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贴图写日志……
怀旧：拂不去的文化乡愁
策划：冬雪 胡图 编辑：華无敌于天下
现代科学家认为：怀旧是一种正面的自传式记忆。我们鲜活地坐在往事末端，作为自己历史的主人翁，栩栩如生地讲述与倾听。在怀旧的情景闪回中，我们都是主角。无论是7岁还是70岁，我们都会发现心灵相通的朋友，也都有可能从怀旧中获得更加成熟的经验和教训。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在逆境中寻找自己的闪光点，因此我们的身心拥有了无法估量的流畅、滋润和快乐。董桥先生说过：“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策划/冬雪、胡图）
那些生活已然消逝
文/李晓
有些生活，已经缓缓老去，退出了地球的大气层。所以我听到一个诗人在哀唱：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时，生活其实已经离我们而去，我就特别地忧伤。
骑着一匹马，去看望万里云天外的朋友，那匹马走了3个月、半年……沿途有一道一道的驿站，碰到一些风餐露宿的赶路人。孤寂之中，可以和这些人席地而坐，以苍天为幕，以大地为背景，这样的谈话，心灵在长风中被洗濯，心思在天地之间浩渺。而对遥远的朋友的思念，让路上的马蹄声更急。深夜从住宿的驿站起来，看清冷月色中霜满大地，世界和想象都有一种朦胧的美。
柴门外，有狗吠声，那风雪夜归人，正是去外面喝酒的友人，裹着一身风雪回来了。朋友相见，在雪地中热烈相拥。红泥小屋内，柴火“噼噼啪啪”燃起，烧茶煮酒；屋外风雪声正急。倦意袭来，和友人抵足而眠到天明。而送别友人，又是那么伤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那年代浩如烟海的凄凄送别诗，完全发自肺腑。
再看看现实。网络和交通如此发达，连80岁的侯大爷，也只需坐2个小时的飞机，就可以去看看他的网络情人付老太太了。朋友见面，用得着红泥小屋内煮酒吗？不差钱，马上去海鲜大酒楼点鲍鱼和大虾吃个够。用得了抵足而眠吗？宾馆四处林立，喝酒后马上去开房。
所以刻骨的思念很少了。地球已成了一个村庄，村长也根本管不了那么多的事，古道热肠成了传说。所以不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了，一封电子邮件、一条短信、QQ聊天、视频，就可以解决问题，顶多从卫生间出来就直奔机场，在飞机上睡一觉后彼此就成了眼前人。所以，我看到今天那些表达朋友情义的句子，和古代相比，总感到有些肉麻和言不由衷。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别离还有经年客，怅望不如河鼓星。”那时七夕，邀心爱之人遥望仿佛有汩汩水声传来的天河，与相爱的人缱绻相拥，七夕之夜简直令人销魂，爱情在天河荡漾下，像传说那么美。这些，都已成了古典的意境。看看现在的情人节，一枝玫瑰花可以卖到99元，一杯红酒可以卖到999元，但爱情呢，这原本的主演，似乎已被玫瑰、红酒、别墅和宝马车这些生活中的道具所替代了。
还有那时的鸽子，在苍天中逍遥地飞，多么美。一只信鸽，它忠实地带着主人的家信，拳拳的嘱托，翩然降临在窗台的那一瞬间，与一架飞机的安全着陆相比，毫不逊色。而我在雾蒙蒙的天气里，远远看到一只鸽子“啪”的一声落地，再定睛一看，居然是一只肥胖鼓胀的笨重肉鸽，它一定难逃被杀戮的命运。
我童年的春节，奶奶洗净了一个腊猪蹄膀，放到快成古董的黑鼎罐里。她守在柴火旁，罐子里响起“咕嘟嘟、咕嘟嘟”的声音。我们一群小孩在山梁上奔跑着，放纸糊的风筝。那猪蹄膀要炖上一天一夜呢，等待的幸福比这更漫长醇厚。我的三爷爷放着牛，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一晒大半天。有一天，我看见他竟在跟牛说话，幸福得像一个白痴。我的堂伯伯把一头猪像牛一样送到野外放养，吃那猪肉，我的嘴巴要香上好几天。我的母亲，去公社取一封挂号信件，要开两个村社的证明，而母亲等这样的一封信件，却是那么隐秘地喜悦。我——一个单薄的乡村少年，在夜晚追赶一只萤火虫，竟然足足走了好几里地。
