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国
明朝苏州赋税之重
一直对明初苏州百姓的赋役之重有深刻的印象，但到底重到什么程度一直没有搞明白，直到了解了其赋税真相后，才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朱元璋攻占苏州后，因恨苏州士民帮助张士诚死守，就把苏州的所有富豪大户的田产没收了，作为官田。明初，苏州府的所有田地中，官田占比14/15，而民田只占1/15。租种官田的佃农每亩要交赋税七八斗，甚至是一石（等于十斗）以上。而当时苏松地区的粮食平均亩产也就三四石，如果碰到水旱灾害，就会减产，甚至是颗粒无收。
苏州在唐朝时的赋税为每年十五万石，宋朝时三十四五万石。元朝时，耶律楚材定天下税，规定上田亩三升（一斗十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这比宋朝时的税轻，而跟明朝比，更是只有1/10。
再与常州府比，明初常州府官田的赋税是亩征一斗，只是苏州府的七分之一，甚至是十分之一。
据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测算，明朝苏州一府七县（包括嘉定和宝山），共有耕地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当时全国耕地的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的1%多一点，而所交赋税二百八十万九千石，占当时全国所交赋税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的9.6%还强。由此可见，明朝苏州府的赋税之重。
漕粮北运加重苏州百姓负担
租种官田的佃农，得自己把税粮运到官府指定的地方仓库缴纳，运送路上的一切开销、损耗都要佃农自己承担。
永乐迁都北京后，苏州的税粮就由佃农自行运往山东济宁，再用里河船运到北京。佃农在运输过程中因不了解淮河和黄河的水情变化，经常会发生翻船、沉船事故，导致税粮损失，甚至是性命之忧。
万历庚戌年间（1610），华亭人聂绍昌写了一篇《北运议》，其中罗列了漕粮北运的种种苦况：1、路途遥远，全程有三千里；2、洪闸浅溜之苦。北方地高水浅，京杭大运河的有些河段因水浅不得通航，必须要闭闸蓄水。在蓄水的过程中，漕船只能等待；3、经年隔岁之苦。一般漕粮北运从当年的秋冬季出发，而回来则已是第二年的春季，甚至是夏季，过年过节都是在路上；4、会遭到多方势力的敲诈勒索。比如专门运送漕粮的官兵，沿途协助漕船过关过闸的船户、水手；5、运河里其他漕船的阻拦、欺压；6、一些关、闸官店的勒索；7、雇人运粮入仓往往会遭到盗窃；8、住客栈又会遇到不良奸商的欺诈；9、主事太监的勒索；10、等待批回文件之苦。主事部门即使在佃农已完成漕粮的缴纳任务后，如果没有得到令他们满意的贿赂，也会故意拖延批回文件的下发，并对纳粮者百般刁难。
虽然明朝苏州府主持漕粮北运的都是粮长，但那时的粮长已经与朱元璋定都南京时的粮长有明显的区别。朱元璋时期的粮长都是大户人家充任，而且是世袭的，有足够的实力办好此事。
永乐以后，粮长每年轮换，就出了问题。到嘉靖中，以中户任粮长，也是轮换的。中户任粮长，由于受到种种盘剥、勒索，往往因漕粮北运而破家，前文聂绍昌列举的10种所遭受的盘剥、勒索都是破家的原因，但他认为最凶狠的是官府的银米缓发和船帮开迟。因为中户人家没有多少盈余银两来置办船只和篷樯索缆，也不能自己雇人雇船，只能靠官府给予的所交漕粮的贴补银米来做漕粮北运的置办费用。但官府往往故意拖延，要拖到第二年的三四月才开帮，有的甚至要拖到第二年的五月份。五月份是多雨大水时节，过京杭大运河的泇河闸和会通河是最佳时期。但由于开帮迟，此时漕船还在长江以南，当到达泇河闸时，北方运河已进入枯水期，河道水浅，甚至已干涸，不能过，只得等待。这一等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过了会通河，就到了北方的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时节了，那么粮长们的苦日子就来临了……
后来，粮长轮充又改为朋充，地方官员在确定朋充粮长人选时，往往以此对人选进行敲诈勒索，如得不到贿赂，就把粮长派给小户人家，甚至是贫民来充当，那么，这样的粮长就更无力承担繁重的漕粮北运差事，大多因此而破产。
苏州的赋税改革
赋税超重和漕粮北运弊端终于引发苏州的赋税改革。
