，“新現代化研究”至少在三個方面比“経典現代化研究”有進歩，一是“新現代化研究”把伝統又帯回到現代化研究之中;二是把暦史分析引進現代化研究之中;三是“新現代化研究”的方法更復雑、更全面。経過修正后的現代化理論在90年代的研究中更富有生機。
二、新依附理論研究模式
如菓説現代化理論是來自欧美研究發展的観点，那麼依附理論則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研究發展的心声，是來自邊縁的声音，是対美國現代化学派霸権地位的挑戦。
被修正了的依附理論称為“新依附理論”與“古典依附理論”相比，有着顕著的不同。首先，“新依附理論”所采用的是“暦史一結構”方法論，不同于古典依附理論的普遍帰納法。新依附理論以考察暦史為基礎，在“新依附理論”中，“依附”這一術語並不是作為一種帰納“不發達”的普遍模式的理論，而是作為一種方法論來分析第三世界的具体情况。“新依附理論”的目標是対依附的特定新情况之不同與多様性作一暦史的分析。所以，“新依附理論”所研究的主要課題為:研究者如何才能在一個給定的依附情况下發現其暦史性的独特之処？一個特定的依附情况與以前的情况有何不同？一個特定依附情况的暦史根源是什麼？這種特定依附情况什麼時候才能發生変化以及如何發生変化？現存的依附結菓自身如何産生転変的可能性？依附情况的一個変化対第三世界的暦史發展有何影響？
其次，和経典依附理論学者那種注重依附外部情况的做法不同，“新依附理論”更傾向于強調依附的内在結構，而対依附的政治方法很感興趣，尤其対階級斗争、群体衝突以及政治運動感興趣。然而，在“新依附理論”対依附内在的政治斗争的作用作出卓有成效的再認識時，設想:“形成了一種復雑整体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的関係，這種整体的結構聯係是基于当地的以及外國的統治階級之間利益的一致性，同時，這種整体又被当地的被統治階級和群体所威脇。”例如，外在的統治通過当地的群体和階級的社会運動而成為一種内在的力量。這些群体和階級的努力加強了外國的利益，因為他們可以藉此來與人們所假設是固有的那種価値観、利益等相契和。因此，“新依附理論”呼吁対“外在利益國際化”進行分析。
再其次，“新依附理論”将依附作為一種開放的過程，這不同于経典依附理論那種強調依附的結構性决定論。在依附的相似結構中，有一係列取决于内在政治聯盟和運動的可能反応。所以，如菓依附結構壤定了揺擺変化的界限，那麼政府、階級、群体的政治斗争能垉重視並改変這些結構，甚至可能用一些没有預先决定的結構取代它們。所以，和経典依附理論那種預言第三世界國家的欠發展元明確方向的做法不同，“新依附理論”認為有依附聯係的發展是可能的，“發展和依附是存在的，而且以比那種被梺領及半殖民的情况更有活力的依附形式存在”。総之，許多経典依附理論的基本假設在嫐多佐的研究中被修正，這種方向上的改変在結構理論的研究上開辟了新領地。
三、世界体係理論研究模式
沃勒斯坦認為，人類暦史不是孤立地發展，而是相互聯係着發展和演変的，它総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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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世界性体係”。在地理大發現之前，世界性体係主要表現在政治方面，出現“世界性帝國”這様単一的政治性中心，相応的世界性経済則没有出現，或者即使出現也極不穏定。地理大發現以后，随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發展和科学技術的進歩，逐漸形成了以西北欧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経済体”。它作為一個世界性的体係出現，由核心区、半邊縁区、和邊縁区三個部分組成。在這個國際分工体係中，核心区控制國際市場，利用邊縁区提供的廉価原料和労動力，主要従事工業品加工制造與出口，控制了体係中的貿易與金融的運転;邊縁区則通常将原材料出口到已工業化的核心國以交換其加工制品;半邊縁区具有双重身嚴與效用，在國際勢力依附関係中的地位処于核心区與邊縁区之間:相対于邊縁区，它部分地充当了核心区的角色，其工業發展水平要高一些，國際政治勢力也大一些，但由于其経済、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勢力還不很強大，它們仍然従属于核心國的統治，相応地充当了邊縁区的角色。在資本主義世界経済体中，這三種角色缺一不可。三種不同的角色是由不同的労動分工决定的。“資本主義世界経済体是以世界範囲的労動分工為基礎而建立的，在這種分工中，世界経済的不同区域（我們名之為中心区域、半邊縁区域和邊縁区域）被派定承擔特定的経済角色，發展出不同的階級結構，因而使用不同的労動控制方式，従世界経済体的運転中獲利也就不平等。”
従世界暦史的發展來看，世界体係不断發展変化，核心区也不断地拡大和転移。核心区常常出現霸権國家，但是這些称霸都是短暫的，一個國家的称霸到達頂峰時，它也就開始走下坡路。如荷蘭在16世紀成為了霸権國，后由英國取而代之。19世紀末，随着中心区由西欧向北美転移，英國的霸権地位也開始衰落。到20世界，世界則成了“美國的世紀”但在20世紀下半叶美國也出現了某些衰落的征兆。由此英國朝野曽在80年代出現了“英國地位是否衰落”的激烈争論。90年代后，随着蘇随意的解体和東欧劇変，関于國際格局的演変在学術界、政界又出現諸多看法，衆説紛隋，整個世界体係中是否存在霸権國，是否仍然有核心，也不曽有定論。沃勒斯坦認為，原有的世界体係在20世紀末已進入“混乱的告終”時期。今后50年内世界体係中存在着造成明顕不穏定的主要根源，這種明顕不穏定是由于財富分配和人口増長方面越來越厳重的両極分化而造成的，依靠國内本身的力量難以成功地予以制止。“世界体係理論”認為這是一幅大動乱的図画，但它並不令人悲観失望。
沃勒斯坦自信新的解决方案一定能垉找到，一種更高效、更合理的新的世界体係必将建立。這一能保持一個“高水平的生産率”，並能改変分配制度的唯一可替代的世界体係，将引起政治和経済决策層的重新整合。這将構成世界体係的第三種可能形式，即一個社会主義的世界政府。但沃勒斯坦所指的“社会主義世界政府”，並不足一種現存的形式。即不足当今世界少数國家所実行的社会主義制度。至于這一体係是什麼様子，沃勒斯坦自己也難以預測。但可以肯定它肯定会到來。因為我們正処于一個“意志自由”的時代。2050的世界将是一個由我們自己創造的世界。今后50年的政治将是対我們世界体係進行改造的政治。
総的來説，“世界体係理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視点，意在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体係中解釈發展與不發展。自従第二次世界大戦結束后，現代化理論就一直在欧美社会科学中梺据支配性的地位，它対現代化理論提出了挑戦，得到年軽的激方法論分組OverallSession
進学者的極大支持。
四、全球化研究模式
近年來，全球化越來越引起各個方面的関注。経済的發展、科技的進歩、人員的交往、文化的交流等都取得了空前的發展。人類活動已経不僅僅是区域性，更是全球性。生活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們，従來没有像今天這様彼此休戚相関。随着全球化的發展，人類社会正在發生一場史無前例的壤時代的社会変革。全球化浪潮的迅猛興起，将在人類社会的一切領域、一切方面形成一場席巻全球的世界風暴，並対其産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國研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方法上也都将面臨一場巨大的変革。中國研究與全球化的関係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國研究範式與研究方法的転変。
民族國家中心論範式認為，人類組織為“社会”這様的実体，它們構成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框架。不僅如此，人們往往将“社会”與“民族國家”聯係在一起，認為民族國家是実行有效社会控制的場所，是社会変遷実際發生的舞臺。社会的界限與國家的界限是同一的。或者説，毎一個國家之下有一個社会，所謂社会変遷和發展，也就是國家的変遷和發展;各國在変化和發展過程中改変着自己的生産方式，走向現代化、工業化和都市化;在國界之内，各種因素是内部的，而在國界之外，各種因素是外部的。民族國家社会従邏輯上看是独立的実体，在統計方面可以将它們加以比較。民族國家中心論範式心照不宣地假定，新独立的國家将開始某種發展過程，這一過程最終将経暦某些先進國家暦史上曽走過的道路。它們“發展”或者説“現代化”的程度，可以量化為一些可以衡量的特征，如富裕程度、教育、職業、識字率和收入等等。通過這些方面的指標，可以対各民族國家進行比較。民族國家中心論範式無論対發達國家研究還是対發展中國家的研究都産生了主導性影響。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民族國家分析框架”面臨許多問題。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球化趨勢的一個突出特点是，人類社会的結構正在跨國化和全球化。很多跡象表明，全球経済正在侵蝕民族國家的物質基礎。経済全球化為一個単一的全球社会的出現建構了物質基礎。全球社会出現的標志是市民社会和政治過程的跨國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種“全球文化”。按這種観点看，國家不再是従外部與一個更廣大的体係聯係在一起，而是従内部與一個単一的全球社会形態聯係在一起。民族國家中心論範式描述事物的運動如何在特定係列的暦史結構中發生。然而，民族國家本身並不是超暦史的，它是生産、社会階級和領土的特定暦史組合。社会結構的跨國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這種特定的組合，面対全球化，許多研究仍以國家為分析単元，将國家間的互動視為世界社会的主要動態，因而已経走到認知和解釈的極限。