我是不是病了？还在怀恋这些消失的生活，怀恋那个古典的世界。
那时候北京的冬天
文/冯唐
有时候，人会因为一两个微不足道的美好暗暗渴望一个巨大的负面，比如因为想有机会用一下图案撩骚的Zippo打火机而渴望抽烟，比如因为一头长发而舍不得一个“三观”凌乱的悍妇，比如因为一个火炉而期待北京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
我怕冷，我把我怕冷的原因归结于我从父亲那边遗传的基因。我老爸生在印尼，长到18岁才回国，18岁前没穿过长裤，更别说秋裤了。北京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老爸带我去龙潭湖游野泳，我下水没几分钟，上来，面朝下最大面积地平摊在水泥湖岸，后背最大面积地接受阳光，两瓣小屁股还是冷得筛糠一样颤抖，仿佛一条刚从湖里打上来的大鱼。
记忆里北京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每个人穿着同一个颜色和式样的衣服，像是一个个丑陋的柜子在街上被搬来搬去，树枝里面包着的春花和女人衣服里包着的春光似乎永远不绽放。北京漫长的冬天里唯一的喜庆颜色是“两白一黑”，“一白”是白菜，北京冬天的主菜，通常的习惯是买半屋子，吃整整一个冬天，醋溜、清炒、乱炖、包饺子、包包子、包馅饼，百千万种变化，不变的是白菜还是白菜。另“一白”是白薯，北京冬天唯一的甜点，买两麻袋，吃整整一个冬天。“一黑”是蜂窝煤，堆在门前院后，那时候北京大面积的没有市政供暖，整整一个冬天的温暖得意就靠它了。
我常常因为烧蜂窝煤的火炉而想念那时候北京的冬天。
伺候火炉是个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活儿，这个技艺由老爸掌握。炉子安放到屋子一个角落，烟囱先向房顶再向一面墙蜿蜒而过，最终探出屋外。烟囱在屋外的一端要安个罩子，防雪防尘。烟囱在屋里的一段要逐节密封好，否则一觉醒来，一家人已经在天堂。为了伺候炉火，老爸自制了很多钢铁工具，夹煤的、捅煤的、掏灰的、钩火炉盖儿的，其中捅煤的钎子常常被我们拿去滑冰车用，总丢，老爸总是多做几个放着备用。蜂窝煤似乎有两种，一种是主流，数量多，含煤少；一种数量少，含煤多，贵，用来引火，先放在煤气炉子上烧着，然后放进火炉最底层，最后再放上普通蜂窝煤。蜂窝煤烧尽，要从下面捅碎，煤灰随重力落到炉底，用煤铲掏走，再从炉子上面加一块新煤。最考技术的时候是临睡前封炉子，留多大进气口是个手艺，留大了，封的煤前半夜就被烧没了，下半夜全家被冻醒；留小了，不热，一夜全家受冻，加上蜂窝煤的煤质不稳定，留多少更难控制。老爸的解决办法是半夜起来一次，我睡觉轻，常常听见，他摸黑穿拖鞋声，因为长期吸烟的几声暗咳声，吐一口痰声，喝一口水声，铁钩子拉开炉盖儿声，铁钩子合上炉盖儿声，撒尿声，脱鞋再上床声。
我对于伺候火炉的兴趣不大，但是对于炉火的兴趣很大。炉火当然能烤火，而且炉火比空调好很多，不硬吹热风，而是慢慢做热交换和热辐射，暖得非常柔和。从脆冷的屋外进来，把千斤厚的棉衣一脱，一屁股坐在炉火旁边的马扎上，面对炉火，像拥抱一个终于有机会可以拥抱的女神一样，伸出双臂，敞开胸怀，但是又不能又不敢抱紧，哪怕不抱紧，很快身心也感到非常温暖。然后，倒转身，挺直腰板，让炉火女神再温暖自己的后背、后腿和屁股。炉火还能烤食物，白薯、汤、粥、馒头片。晚上看书累了、饿了，贴炉壁一面的烤白薯和烤好的抹上酱豆腐的馒头片都是人间美味，胜过天上无数。遇到周末，改善生活，放上一口薄铝锅，炉火还能当火锅。火锅神奇的地方是，已经吃得不能再烦的白菜、酸菜、豆腐、土豆放到里面，几个沉浮，忽然变得好吃得认不出来了。围坐在周围的家人也开始和平时不一样了，老妈转身去橱柜拿酒，老姐望着炉火，眼神飘忽，老哥热得撩起裤子、撩起秋裤，腿毛飘忽，老爸开始小声哼唱18岁前学会的歌曲。窗外天全黑了，借着路灯光看到小雪，在窗子的范围里，一会儿左飘，一会儿右飘。