周忱的赋税改革是采用平米法、官布改折。明宣德皇帝时，江南巡抚周忱在苏州推行平米法，即官田和民田所出耗米相同。所谓耗米，就是百姓向京都运送税粮途中出现的损耗。在永乐年间，这样的损耗是算在百姓头上的。由于苏州府的官田所交税粮要比民田多几倍，导致官田所交耗米也比民田所交耗米多出好几倍，这样就使得原来就赋税超重的苏州地区的百姓负担更加沉重，雪上加霜，逃税和欠税现象层出不穷。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周忱推出了平米法，其做法是：实施第一年，无论官田民田，每交税粮一石，给耗米七斗。这样的加耗以运送税粮路程远近及所需费用多少而定，所产生的多余的耗米存在各县的义仓里，称作余米。第二三四年，以此递减，这样实施多年后，余米越来越多，周忱就下令各县设立济农仓来储存这些余米，以备不时之需（如修筑塘浦圩田、漕运遭风浪损失的补偿、农忙时给没有耕牛和种子的农户以借贷、遭遇水旱灾害时的赈济等等）。
周忱还对重额官田极贫下户的赋税奏请改折，其办法是：纳金花银（用于支付在京一些官员的俸禄和皇亲国戚的某些俸禄）一两准米四石。就是将这些极贫农户所交金花银，由实物缴纳改为用银两缴纳。而嘉定地区只缴官布赋税，不缴税粮。具体改折为一两银子折算为四石大米税粮，一匹布折算一石大米税粮。后来这个办法扩展到太仓、昆山、常熟等州县。
这个标准到嘉靖年间的王仪当苏州知府时，又有变化。王仪的赋税改革是采用均粮法。王仪改折的前因是，在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顾鼎臣奏请对苏州地区的官田、民田赋税的乱象进行清理。于是，江南巡抚欧阳铎和王仪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均粮法，就是无论官田还是民田，所缴纳的税粮和耗米都相同：税粮还是一石交银二钱五分，但金花银改为二石折银二钱五分。并对苏州的所有官田、民田进行重新丈量，确定每一亩田的真实边界、肥瘠、方位等信息。
从农民的赋役改折到工匠的赋役改折，周忱、王仪在苏州实行的赋役改折，渐渐向全国各地推广，各地不断进行均徭改革，到张居正秉政，实施一条鞭法，更是规定赋役合一，按亩折银，统一征收。役银大量转入地亩，于是，农民所应承担的徭役也逐步以交银代替了。
接着工匠也实施以银代役，成化二十一年（1485），朝廷奏准，轮班工匠可以以银代役，籍贯在南方的工匠每人每月只要交九钱银子，就可以免去到首都北京服徭役的差事。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更是规定，自那年夏天开始，所有该入京当班的工匠都可以交银子来代替服役了。
赋役改折与市镇形成
普遍的赋役改折使得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要获得足够的银子，才能完纳赋税和徭役的差事，也因此，首先必须要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产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换回银子。
为了获得更多的银子，就必须生产经济价值高的经济作物和手工产品。到了明代，太湖流域独特的地理、气候、水分等条件，决定其桑、棉的种植以及相关手工产品的生产收益远远超过稻作收益，从而使桑棉相关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与棉作和蚕桑丝绸有关的市镇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样的发展导致太湖流域桑、棉的种植面积大大超出水稻的种植面积，从而使得一向被誉为鱼米之乡的太湖流域成为严重的缺粮地区，于是全国性的米市就出现了。
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和加工产品必须经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得银子，于是乡村间的市场兴旺起来，这样的市场就是草市。草市的密度根据运输工具橹摇船的行程而定：半天大概可以行程一二十里，一天大概可以行程二三十里。农家把产品运到草市销售，一般要赶得上早市或者是午市，并来得及当天赶回家，所以往往会选择相距较近的某个草市。再根据五至七里一条横塘或纵浦的格局，那么就是三到五条横塘、纵浦就有一个草市。而据北宋水利专家郏亶的统计，整个太湖流域总共有265条塘浦，那么，就可以估算出当时的草市有多少了。这样的草市不断发展，最终成为明清时期江南的著名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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