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21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突然翻脸不认人，立即下诏查处张居正所有家产。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逼供之重负，在痛写血书鸣冤之后自缢身亡，三儿子张懋修投井自杀未遂，又绝食未果。张居正的八旬老母惶惶而不可终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事发离张居正去世仅一年零十个月。 在隆庆皇帝驾崩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厌恶高拱而对张居正示好，甚至张居正为获得首辅地位，不惜与大伴冯保亲睐有加，以此赢得慈圣太后的垂青等种种情节，也得到同僚们的谅解。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便成为了文渊阁之主，顺应时代需要，授受辅佐年仅9岁的小皇帝之重托，总领朝纲，锐意改革，这时他的仕途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然而，十年之后，入土仅一年的张居正却为何身败名裂，成为我国历史一大悲剧呢？ 张居正的根本性错误在于他过度自信，毫不谦虚谨慎，而且从不对事实作出必要的谦逊与忍让。他的十年新政说到底就是改变文官机构的贪污腐化作风。因为当时的文官制度受到各种不利环境因素的累赘，行事缺乏条理，严重制约政令的执行。于是，张居正力图振作，以改变文官作风。然而，他要求过于严厉，以致于各种反对势力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年尚且能够利用其权势压制批判者，一旦离世之后他的心血也便随之付诸东流。 加强执政效率乃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在于国强民富，理财是他的专长，但正是他的这一专长为十年新政埋下了祸根与失败的种子，因为他自感在这方面游刃有余，势必导致其刚愎自用的恶习。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为外人所不知。 这种复杂性首先在于财税制度，张居正采用了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交纳，这一空前压力为全部文官所不能接受，批评张居正的人认为，他对京城和各地方库房中积存的大批现银视而不见，还要用这样严厉的方式敛财，这必然会逼迫地方官吏敲诈勒小民，而张居正的做法和明王朝一贯所标榜的仁义道德是相互背离的。 张居正的另一错误在于他忽视了文官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自身特权以私人名义扶植地主及下级官吏们的利益。但传统“四书”和“五经”教义为文官标榜必须遵循的道德宗旨，就是我们现在看来这些道德准则也并非全是口头意义上的说辞，若循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心的年轻官吏又真能不顾一己之安危荣辱，必定会为仁义爱物拼命，如邹元标之辈们即是。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既能存之于肌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同时也能在万苦千辛之中修复黄河决堤，决不可小觑。 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道德宗旨（如张居正“夺情”而不回原籍“丁忧”守制为众官所极力反对），而且急功近利，企图以世俗的举措代替这种伟大的道德精神，必然导致新政寿终就寝。 从客观上来说，张居正引用自己或皇帝的名义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在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利。而实际上呢？他却是以帝王之师的身份为首辅，全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成了木偶与摆设。为贯彻他自己的新政意图，他常以私人信函的形式，授意于自己亲信的总督巡抚，要他们如何如何地呈奏皇帝。然后呢？他又继续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票拟批准他自己的建议。为鼓舞亲信，他有时还在信件中对他们承诺兑现升迁的暗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另起炉灶，以补助正常机构之不及。这在旁人看来即为手心手背而已。因此，以全节自负的人自当不愿向他低头，甘当堕落，以免后辈讥讽他们趋炎附势。张居正的一整套新政措施彻底暴露了万历王朝中央政权过度集中的不良后果，强求新政效率一旦超过了某一限度则必然将造成文官内部不安，压力过大而分裂甚至于纠纷四起，这又必定会上升为伦理道德问题，因此也就无法避免各种矛盾最终激化爆发。 张居正按照老眼光仍然将文官当作行政工具，最孚众望人物也不加尊敬，不予理睬甚至讥笑曾与他同年得中进士的两大散文家王世贞和汪道昆等一批文人墨客，从而使自身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地步，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最后他不得不引用佛家经义“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和安慰，既然他在狂燎烈火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早已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明之实亡于神宗”说的意思就是指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全盘否定，推翻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万历皇帝念在他有功的情分上而得以免去“剖棺戮尸”，一代名相，十年皇师，张居正竟落得如此下场，可悲啊！可叹！ 明代后期朝政腐败肮脏正是对张居正改革的一种报复，崇祯皇帝思念其救国之才，给张居正恢复了名誉。但本是勤政躬听的崇祯皇帝，想方设法扳到东厂奸臣魏忠贤之后，也逐渐变得孤芳自赏，洋洋自得，刚愎自用。后又因误杀驻守三海关的忠良大将袁崇焕，致使清兵轻易入关，直捣明王朝之腹地京城，出家和尚朱皇帝开创的、历经276年的明王朝遂顷刻间灰飞烟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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