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弟
苏州有确切的疫病记载可上溯到汉代。据史志记载，自元康二年（前64）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见诸记载的大疫共60次。
在古代，对于多种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大都不够明确，史书上通常称之为“大疫”“疫疠”“疫痢”，究属何种疾病，难以查考。
在各种疫情记载中，死亡率最高的当数正德五年（1510）那一次，《乾隆吴江县志》称“死者居半”。而描述最为详尽者乃万历十六年（1588）那次，“饿殍填塞街衢，壕堑浮尸，舟行为碍，城内外积骸如山”，《海虞别乘》还辑录了当时周寅斋的描写：
“余遭岁祲亦屡矣，然未有如万历十六年之甚。……寺观庵院中，饥民相聚而居，疫疠相染死者，不知几万人。余尝一至书院前，见门房内有僵者、有呻吟者、有鹄形兽面非复人状者、有奄奄气息者，纵横枕籍杂乎死尸之间者累累，傍一人告余曰：'今朝已抬去几许矣！’又曰：'日日如此，当是时而得延残喘，亦幸矣哉。’”
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
至于疫病的传染性，《乾隆吴江县志》是这样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的疫情的：“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玉锡之师陈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亲邻不敢窥其门。”又称崇祯十七年（1644）：“春，大疫，民呕血缕即死。《叶志》曰：是年春，疫疠大作，有无病而口中喷血即死者，或全家或一巷民枕藉死。”
说明疫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染的，从“无病而口中喷血即死者”的记载看，其爆发力之大之快。
不过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人们对于疫情的认识，开始逐渐清晰，苏州旧志中有3次明确记载病名，并具体描写病情：《乾隆吴县志》卷之二十六祥异记载，雍正五年“丁未十一月，痘症大行，民间童稚死者无算。苏俗忌痘殇者，焚尸以毁其形，日有千数”，并称以“焚尸”之法阻止其流传。《道光璜泾志稿》记载，道光元年“夏，大疫，名曰蛛蜘瘟。始而呕泻，继而手足筋骨俱欠，医药罔效，至二年十月始止”，把病名和症状都描写清楚了。《民国垂虹识小录》记载“道光辛巳六七月间，江浙大疫。初起足麻屈不能伸，名为脚麻痧，又名吊脚痧，患此者或吐或泻，骤如霍乱，甚至顷刻殒命，死者日数人”。
面对如此恐怖的疫情，地方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的，《同治苏州府志》就有多处记载“官府应对”的情况：“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钟离）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
这个钟离意（约公元10年－74年），字子阿，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曾任会稽郡督邮，建武十四年即公元38年，当时郡中大疫，钟离意一人独自进入疫区，抚恤灾民，并亲自给予医药，最后“所部多蒙全济”，说明钟离意的行为是行之有效的。
督邮是古代官职名“督邮书掾”“督邮曹掾”的简称。汉代各郡的重要属吏，经常代表郡守督察县乡，宣达政令兼司法等，每郡分若干部，每部设一督邮。因此，钟离意也算是个“体制内”的人，他的行为至少属于半官方行为。
《吴门补乘》记载：“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
安帝元初六年即公元119年，那年夏天，会稽郡再次遭遇大疫，这一次是朝廷出面，专门派遣了光禄大夫带着太医来“循行疾病”，并且“赐棺木”，还免除了当地的“田租口赋”。
《崇祯吴县志》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知县牛若麟市药设局延医胗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长玗与若麟日收露尸，给槥瘗土以万计。考宋建炎金兵惨掠后，未有此奇荒”。
面对崇祯末年的饥荒和疫情，数以万计的死亡，吴县知县牛若麟与推官倪长玗，积极应对，专门“设局延医胗视”，力图将死亡降低到最低限度。
《同治苏州府志》云：“康熙四十九年，大疫，民死相枕藉。时知府陈鹏年循行四境，惟文熺从往，每户亲问，至手调汤药，全活无算。”
陈鹏年（1663-1723），字北溟，又字沧州，湖南湘潭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三十年进士。历官浙江西安知县、江南山阳知县、江宁知府、苏州知府等。在苏州知府任上，适逢大疫，他还捐出自己的薪俸，叫人研制、免费发放辟瘟丹，亲临现场视察灾情，“每户亲问，至手调汤药”，不愧为“江宁好官”“江南廉吏”之美名。
跟随陈鹏年“循行四境”的侯文熺，是长洲县的教谕，也是一位“为人廉正，肯任事”的好官，《乾隆长洲县志》有传：“侯文熺，字浴日，无锡人，康熙甲子科举人，授长洲教谕，为人廉正，肯任事。四十八年，岁饥，郡中设厂施粥，分曹董其事，各厂就食少而米尝不给，文熺所董就食独多而米尝余。明年，大疫，死者相枕藉，知府陈鹏年循视四境，惟文熺从，按户亲问，至手调汤药，全活无算。”
还有一位苏州知府赵酉，也亲力亲为，走在了抗疫一线，《道光苏州府志》有记载：“乾隆丙子，吴中大疫，知府赵酉设局施药，延名医疗治，（郑）鉴与焉，活人甚夥……”
乾隆年间的这两次大疫，都由知府出面施医施药救治，当然会有吴中名医的身影。郑鉴就是其中的代表，《乾隆长洲县志》载：“郑鉴，字照山，长洲人，世习带下医，门前垒石为山，故世以山为号。五世祖钦谕，字三山，见《雅志》；父开山，崇祀三皇庙；鉴孤苦力学，精医术。乾隆二十一年，吴中大疫，郡守赵侯酉设局施药，延名医疗治，鉴所治无不立效，由是名誉日起。”
除了官府，苏州历来不乏凡人善举。面对大灾大难，他们毅然“出列”，尽力呵护一方。
《海虞别乘》载：“万历十六年，春霖，夏暵，大疫，米斗钱三百二十，比银一钱六分。饥民……莩塞于路，城壕浮尸，篙橹为碍。钱侍御岱首发粟三千斛，人各四升。钱顺化亦发粟、掩骼，费几万云。”
钱家是常熟一带的大户人家，在大灾大难面前，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家里的粮食，分发给饥民难民，还出钱为无力办丧事的人家处理后事，不惜代价。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记载：“崇祯十四年辛巳夏，大旱。至和塘、吴淞江皆涸，天雨豆，色赤而细，味苦涩，民大疫死者相枕藉，斗米银三钱。秋蝗，民屑榆皮为食……《叶志》称：明年春，婴稚盈路，邑绅王永祚择舍旁屋数十间，召老妪之无依者数十人，各给衣食，收养弃孩，饲粥糜，勤浣濯，凡三月，至麦熟，各归其父母，全活无算。”
在大旱连着大疫又加上秋蝗的日子里，昆山“邑绅王永祚”站了出来，他招募了数十名无依无靠的“老妪”，拿出数十间房屋，给衣给食，收养弃婴，救活了不少人。
《乾隆长洲县志》载：“张处士士隆，字君茂，张家港人，嗜善不让唐谏。康熙丁巳大疫，村民遍染，人不敢叩门，士隆按户亲给医药，全活甚众。庚申，常州饥，流民至吴，倾囷仓活之。”
在康熙丁巳年（1677）的一次传染性极强的大疫中，处士张士隆亲自上门给乡亲们送医送药，“全活甚众”，还拿出家里的余粮，救活了不少从常州跑来苏州的流民。
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苏州人骨子里“兼济天下”的气度，这是与范仲淹“先忧后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意识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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