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发芾
大概从战国开始，国家就实行编户齐民制度，凡政府控制的户口都将人户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的义务就是给国家纳粮当差，为国家作贡献。这被认为是老百姓天生的本分，天生的义务。
在赋税和徭役义务太重，无法负担的时候，这些列入国家户籍册的老百姓，只能选择用脚投票，逃走。这些被赋役压迫而逃走的编户民，叫做逃户，也叫逃民。皇权禁止编户民逃离，但编户民的逃离却几乎与皇权相始终。
其实所谓逃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真正逃走了，逃到他户籍所在地的官府管不到的地方，逃到山高皇帝远，皇权鞭长莫及的地方，过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日子。另一种并不是真正逃走，而是庇托到当地的豪强大族的保护之下，成为豪强大族的浮客、部曲。国家失去了对这些人的控制，他们不必再给国家纳税服役了。这时候，他们或许还在原来居住的地方生活，但户籍和身份已经是属于豪强的“私属”，而非国家的编户民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编户民通过庇托于豪强大户，而逃脱国家的控制，不再对国家承担沉重纳税服役义务的做法，非常常见。那时候国家动荡不宁，战争频发，老百姓虽然承担沉重的赋役却并不能从国家得到什么安全保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投靠豪强大族，虽然社会地位降低为差不多属于奴仆，但至少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而且，经济负担也有所减轻。在魏晋南北朝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国家与豪强之间，进行了长时期的争夺人口的拉锯战式对坑。这样的对抗，对于处于国家与地方豪强之间的老百姓来说 ，或许还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条活路。国家要把庇荫于豪强大族羽翼下的逃户争夺过来，让他们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给国家纳税服役作贡献，就势必要给予多种优惠措施；豪强大族要把客户们留在自己的保护之下，也必须对这些人予以善待。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豪强势力的存在，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那时候，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布命令，恩威并用，一面禁止百姓逃亡，威胁说，如果不听命令，将会对逃民的妻子儿女一起治罪，或者发配到遥远的边镇。另一面又说，对回来从事旧业的逃民，国家蠲免一些赋税，以示扶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出台占田制，课田制，均田制，按人口给农民们授田，限制豪强大族对土地的兼并和占有。对于逃民，国家也作出一些让步，只要重新回到编户民，国家给他们分配土地。
随着隋朝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对地方豪强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国家对于逃民也越来越不耐烦，农民连逃户也作不安稳了。隋文帝时期一个叫做裴蕴的地方刺史， 就给皇帝建言说，国家应该大索貌阅，查验户口，“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裴蕴得到隋文帝的赏识。唐朝初期，唐高祖采取的一些政策，大体也是来自裴蕴的建议。唐高祖开皇三年，“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所谓貌阅，就是官员亲自验看每个人的年龄大小，相貌特征，验证是不是与户籍簿上的记载相符。隋唐时期，貌阅曾经年年举行，后来改为三年貌阅一次。为了防止像魏晋南北朝那样有大户隐蔽人口的情况发生，唐高祖还对人们家庭规模与结构作出限制，要求堂兄弟之间必须分家，各立门户，以防止大家庭由于人口众多可能存在隐蔽人口的问题。