后来，住处有了市政集中供暖，老爸还是习惯性半夜起来一次，我睡觉轻，还是听见，他摸黑穿拖鞋声，因为长期吸烟的几声暗咳声，吐一口痰声，喝一口水声，撒尿声，脱鞋再上床声。我背诵最早和最熟的唐诗之一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老爸天生酒精过敏，滴酒不沾，但是每到冷天，每到夜晚，每到想喝口小酒，我每每闭着眼听到老爸像老猫一样爬起来，去照看那早已经不存在了的炉火。
80年代的婚礼
文/陈丹燕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洁净的年代，人们都还带着在恐怖中长大的孤儿般的谨慎和幻想，还有小心翼翼中暗藏的反骨，悄悄地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的婚礼，是人生中真正的大日子，离婚和婚外恋的浪潮还没有到来，婚礼上关于“百年好合”的祝愿，就是铁打的规矩。
80年代的新人大都不满意家具店暗淡的日光灯下粗糙而土气的棕红色家具，大家都愿意按照自己的心愿，请木匠到家里来做家具，那时候时兴的，是捷克式家具的颜色，清水蜡克，或者极淡的黄色，那是对国营家具店里红棕色的反动。式样却是组合式家具，若干个方方的箱子，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随便搬动组合更新，变成另外的样子。
从那时候开始，一个上海的新家庭与装修队之间的斗争就已经硝烟四起了，所以80年代结婚的人，要是在90年代买房子装修，是最有经验对付装修队的。经验就是两种，一是事必躬亲，不让他们有空子可钻；二是高高挂起，早就做好了受骗的准备，所以不生气。那时候的结婚序曲又长又艰苦，新人们蓬头垢面。新娘大多数总是和新郎同甘共苦，见钱眼开的新娘自己知道有罪，人们不把这样的女孩子称为聪明，而是称为好吃懒做。新人们最先了解的，就是木头的品种和零件的价钱。那时候的人心没有现在狡猾，商店里开出来的发票总归是真的。
然后，女孩子要准备自己的嫁妆，8条新棉被，从1.5斤的到8斤的，可以盖上20年。还有各种颜色的缎子被面，大红大绿，喜气洋洋。那些被面子，是真正的好缎子，手工绣的龙凤，一洗就皱、丝线就褪色的那种娇气手工。还要准备2条鸭绒被，2条羊毛毯，洋红的羊毛床罩。好像织物都应该是女孩子准备的，包括窗帘和桌布，电视机套子。为了找到好看的布料，花的时间不计其数。女孩子总要准备一对樟木箱，那是重要的陪嫁。女孩子用的新被子，会由妈妈请一个全福的女人来缝，为了祝福女孩子日后的幸福，父母不全的，家庭不全的，都不能动新人的嫁妆。常常自己的母亲不肯动针线，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幸福吧。而在80年代，长期的动乱甫定，有全福的女人还真的不好找。被找上的人，一脸都是自豪和感恩的样子。
男孩子要准备房子和家具，还有电器，那时候不过是冰箱、电视、录像机和录音机而已，但那时候男孩子的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58块8角。那时候结婚，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房间，房间通常都是小小的，一整套家具放进去，转不开身。
规矩的人家也得给媳妇一个见面礼，通常是金戒指和金项链，九九金的。式样老土，克数殷实，女孩子家出面为女婿做一套婚礼上穿的全毛呢中山装，是很多人一辈子的最好的出客衣服。金项链和戒指，上好的呢中山装，还有一件全呢的长大衣，都是婚礼上的主力。