囲繞民族國家形成的概念，無法解釈性質上属跨國性甚至全球性的現象。全球化要求実現某種認識論上的突破。作為全球化研究的基礎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認識論假定，只有通過対当代現実中一係列関係進行理論概括才能形成，這様才能説明現存条件下潜蔵的結構和暦史運動。当然，這些関係並非不言而喩的。在全球化研究中，這種認識論転換首先意味着國別分析中区分表象（従民族國家分析框架中得出的民族國家性現象）與実質（跨國性、全球性的現象）。我們所看到的民族國家性的現象，可能事実上是跨國性和全球性的，我們需要従民族國家性的現象中解読出跨國性和全球性的実質。以發展研究為例，伝統的發展社会学明確地或不由自主地将發展視為民族國家性的現象。然而，全球化背景下復雑生産過程分散分布的特征，意味着發生在某個特定國家的実際生産活動並非一種民族國家性的活動。経済全球化顕示，跨國資本往往根据各地的条件和各種時局考慮，在一個開放的全球経済中選択最佳区域和時間分布並重新分布其積累過程。跨國資本在特定空間方位找到的比較優勢，従本質上看是依暫時条件而定。生産要素的極大流動性和金融資本的决定性作用表明，在一個開放的國度，看似國家發展戦略和政策結局的東西，可能是流動性的跨國資本的一種后菓。因此，我們在分析某個國家的發展戦略、政策與其發展的結局之間的聯係時，需要考慮資本的全球積累過程，這就要求超越民族國家分析框架。全球化所帯來的質変是作為社会組織主要形式的民族國家被其他形式取代。這一過程正在進行，但遠未完成。資本的全球流動性和全世界経済資源向跨國資本集中，其首要后菓是:與民族國家的直接権力相比較而言，資本的結構性権力大大増強。全球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動力，其中的関鍵趨勢是跨國資本的地位処于上昇状態。而峇一方面，尽管民族國家体係的超越或者説被取代仍需要漫長的時期，但従長期的暦史観点看，民族國家体係及其参照係無疑正処于衰退状態。新的跨國空間、全球空間正在侵蝕、取代作為社会生活場所的民族國家空間。社会結構方面的决定性正在由民族國家空間転向跨國空間和全球空間。社会結構的跨國化和全球化這種本体論的転換，顕然要求進行某種認識論的転換。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主要观点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简述
现代化理论从萌芽至成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
这一阶段以总结和探讨西欧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为主，其中主要的学者有圣西门、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时期。
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主要学者有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亨廷顿等。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瞩目于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分析“中心-外围”结构产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如“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研究现代化除了要重视经典现代化理论外，也不能忽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1951年6月，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1958年，丹尼尔·勒纳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召开了政治现代化讨论会，随后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60年代西方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例如，《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列维，1966），《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布莱克，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埃森斯塔特，1966），《现代化：增长的动力》（维纳，196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1968）等。在70～80年代，现代化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理论。西方学者开展现代化研究，历时50年（50～90年代），最终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尽管这种理论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并因此受到种种批评，例如，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工业国家70年代以来的发展等，但是，它仍然被认为是用来阐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化的有力理论，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也因此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表1：不同领域经典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主要观点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
政治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伊斯顿、阿尔蒙德、阿普特和亨廷顿等
经济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弗兰克、格尔申克隆和库兹涅茨等
社会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帕森斯、列维、勒纳和穆尔等
现代化心理理论。代表人物：英克尔斯和麦可勒兰德等
比较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在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
表2：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六个学派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由于人们对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同的认识，高度发达工业社会内部也存在许多弊端，而且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学者们发现，用经典现代化理论解释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过程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将来的发展就不合适了。可以肯定地说，工业社会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驿站。那么，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二、依附论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或地区的角度，研究西方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和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重后果——外围或边缘地区的不发达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的重要补充和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它视作批判西方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从其阐释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主张来说，可以把它视作全球化背景下植根于第三世界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流派中，它尽管显得激进，然而却是非主流的。
