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平(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副院长兼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恒的第一幅作品(图1)写于丙寅年，即1986年全国第二届中青展。此作是20世纪80年代较为流行的书法风格，特点是用笔讲究中锋，结字则充满流行元素，有碑体行书的特征。此时的书法水平普遍处于稍懂点笔法便可入展的层次，当时的评委，比如王澄、何应辉、王镛等的水平未必高过刘恒的这件作品。
图1
此作线条圆润，富有张力，结字趋方而使笔圆转，在“文革”结束，书法开始复兴的历史阶段，这件作品无疑是相对优秀的。但审其结字，臆造者多，法古者少，故耐看程度有限，这在复古风气渐盛的当下就更为显见了。但无论如何，作品所透露出的则是作者对书法艺术的虔诚与恭敬，值得肯定。
与前作相比，全国第四届青年展的作品(图2)则出现了很大变化。首先是由碑转帖，此前的碑学意味在作品中荡然无存，代之以流畅秀美的帖学风格。次则是书写态度发生转变，由原先的矜持庄重一变而为轻松自然。同时，在章法上也由原来的刻意安排而为自然排列，有古人手札的意味。
刘恒先生的不足显然在技法上，而他在技法上的不足不是才情的不足，而是态度的问题，是“尚技”尚得不够。其在全国第二届中青展和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中的作品都有结字问题，如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的“甓”“意”“盘”“铸”等字，结字都显得松散。另外，刘恒书法笔力不足、偏于柔弱也是一个显见的问题。同时，其取法隐约有陆俨少行书的意韵，也有点取法乎下的嫌疑，建议越过现代书家，学其所学，师法古人，如此方可真正解决技法问题。
图2
周德聪(三峡大学书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中青展的历史上，唯有第二届的主办单位有文化部的参与，刘恒入选展览的作品是横幅形式的“缶庐论印诗二首”，简净沉厚的用笔、收放自如的结字、疏密有致的章法，表现出一个其时20多岁的青年人在书法上的早熟与老到。如果用当下的艺术眼光来审视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书法，或许会觉得刘恒作品的艺术语言稍嫌单调;然而，只要把他放在那个时代，那个年龄段(20多岁)来考察，定会产生异样的惊奇:老一辈书家的写字立场及新生代对书法艺术的多未觉醒，使得那个特殊的时期在书法上表现出“承续香火”的状态，只有少数天赋极高者能在古代经典里窥探消息。刘恒便是那个时期的“少数人”。
2017年他参加全国第四届青年展的作品，书写同一文辞内容，但在外形式上却变横为方了，其在早期行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草书的语言，使得整体的章法更为活脱与通透。刘恒以他特有的空间敏感，不仅将字的大小、疏密、奇正、纵敛进行了有意味的组合，而且每一行的长短分布与墨色层次的逻辑结合，线的推进与字势的变化，使得行与行之间的构成关系也变得丰富起来--将浓遂枯的墨色，不经意间摇曳的行气，与字外空间的气韵流动，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外廓之方因其内部空间的参差多变而极富情味。
刘恒的书法，几十年来似乎集中在行草一系，篆、隶、楷较少涉猎，而从更为宏阔的艺术视野看，多体研习与探索，必然会对某一书体产生积极的影响。以他对书法的认识，我们期待有新的尝试!
亓汉友(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书法势理论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刘恒先生的这两幅作品一为全国第二届中青展的横披，一为全国第四届青年展的斗方，两幅作品相隔正30年。在这30年中，先生的作品一直保持着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书卷气，一如他的谦谦君子风度、文人气息。
但仔细分析后发现其作品前后的书卷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字法势分析，全国第二届中青展作品的字法势的松紧关系不是十分明显，即松势因素和紧势因素的对比不强烈，而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则出现了强烈的对比关系，所以，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比之全国第二届中青展作品的结字增加了驻足、思索、玩味的理由。
从章法势分析，由于两幅作品在章法势因素应用上的不同，全国第二届中青展作品呈现出散淡、平直的感觉，而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的“起承转合”则呈现出了跌宕起伏、波涛汹涌的气息，这在一幅书卷气浓郁的行书作品中实在是难能可贵!
通过以上对两幅作品的字法势和章法势分析，可以看出，刘恒先生在书法理论研究大丰收的前提下，书法创作依然显示出了勃勃生机。特别是先生保持的这种文人书法的风格，更是先生理论修养、学术修养、文化修养的结果。
当然，两幅作品也有碧玉之疵，主要表现在笔法势方面。笔者以为两幅作品的起笔、收笔的笔法势因素应用过于单一、粗放。如果写手札一路作品，在起笔、收笔的取势方法上再丰富一些、精到一点，那么，清澈、明快的“天籁之书”会更加余音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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