然后就到了婚礼。所谓婚礼，就是喜酒，就是订下一个饭店，请亲朋好友大吃一顿。那时候并没有来喝喜酒一定得送礼的规定，所以被通知喝喜酒的人，都是真正高兴，80年代吃到一顿好吃的，还是令人鼓舞的大事。当然，看喜酒的排场也很要紧。家属会带着家里的大锅去饭店，把吃剩下来的东西带回家。那时的喜酒，是货真价实的传统盛宴，清炒虾仁、红烧蹄、白斩鸡、香酥鸭、蚝油牛肉、松鼠黄鱼、狮子头……一道一道热气腾腾、重油赤酱地端上来，被重重地蹾在圆桌的中心，一时间，筷子头如雨而下，风卷残云一般，青花大盘子里就空了。那时候喝的酒，都是烈酒，茅台也不那么贵，男人们很快就脸红了，也有人白了，喝醉了的人开始失态，想起了伤心事就哭了。大动乱以后的年代，每个人都有伤心事，整个社会都是多愁善感的，容易见到眼泪，即使是在婚礼上。而女人们的嘴唇因为油，而显得厚而馋相。
发的喜糖，是用窄长如手掌的小塑料袋装的，要是里面8粒都是奶糖，就表示是有钱人家结婚了。通常总要在里面搭两颗便宜点的硬糖，一粒奶油话梅糖，一粒上海产的水果糖，用透明玻璃纸包的。
接下去的节目就是闹洞房了。开始总算是文雅的，说说恋爱经过而已，后来就要新人一起吃苹果，不过借着由子可以让他们不小心亲到一起，大家可以起哄。那时候这种被社会允许的亲昵，是最好的13频道节目，可以让人看到自己都脸红心跳。
这是中国在80年代短暂的宁静中，拘谨而单纯的婚礼过程。多少那时的婚礼，没有应了“百年好合”的话，消失在经济的腾飞里面。
一双1962年的翻毛皮鞋
文/庞玉生
快有40年了吧，父亲一直没有忘记他曾经穿过的那双翻毛皮鞋。那双鞋的鞋面是一种毛茬茬的黄土一样颜色的粗皮，皮质当然也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猪皮和牛皮，现在，市面上已经没有这种鞋了。但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或者更早的一些时候，翻毛皮鞋一直是村里的后生和闺女们羡慕的一种时尚。当然，谁要能穿上翻毛皮鞋，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我问父亲：“那时你穿上全村唯一的翻毛皮鞋是什么感觉？”没等父亲开口，母亲就抢着回答：“可贵咧！”
母亲是从经济角度来说那双翻毛皮鞋的，可是那时候的父亲并没有考虑这鞋多少钱，而是穿着它一脸自得地在村里走着。多少年了，说起那双翻毛皮鞋，父亲的言谈中仍有一丝炫耀的感觉。父亲对我说：“那是你爷爷从大同给我买回来的。”于是，我想象着父亲当年穿着一双翻毛皮鞋是怎样的风光。直到今天，村里好多人在闲谈时，还会说起那双皮鞋，他们都说：“不是那双翻毛皮鞋，你妈早嫁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为父亲感到幸运，更对那双我再也看不到的翻毛皮鞋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如果没有那双鞋，恐怕就不会有我、我的姐姐、哥哥和妹妹们了。
1962年，母亲老家的年轻闺女们饿得实在没办法，纷纷出走上川，来到父亲他们这里以求活路。于是在那条冷寂的公路上，就经常游走着一群又一群的年轻闺女，她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出去为饥饿的家里人找一些粮食回来，同时也给自己找一个好男人。因此，那些1962年的年轻闺女们的爱情便少了许多的浪漫，而多了一份难堪。过去穷得卖儿卖女，那是没办法；现在解放十多年了，却饿得要出来找饭吃了。可是不这样，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据说母亲是一个人走上那条漫无边际的公路的，弯弯曲曲的公路犹如母亲心里的惆怅，可是为了自己的一家人不被饿死，母亲只得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在一个暮色茫茫的时分，母亲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此刻，村庄上空已缭绕着缕缕炊烟，空气中散发出阵阵的食物香味。母亲情不自禁地张开嘴呼吸着，饥饿就在此时像刀子一样扎着母亲的身体。母亲由于饥饿，胃疼得几乎要弯下了腰。