依附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它在20世纪60年代取代结构主义理论，无疑表明了它对解释当时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广大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等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价值取向上，大多数依附论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政策，依附论提供的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某些基本结论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理论贡献。至于依附论主要的也比较一致的观点，按照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 布鲁姆斯特鲁埃和比约恩 赫特内的意见，可以简要归结为4点：欠发达是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世界进程的不同侧面；欠发达不能被视为一个进化进程的原始条件；依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在内部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依附论的理论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学者拉西特批评依附论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他指出，依附论只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这3种不同现象是不科学的。而且，依附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所谓“中心-外围”的世界，无疑犯了片面强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的错误，因而其求解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的出路的各种主张，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在各种场合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真实含意。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 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 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 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 (A. P. Thirlwall) 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因此，尽管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不断地“修正”自身，但由于理论上的固有局限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依附论的理论生命力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有的学者现在甚至开始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的问题。关于依附论的发展方向，其著名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 多斯桑托斯认为，有把它扩展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的必要性。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 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如笔者认为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世界体系论
程的不同侧面；欠发达不能被视为一个进化进程的原始条件；依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在内部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世界体系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借鉴和融合依附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对二者的超越的产物。这决定了它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论，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主张的外围或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西化论；另一面分析世界体系的流动性，论证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学术思想的影响上，世界体系论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注重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理论特点，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最大的剩余价值的“吸收器”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都使得它在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的确，凡是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发展学理论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的一些观点，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存在一定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它在以下3个方面又明显比依附论更进一步。第一，它在采用依附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的同时，建构了半边缘地区这一攸关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概念，而且，它不像依附论那样把国家作为研究单位，而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3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第二，它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因而比依附论在时空上更具整体性；第三，它从全球角度出发，强调依附的普遍性和边缘国家的共同性，因而克服了依附论拉美经验的局限性。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某些方面论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为着更全面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更清晰地看到作为“反体系”力量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借鉴这一理论。
与依附理论者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所谓“现代世界体系”描述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根据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标准，把它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3个部分。在他那里，半边缘区是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缓冲地带，起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没有这个半边缘区，资本主义将会遭受毁灭性的经济危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和文化3个基本维度来看，都表现明显。
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驱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存在于该体系内的两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核心区和边缘区——之中。核心区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而边缘区则相反，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低工资产品，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就是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那里，半边缘区或者说国家并不是一种“残余类型”，而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因为它“将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的产品进口到核心国家，同时将核心国家的产品进口到边缘地区，并且是以大致同样的程度来进行这两种活动的”。
