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政策层面，从国家到城市，针对抑郁症患者的社区服务还十分稀缺。更多时候，患者和家人都是疾病痛苦的唯一承担者，来自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助力微乎其微。
日前，国家卫计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目前中国主要精神障碍疾病的流行趋势。王斌表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共540万例，患者家庭贫困率达57.2%。在这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中，四分之三是精神分裂症，而根据40余家精神专科医院和高校专业人员的研究，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率，近年来总体呈上升趋势。
抑郁症目前是全球第四大疾病，但根据世卫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中国的数据为20万人，如果加上自杀未遂的人群，这一数据会上到百万级别。由于抑郁症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就诊率据悉仅有10%，所以大量抑郁症患者实际上在统计数据之外。
目前，有关中国抑郁症患者的统计尚无精确说法，主流的有3000万、7000万一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授黄悦勤团队调研结果显示，国人患有抑郁障碍率达3.59%，按照这一比例，全国有近5000万患者。
从2011年到2015年，我国抗抑郁药市场销售从25.1亿元增长至56.74亿元，去年销售额突破了60亿元。据精神专科门诊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抑郁症患者的就诊比例已经超过所有精神科门诊量的50%，而这一数据在20年前还只是10%。知名精神疾病医院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患者的门诊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巨大市场的出现，就诊比例的狂飙，都佐证了抑郁症在当下社会中的激进扩张之势。
官员、创业者、明星艺人、媒体人等职业，普遍被公众认为是抑郁症患者的主流群体。但这跟统计结果可能有些出入，统计研究表明，女性抑郁症的患病率比男性高两倍，经济水平低、文化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群，相对更容易患抑郁症。近年来，产后抑郁、更年期抑郁等概念持续发酵，使得人们对产妇、中年期人群的精神关注变得更多。如何给予这些群体更多的接纳，也成为家庭亲密关系变革中的重要议题。
尽管有批评者认为，抑郁症存在被“滥用”、“扩大化”的嫌疑，很多病人属于传播过程中被“制造”的结果。很多时候，社会的运转过程存在反身性的现象，即传播、推广和治疗本身，反而刺激出了新的患者。不管批评者怎么说，抑郁症的治理必须依靠专业人员。但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共2.77万人。虽然这一数字较往年已有所增加，但缺口依然巨大。按照需求测算，至少要有4万以上精神科医生才能基本满足最初级需求，如果要达到更高质量的精神卫生服务，4万精神科医生也远远不够。
专业医生数量的缺口十分明显，但来自社会层面的不理解、家庭内部的排斥，也十分令人棘手。抑郁症不同于一般的疾病，它的治疗不仅仅在医院，更在生活中。所谓治疗在医院，康复在社区，患者所在的小型生活环境就显得特别重要。遗憾的是，目前国民心理教育水平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而巨大的经济变化带来社会断层、激变和割裂的问题，也成为抑郁症患者寻求终极解脱之道的催化剂。
抑郁症患者并没有对外攻击的倾向，但对家人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在社会政策层面，从国家到城市，针对抑郁症患者的社区服务还十分稀缺。更多时候，患者和家人都是疾病痛苦的唯一承担者，来自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助力微乎其微。也因此，在抑郁症迅猛扩张的今天，我们何为，也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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