母亲灰头土脸的样子使主人家感到恐慌无比。这户人家并不是我父亲的家，但他们还是给母亲做了一顿当地特色风味的白面片儿汤。母亲连吃三大碗后，眼泪便开始掉了下来。主人家深表同情，但也无可奈何。
那一夜，就在这户人家，母亲睡了一个好觉。那一年，母亲18岁。
第二天，母亲便没有再往前走的意思，主人家就明白了母亲的心思，此前听说有闺女主动上门找婆家的传说也终于得到了证实。但他们家没有儿子，只有3个闺女，所以他们对母亲的主动上门爱莫能助。但他们很快就把母亲引荐给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爷爷。我爷爷是见过世面的人，经常行走于内蒙古和山西大同一带，是有名的牛贩子。他看着坐在炕沿上的母亲，品咂着手里的旱烟袋，说：“闺女，你可要拿好主意。”母亲低着头没有吭声，只是点点头。然后父亲就跟着爷爷来到了母亲面前。那时候父亲23岁，胸前的口袋里别着两支钢笔，梳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发型。见了母亲，父亲显得很不自在，倒是他的那双和他身上穿的衣服形成极大反差的皮鞋吸引了母亲。父亲羞涩地看着母亲，脸上像被谁打了两个耳光，火辣辣地发烧。当晚，母亲就住进了父亲的家。第三天，父亲肩上扛着半口袋小米，跟着母亲来到了姥爷家。父亲还没把肩上背着的东西放到地上，姥爷和姥姥就感激地哭了起来。大舅、二舅、二姨则像一只只饿急的小鸟，伸着细长的脖子，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大姐、父亲和地上那半口袋粮食发呆。
没有媒妁之言，没有响鞭放炮，母亲就和父亲生活在了一起。他们的爱情就像那个年代留下来的黑白照片，质朴得令人温暖。
母亲老家的后生们，在那个饥饿的1962年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光棍荒，父亲他们那一茬的后生则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惊喜和便宜，甚至40岁的男人也能娶上一个二十多岁的黄花闺女。现在说起来，母亲也是一腔感慨，说那时候只要能填饱肚子，人长得什么样儿是不敢考虑的，因祸得福，就便宜了父亲他们。当时母亲看见父亲脚上的翻毛皮鞋，就认为这户人家错不了，能穿得起翻毛皮鞋的人家，在那时的农村是没有几户的。
在我的忆记里，母亲和父亲是经常吵闹的，甚至两个人现在都还吵闹不休。有时为了一句极平常的话，两人的意见没有统一，也要吵上半天，可没到10分钟，便又和好如初。他们的吵闹甚至大打出手，就像一天也缺少不了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使我和大姐经常对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否幸福产生莫大的怀疑。可是母亲对自己的婚姻竟然没有半句怨言，倒是一直在为自己的结婚如此简单而叫屈：“现在村里的闺女出嫁哪个不是几铺几盖，车来车往？”父亲则涎着脸皮得意地说：“谁叫你家穷得连锅也揭不开呀。”这句话仿佛说到了母亲的痛处，母亲便默不作声了。其实母亲说得再多，对于她那永不再来的青春已经是于事无补。
此时，那双令父亲骄傲不已的翻毛皮鞋已经被父亲弃之一边。母亲的样子，也已失去了往日的容颜。连着几年，母亲生下了姐姐，然后生下了哥哥和我，还有妹妹。沉重的家庭负担和贫困的生活，让母亲和父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沉默，他们忍辱负重，他们像两头老黄牛在为生活而忙碌。从那以后，父亲的脚上经常穿着母亲为他做的麻底布鞋。记得母亲说过，父亲一年要穿10双布鞋，再加上我们姐妹4个，母亲一年要在煤油灯下做多少双布鞋就可想而知了。每每想起这些，我总是为我的父亲和母亲感到心痛。