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决定了拥有生产和交换双重优势的居于体系的“核心”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对属于体系“半边缘”的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以及处于体系的“边缘”的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核心”的剥削，反过来也剥削“边缘”，因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对“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有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同时市场的力量也会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不平等。但是对特定的地区来说，它在体系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当技术进步带来世界经济体的范围扩大时，它们之间有可能出现角色的转换。
其次，从政治维度来看，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结构。在国家体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
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国家体系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在这种国家体系中，众多的国家不可能都同样强大，因为“如果是势均力敌的，它们就会阻碍位于别国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行。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落，直至世界体系土崩瓦解”。这样在世界体系中就会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机构，从而出现霸权。在沃勒斯坦那里，霸权就是指在大国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因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霸权国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只有将自己的经济优势从农业——工业生产领域开始，逐步扩大到商业、金融业，并维持在此3个领域的全面优势时才能建立霸权；它们都力主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海上。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经历了3个霸权周期，相应地先后产生了3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19世纪成为“世界工场”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是，在这种霸权稳定机制下，除了半边缘的强国对霸权国家的竞争和挑战，还有居于边缘的弱国对半边缘的强国和核心的霸权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始终存在“反体系运动”。对居于核心的霸权国家来说，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
再次，从文化或文明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特点也很明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核心国家基于增进自己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提高经济生产的有效性，以及长期维持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竭力把欧美文化或西方文化这种本来只是欧美一隅的“特殊文化”，普遍化为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它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内文化或文明演变中的这种霸权趋势，最终必然导致世界性的文化或所谓的文明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对西方文化的霸权趋势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
但是，也要看到，世界体系论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它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又如，它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显得过于僵化，明显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而且世界体系论的整体研究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对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因而缺乏实际应用性。再如，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特奥托尼奥 多斯桑托斯就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阐述世界经济时，在把科学技术革命引入“当代大辩论”的中心时，只有依附论才具备创造性地参与分析世界体系的能力。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也对世界体系论的若干重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世界体系”理论创立和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充满各种争论，但其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体系”，如何视人类历史为一个整体。这一焦点涉及到如何确定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这里简要叙述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这一问题方面的有关观点。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时至今日它一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扩张而产生、发展的，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持反对立场的一些世界体系论者，如安德烈 冈德 弗兰克、巴里 K 吉尔斯等认为，沃勒斯坦视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资本积累为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别之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低估了古代世界体系中通过贸易和市场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此，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并非如他所言发端于500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扩展的时期，它的年代应该再向上推，一直推到5000年前。关于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还是5000年前，并非简单的年代数字之争。这里面牵涉到他们看待人类历史的不同方法论。沃勒斯坦断定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与他更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有关，与他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建立在物质决定论（用马克思主义表述则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的哲学观点上有关。而弗兰克和吉尔斯等人断言世界体系发端于5000年前，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受汤因比的“文明决定论”的影响更大，因而他们的观点，正如威廉 H 麦克内尔所说，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独特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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