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广”事实上分为两个阶段：洪武年间，以强制性移民为主，即所谓政策性移民，其后以自愿为主。移民持续一百几十年。
然而，“填湖广”的江西先民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都有某种“历史必然性”。下面我们在三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元末明初，江西人口饱和。
尽管同两广一样，江西在元末也遭受了战乱的蹂躏，但经过历代的发展，江西人的基数仍然较大。
唐代之前，江西属于“不发达地区”——在经济文化重心没有南移之前，“中国”的开发与繁荣程度是从“中原”开始朝南部地区递减的。
从唐中期开始，江西地区户数与人口开始逐渐增长，其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在鄱阳湖平原和吉泰盆地的洪州、饶州、吉州地区。江西人口数量在唐中叶就达到湖广地区的两倍。宋徽宗时，江西人口占全国的10%左右。
南宋阶段，“江西路”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千米377人，位列南宋东南区域第一，全境第三。这种人口优势一直持续到元明。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江西饶州路在元代的人口竟达400多万，与南昌、吉安、抚州并列江西户口众多地区。——尽管南宋时期“江西路”的范围与今天江西省的范围不一样，但其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仍有参考价值。
尽管经过南宋与元代的战乱，江西人口仍然保有较大基数。明代洪武二十六年的数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江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8.37人，全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36人，江西人口密度是全国人口密度的3.2倍。——当时湖南湖北每平方公里仅12.98人，江西的人口密度是湖广的4.5倍。
因此，仅从人口数量角度看，洪武年间的江西人“填湖广”，有一定的合理性。
诸多资料揭示了人口饱和的不良影响。早在南宋时期，靠近水源的平原地区全部耕种，农民向丘陵山区边远地带拓展，呈现“大田耕尽却耕山”的趋势。进入明代，流民朝深山进发，“砍山耕活”。例如，瑞昌县，有“流民千余家匿山中”；人们涌向安仁、 余江 、贵溪、都阳、乐平等县交界之处，这里天高皇帝远，“官有平日不到，法度有所不加”，来此耕种的人能够“差役不当，税粮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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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人家
在此，我们必须补充说明三个问题。
问题之一是：今天江西省的疆域与古代不一样。江西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始于汉代。元朝设立行中书省制度，江西行省的管辖范围远远大于现今江西省的辖区。时至明代，出现布政使、府和县三级政府，其地域才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江西省管辖范围。以上人口数据 ，无论由学者们根据今天江西行政区域“抠取”古代的相关数据后框算，还是以“江西路”为数据考察对象，虽不太准确，但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问题之二是：古代的人口统计数据虽失真，但也有参考价值。“出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许多时期只统计“男丁”和“老”（六十岁以下老人），二是由于地方官员徇私舞弊，少报或隐匿人口，因此有人嘲笑朱元璋的人口统计黄册“皆仅儿戏耳”。
问题之三是：北方人口波浪式地南下，途经湖北湖南后进入江西，填充江西人口，以致江西人口基数较大。对江西人口影响较大的一次移民是南宋时期：金兵南下，隆祐太后携百官、宗庙退至洪州，经吉州一直南逃至赣州，大量人口自赣北涌入江西各处，所谓“东北流移之民，布满江西”。——百越人与三苗可能是江西地区的“原著民”，时至明代，原著民还剩多少，不得而知。
图片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二、江西豪族为统治集团所忌惮
历代皇帝都忌惮豪强大族，朱元璋也不例外。当时江西的封建地主豪强大多与官僚贵族融为一体，他们或兼并土地、掠夺财产，或转嫁田粮差役，或私蓄流民，对社会构成冲击。明代唐龙的《均田役疏》有这样的记载：某些地主豪强为逃避差徭，多在他处买田立庄，或假借外地官僚名义在本地设立田庄，逃避赋税，或者贿赂基层官员，少报田亩，将赋税转移给平民百姓。
与豪强行为相同的还有僧道两家的贪婪。他们像豪强一样兼并土地，掠夺农民，私藏流民，结果是“僧道丰富，安坐而食”。
豪族及僧道的行为至少造成了两大恶果：大批农民“逋逃”（移民）外地，社会动荡，民怨四起。当然，朱元璋更担心的是豪族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不利于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也因此，朱元璋不允许出现“威福下移”、“流于僭侈”的局面，有意迁徙江西豪族，尤其重视吉安、临江等地豪强大族的迁移。朱元璋这一举措带有“削藩”的意味。
衣冠南渡
——顺便提及宋代以来江西名士与科举的状况。先前，江西出现的名人寥寥数人，仅有徐稚、陶渊明等人，随着北方文人的南迁，尤其是“衣冠南渡”，江西的文化底蕴不断深厚。北宋中后期，江西开始成为文风鼎盛之地，欧阳修、王安石、晏殊、文天祥、曾巩、黄庭坚、朱熹、陆九渊、杨万里等大量名士开始涌现。与此同时，江西的科举考试引人注目——江西进士总量已从唐代的65人飙升至1729人，占据全国的十分之一，朝中高官的数量不断增加。
三、居高不下的赋税
江西人自发自愿“湖广填”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江西农民逃避苛捐杂税，或者说是因为江西的赋税远远重于两广，底层百姓避重就轻。某学者根据《明太祖实录》卷190 与明弘治（1488年至1505年）《黄州府志》卷三的数据记载，将江西南昌府的丰城县与湖北黄州的赋税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是：黄州的赋税是丰城县的五分之一。因此，江西人涌往湖北是历史的必然。
赋税数额居高不下有多种原因，其中两个因素引人注目。
一是地主豪强与贪官污吏狼狈为奸，转移赋税，贫民不堪重负，以致逃往湖广。——如果逃往本省，当地的里甲必定强迫“入籍”以承担赋税，原籍官府又行追逃，而逃往湖广则没有此等麻烦。
陈友谅
二是朱元璋对“江南”实施赋税的惩罚性征收。谈迁（1594～1657）所撰明史《国榷》记载：“太祖愤城久不下，恶民之附寇……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明史》如此陈述：“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意思是明太祖记恨包括江西人在内的“吴民”拥戴张士诚，因而重其赋税。此外，还有明太祖报复江西人依附陈友谅之说，但笔者尚未见文献证实。
明代田赋的基础是两税制。按照朱元璋建立的祖制，除“江南”地区外，全国其他地区农民的赋税总量在5%至10%之间，而江南地区的征收却高达20%。因此，“吴民”逃往湖广在情理之中。
此外，江西紧邻湖广，湖广为“江右商帮”的主要经商区域，也是“江西填湖广”的重要因素。限于篇幅，拙文对此暂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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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参考了许怀林、刘晓丹、徐兴蒙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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