姐姐12岁的时候，把父亲穿过的那双翻毛皮鞋又翻出来穿上了。但鞋的前面已打了一个很醒目的补丁。姐姐说：“穿上它，自己就像一个动画片中的人物，笨笨的，往往是人还没出门，两只脚已伸了出去。”我记得小时候我和哥哥跟着姐姐给兔子割草，姐姐经常被这双不合脚的鞋拖累得落到了后面。姐姐因此而尖着嗓子在后面大叫，让我和哥哥等等她，可是我和哥哥反倒加快了步子，甚至小跑起来。于是，我们的身后就传来了姐姐细弱的哭声。尽管这样，姐姐还是爱穿父亲的这双皮鞋。姐姐那时已经知道了美，知道这是一双比布鞋要高级的皮鞋，知道了一双皮鞋是比一双布鞋要洋气的。
后来，不知为什么姐姐就不穿这双翻毛皮鞋了。也许她懂得了害羞，知道村里人都取笑她：“小人人，大鞋鞋，嫁个男人丑八怪。”姐姐脱下了这双皮鞋，哥哥就忙不迭地试着想穿，可是鞋底上那许多的铁钉让哥哥无可奈何，哥哥说：“太重，穿上就不会走路了。”后来，这双翻毛皮鞋就丢在一边没人问津了。它像我们那时候常吃的玉茭面窝窝和高粱面，或者看的一本小人书，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就悄然而逝了。说得详细点，可能就在过年时，和烂纸灰渣什么的一起让父亲给倒在河槽里了。
总之，我们家再没有人去关注过这双翻毛皮鞋，而它就像那些逝去的日子，理所当然地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仔细地回味，可能就像我们生命中的某些事物吧，总会在某一天或某一时刻，悄悄地离我们远去，然后在多少年后，又叫我们想起它。
就在去年，我在一家鞋店给母亲买了一双软底皮鞋，没想到母亲穿了一个礼拜，皮鞋的鞋底和鞋面就分了家——“张开了嘴”。父亲见状，就说：“我年轻时候的那双翻毛皮鞋穿了20年，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父亲说得没错，那双翻毛皮鞋，确实是一双质量信得过的好鞋。
乡间邮电所
文/董永红
多少年来，乡间邮电所就这样连着亲人和远方的游子，一次次寄去父母无尽的牵挂，也一次次收到游子报来的平安。
在回老家的路上，透过车窗，我指着离公路不远的那个砖墙小院对孩子们说：“快看，那就是咱们乡上的邮电所。20多年前，我经常跟着你们的爷爷奶奶来这里等信。”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如今通畅的柏油马路和信息传递的高度发达，根本无法想象过去，而那熟悉的邮电所将我的思绪猛然牵回了从前。
上世纪80年代初，乡上只有一条通向外界的土路，从海原县城发往乡里的班车常因下雨路滑，三五天才来一次。冬天大雪封山后，几个月都见不着班车的影子。
当时哥独自去东北上学，父母亲轮换着每次赶集要去乡上的邮电所。一个多月过去了，还盼不到哥的信，母亲急得天天抹眼泪。父亲特意买了一本中国地图装在衣兜里，无论是在山坡上耕地的歇脚间隙，还是在晚饭后的煤油灯下，他总要摊开地图，拿着一丝细线一次次量算着从我们县城到东北的距离，不停地叹息哥不该去遥远的“天边”上学。还说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人，谁知道路上会碰到啥瞎事。父亲一念叨，就吓得母亲彻夜难眠。好在经过两个月的煎熬，我们终于收到了哥的信。从信中得知，他从家里出发到县城，再转汽车到中卫花了3天时间，从中卫上火车到东北又是整整7天7夜。哥一到学校就给家里写了信，可信在路上走了50多天。知道他平安到达了学校，我们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父母思儿心切。乡上每隔3天逢一次集，我们老早就打听村上谁去赶集，如有去者，无论男女老少，请他们一定去乡上的邮电所看看有无我家的信。老家距乡镇近30里山路，乡亲们早上出发，下午才能赶回来。倘若没有急事，人们通常一两个月才结伴到乡上买油盐等物。如果村里没人去赶集，父母只能亲自去了，回家时将帮乡亲们捎带的盐、碱等东西背回来。时间长了，乡亲们就习惯于赶集时给我家捎信了。