唐朝开元年间，监察御史宇文融上言说，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请求加以检括。朝廷下命令说：“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任命宇文融为户口检括使，在全国进行了一场雷厉风行的检括逃亡户口的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历次运动一样，这次运动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历史记载说，“使者竞为刻急，州县乘风劳扰，百姓苦之”“州县希旨，务于获多，虚张声势，或以实户为客”。这样在全国检括出80万户逃亡户，宇文融也成为唐朝增加户口的功臣。在唐朝，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看在任期间，户口是不是增加。这种考核办法强化了官员对于逃民的防范和打击力度。
虽然唐朝经宇文融的强力检括，大量逃亡的民户被检括出来，重新成为国家的纳税服役户，但农民身负沉重的赋役，地方贪官污吏随时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农民平时或许能够勉强度日，一遇战乱灾荒，便无法生存，逃亡仍然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农户逃走了，当地的赋役总额却不会相应减少，那些赋役就只好由未逃走的农户承担，这逼得他们也走上逃亡之路。历史记载就有官员抱怨说，“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这就是“摊配”，也叫“ 摊逃” ， 它造成了逃户的恶性发展。唐代宗曾经多次发布诏令禁止“摊配”，但效果甚微。朝廷不去调整各地赋役的总额，地方官员为了保证赋役总额的完成，必须将逃走人户的赋役摊派到尚未逃走的人户头上。
唐朝中后期赋役制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原来的租庸调制转变为“两税法”。 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逃亡现象。在租庸调制度下，赋税和徭役都是以人口为基础的，本质是一种人头税。而“两税”从赋税角度来说是一种财产税，赋税主要落在土地上。但由于徭役仍然是以人丁为对象，所以，两税法只能缓解却并不能完全解决赋役对农民的压迫。随着唐朝后期政治和财政危机加深，贪官污吏敲诈勒索变本加厉 ，农民逃亡问题越演越烈，最后导致了大规模的流民造反。
明朝对于逃户的防范比唐朝更为残酷严密。明朝实行“配户当差”“役皆永充”的办法，既不允许人们自由择业更不允许自由迁徙。朱元璋建立政权后，就将全国的户籍人口分为“军民灶匠”四种，民籍中又分为更多的小类。这种户籍身份伴随一个人一辈子，不但他本人不能改变，就是自己的子孙后代也永远不许改变。为了防止迁徙，朱元璋还实行了“路引”的制度，“ 凡军民等往来， 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 沿途各地巡检司对过往行人加以盘查， 对无文引者要擒拿送官，进行查究。在城市住店的话，旅店也有详细的旅客登记，以备官府查验，如今日住店的身份证登记制度。
朱元璋的明朝还发明了“里甲制度”（农村）和“厢房制”（城市）。里甲制度，是将一个地方的110户人家编入一个里，每10户人家编入一个甲，每年由一位里长带领10户人家当差，十年一个轮回。被编入里甲的人一旦逃走，他的当差义务就由剩下的人户分摊。这本来就是唐朝的“摊逃制”，奇怪的是，唐朝的皇帝曾经不断要求禁止摊逃，但明朝的皇帝似乎连这个姿态也没有。“摊逃制”的弊端就显露无遗，而明朝却在明知故犯。正德年间有官员就报告说：“ 递年派粮编差，无所归者， 俱令小户赔偿。小户逃绝，令里长； 里长逃绝，令粮长。粮长负累之久，亦皆归于逃且绝而已。由是流移载道，死亡相稗，户口耗矣” 。所以，“摊逃制”与其说是防止逃户的办法，毋宁说是大量制造逃户的办法。
为了防止和打击逃户，明朝不许逃走的农户在落脚地入籍落户，往往要强制遣返，严厉治罪，甚至派兵镇压。明朝的逃户政策，与历史上其朝代相比更为严酷而无道。在唐朝中期实行“两税法”之前，历代曾经实行过占田制、均田制，授田给农民。农民与国家的逻辑关系是，国家给农民土地，农民给国家纳税服役，国家与农民只有有一种相互义务。农民如果扔下土地逃走了，可以被认为是农民违约。而那时逃户入籍也可以重新得到政府分配的土地。而明朝时期已经完全土地私有化，农民失地后无法生存也不能离开，逃离是有罪的；强令逃户归还原籍，国家却不可能给予土地。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农民单方面的义务。这比唐朝更加霸道而无道理可讲了。当然，明朝也和唐朝一样，是在逃亡流民的武装暴动中最后失去江山的。这样残暴无道的江山最终被流民推翻，实在是咎由自取。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农民希望有那么一块没有硕鼠危害的乐土，可以自由劳作生活，自己养活自己。但这种愉快的乐土却意味着无人养活那些肥大的硕鼠。硕鼠怎么能够同意呢？所以，历史上总有花样翻新的强迫农民纳粮当差的办法，也有从不停止的逃户逃民。这种游戏，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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