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水经注》的描述，我们依稀能勾勒出北魏清河过境邢台的大体位置:河流的北段，在威县东部、清河西部结合的地带，继而东北折向南宫和衡水的故城县境内。其南段在临西县境，《水经注》没有给出参照物。但是既然今天临西县城的前身，也就是北魏临清城，系郦道元生活的时期所建制，则'水西临清'这个俗称，传递的无非是'城在清水之西'这个含义。全局来看，北魏时期，清河在邢台从南至北依次穿行临西东、威县东、清河西、清河东北，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唯一让人不解的，是'东北径清阳县故城西'这句话。据郦道元所述，'清阳县故城'在清河流经路线上，介于信城县故城和东武城之间，所以这里的'清阳县故城'理应就在今清河县城的西北、北、东或者东北一带区域。然而，汉代清阳故城位于宋恩州城东南35里，这是《太平寰宇记》明确反馈的信息，经后世文献大量引用，几乎成为共识，其位置明显不符。如果说清河在流经今清河县城西北的汉代信城之后，又以90度角折返东南，造成大幅回环，不但有悖于常理，也和郦氏所用的'北过''东北径'等方位词相违背。我们更不能贸然说《水经注》记载有误，诿错于郦道元。
既然古迹不存，就还得回到文献中去。对比《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就会发现，《太平寰宇记》的优点是记述详实，但失于芜杂，旁征博引而不加考订，头绪多而前后矛盾。比如在关于'贝州'这一部分的文本中，《元》已经告诉我们当时的贝州城在汉代信城县基址之上，又特意交待'永济渠，东南去县十里。'到了《太》这里，先是指出晚唐咸通元年，贝州长史郑仁凯将贝州向东南十里之外搬迁，形成北宋时期的贝州城，清河县亦随之迁入新址，然而却再次说'永济渠，东南去县十里。'导致了前后扦格。且这句话很明显原封不动地来自《元》，因为在叙述河道位置时，《元》和《太》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前者一般用'河道+方位词+去+参照物+里数'的句式，而后者多用'河道+参照物+方位词+里数'的模式，前者古雅而后者口语化。然唯独在叙贝州永济渠这一点上，两者语风高度一致，不得不让人怀疑，《太》在这一部分抄袭了《元》，遗憾的是，却忽略了时过境迁的现实情况。因此，在利用《太》进行清河县历史的研究时，尚需谨慎。
如果撇下《太平寰宇记》，回到《元和郡县志》，则'清河如何经流清阳城'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元和郡县志》'贝州清阳县'条目下记:
清阳县【紧，郭下】
本汉旧县也，属清河郡。后汉省清阳县，其地属甘陵县。隋开皇六年重置，皇朝因之。
甘陵在县城内，后汉清河王庆陵，庆即安帝父也。
唐代元和时期，贝州城尚在今清河县城西北的汉信城，清阳县在郭下，属于附郭县一类的性质，但既然说'甘陵在县城内'，证明清阳县还是有独立的城，只不过距离州城较近而已。且如果按《元和郡县志》的说法，则清阳县绝不能像《太平寰宇记》所说城址反复搬迁，在城、陵一体的情况下，庆陵尚在城内，清阳城何能有搬迁？
既然没有搬迁，那么郦道元看到的清阳故城，应该就是这座出现在《元和郡县志》中的县城。从汉信城县'东北径清阳县故城西'，说明这座城位于汉代信城县城的东北方向。之所以用'故城二字，是因为'后汉省清阳县'，郦道元作《水经注》时，这座城已经不具有清阳县城的政治属性，而只是甘陵县的一个小城。这个时间，可能就是汉安帝时期。
至于如何看待《太平寰宇记》中记述的清河县境内一众古城的资料，它可能是参考了其他文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书中关于清河县的很多说法，前与《元和郡县志》不符，后同明清地方志牴牾。或许只能寄希望于期待将来的考古发现能解决这一问题吧。
扬尘天气下的邢台运河
邢台运河春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