这年初冬，大雪早早封了山。只要逢集的日子，父母仍然踩着厚厚的积雪奔波在家和邮电所之间。有一次父亲在路上滑倒了，摔得好些天都站不稳。记得那年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次逢集，我和母亲又去了邮电所。那里已经有几个外村的老乡穿着棉袄，双手缩在袖筒里蹲在门口等信。一直到下午，邮车也没有来。邮电所的老冯对满脸失望的我们说：“信都压在路上了，等开春雪化才能来。你们把心放宽，回家好好过年。”
走出邮电所，空荡荡的街道冷风刺骨。返回的路上，母亲仍不时回头望着慢慢远去的邮电所。突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辆吉普车停在了街口。那时候乡下汽车很少，母亲还以为是送信的邮车来了，她拉着我的手转身向小车跑去。没等我们跑到跟前，小车就开走了。母亲抬起胳膊拭着额头的汗水说：“他们肯定送信来了。”等我们跑到邮电所时，大门上拳头大的铁锁已结上了冰霜。
回到家，母亲就忙着给我们蒸过年的馒头。白胖胖的馒头出笼了，母亲拿着麦秆做的梅花蘸了颜色给馒头点花儿，抑制着眼泪说：“我儿子在外面不知道咋受冻挨饿呢！”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春节母亲的泪从没干过。直到来年二月二，我们一下收到了哥的几封信。母亲不识字，但能认得哥的笔迹。每次收到信，父亲都要给她念上十几遍，之后她就如得了宝贝似地捧在手里。
那些年，我们最期盼的就是能经常收到哥的信。不管是不是节日，有了他的信就是好日子，父母亲的眉头展了，我们也就高兴了。
因为家里穷，哥在东北上学几年，从没回过家。第二年刚入冬，听说县粮站招临时补破麻袋的女工，母亲就跑去了。为了多挣点钱，她给自己“抢”了一大仓库麻袋，一头扎进去补了起来。进入三九寒冬后，母亲在不能有一丝火星的仓库里冻得实在受不了，只好用麻袋把自己围起来。为了赶活儿，她几乎不喝水，每天啃几个冻硬的馒头，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直到第二年开春，母亲终于把山一般的几万条麻袋补完了。当她以每条麻袋3分钱的酬劳领到工钱时，顾不得自己冻伤的双脚和磨得滴血的双手，就急忙赶到乡上的邮电所，把钱寄给哥。当我们老远看到母亲一瘸一拐地从山路上往回走时，禁不住疯跑着迎上去。母亲搂住我们，瘦得深深陷下去的眼睛里充满了柔和而慈爱的光芒。
又过了几年，我也到外面上学去了。再后来，弟弟也到外面读书了。多病的父母亲仍然步行在家和邮电所之间。记得有一年，我要交实习费，接连给家里写了几封信却得不到消息。就在我急得团团转时，终于收到了父亲寄来的钱和信。父亲在信中为没能及时给我寄钱深表歉意。我知道家里给我凑学费不容易，但总算收到了实习费，解了我的燃眉之急。直到假期回到家我才得知，父亲当时为给我凑实习费，卖羊时被羯羊撞倒，腰部受了重伤。一星期后，父亲拄着拐杖去邮电所给我寄钱，老冯问他说：“我快退休了，你还得跑几年？”父亲笑着说：“快了，等娃娃们奔上饭碗我就不跑了。”
是啊，多少年来，乡间邮电所就这样连着亲人和远方的游子，一次次寄去父亲无尽的牵挂，也一次次收到游子报来的平安。
如今，我们一路驱车高速行驶，仅用了5个小时就走完了哥当年3天才能走完的路，这不由得使人惊叹时代的巨大变化。
故乡的山顶上，轻风阵阵，我们纷纷下车张开双臂纳凉。此时，老家破旧的大门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正翘首盼望着我们回家。而在村后的远山上，母亲的坟头已经被野草淹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