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若迅
张向荣兄的大作《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是一本阅读体验愉悦、知识收获丰厚的好书，已获评新周刊年度十大好书，大司马向大家郑重推荐。
介于两汉之间，国祚只有短短14年的新朝在历史上只是短暂的插曲，是不被承认的闰位。关于其创立者王莽的事迹，更是晦暗不明。
王莽早年以道德君子的形象步入政坛，他处处效仿周公，却篡夺了汉家社稷，最终作为反虏被杀，其一生展现了复杂的多重面相。
传统上，王莽被视为包藏祸心的篡位者；晚近以来，学界对王莽不乏肯定的声音，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甚至被称作“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在现代网络世界，他又因种种改制举措被描绘为“穿越者”。
形象丰富的王莽
但这大多是附会之谈。
抛开这些标签，张向荣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一书没有预设立场，而是以大量史料带领读者尽可能回到王莽身处的时代，讲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民众心态，展现了王莽及其家族、刘氏皇族、儒家经师、官僚士大夫等围绕权力展开的角逐，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进而理解其所做的选择。
汉室与外戚
今天看来，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就步入了大一统时代。但汉朝建政之初，时人对历史走向却是茫然的。
在历史的惯性之下，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在地方上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又分封同姓诸侯国，郡国两制并行。为了对抗功臣与诸侯，皇帝将外戚纳入皇权，作为制衡的工具。
经过数代经营，汉朝皇帝削弱了宗室，将诸侯领地郡县化，完成了中央集权。而汉朝的统治策略，虽然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是以儒治国，但后来的汉宣帝则明确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换而言之，“汉道”就是披上儒学外衣的“秦制”，而非儒家梦想的“周政”。
就具体施政而言，汉宣帝沿袭历朝使用外戚来巩固皇权的传统，构建了中朝外戚与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外戚因此掌握了巨大的世俗权力。王莽所在的王氏家族就是作为外戚而崛起。
但外戚的地位也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新主登基，旧的外戚往往会退出政坛，这一更替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权不会旁落。汉哀帝登基后，随着其母族、妻族得势，王氏家族一度失势，王莽也被逐出了长安。
儒术与灾异
西汉中后期，在皇权的推崇下，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公孙弘等儒臣推动下，儒家逐渐垄断了仕途，儒生成为帝国官员的后备人选；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使儒家经义成为司法标准，他所提倡的天人感应、灾异论说等理论也深深融入了当时主流的公羊学说。
儒术进入了帝国的政治实践，儒生们也逐渐被皇权收编，双方彼此各取所需，儒生们把控了帝国的意识形态，但儒学也因此越发官方化，成为统治工具，逐渐失去了自身独立性和批判精神。
儒学逐渐演变为朝野深入人心的信仰，在鬼神观念浓厚的汉代，又与灾异、符命密切相关。历史记载中的很多大儒俨然如阴阳师一般，能以天象判断人道，作出预言。
儒学既然掌握了对天命的解释权，就与比世俗权威的更高权威联系在了一起。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效的，对君主具有匡正作用。但随着时间流逝，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目的解释灾异，细看当时对灾异抑或祥瑞的解释，很多荒诞不经，完全可以随意解释，甚至被当做政争工具。
但就当时社会文化心态而言，仍旧有信奉这套学说的浓厚社会氛围。如汉哀帝时面对天命中衰的议论，就推动汉家再受命，并改元易号。
而要知道如何制礼作乐、解释灾异祥瑞，惟有修习儒学。作为王氏家族中弱势的一支，王莽选择了把自己变成儒生，并主动与贤达交往，赢得了朝野赞誉。其为人恭谨，至孝至悌，勤学守礼，在家族中脱颖而出。
在此后夺取皇位过程中，王莽也将频频依靠祥瑞的力量。甚至在新朝接连兵败，风雨飘摇之际，王莽在南郊举行了“哭天大典”，以求天救，这也很难说尽是做戏，而多少是其儒学信仰的表现。
改制与失政
西汉末期多名皇帝在位不久。汉哀帝死后，王莽在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支持下，重返中枢，担任大司马，获封“安汉公”，其女贵为皇后，王莽的权势如日中天，他自比周公，掌握了汉朝的国政，终于有机会实践儒家改制的理想。
首先推行的是制礼作乐，如追谥孔子，建设明堂、更定官名等，这无疑得到了儒生儒臣们的拥护，各种祥瑞、符命接踵而至。
最终，王莽不再满足于摄政，而是决定按照“有德者居之”的儒家信条，由自己这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子以禅让形式成为皇帝，实现王者的德位统一。
在54岁那年，王莽接受禅位，建立新朝。接着，他开始展开了建立儒家“王制”的核心改制，即推动社会消除贫富，以君子统治小人，王者垂拱而治，以德治天下。
具体举措，包括实行王田制、拯救奴婢、实行酒、盐、铁等专卖，从而节制资本。
虽然改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西汉后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改善民生，但新朝的改制没有改变秦制的核心，只是为之披上了一层“王制复古”的外衣，甚至在极端儒家理想的指导下，进一步加重了民间负担。
更糟糕的是，王莽的政治运作能力之低下在成为最高统治者之后逐渐暴露无遗。
一方面，他基于华夷之分，试图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以中国为尊的差序国际秩序，结果引发了与匈奴等周边各族的战争，严重消耗了财政资源。
另一方面，他不信任臣僚，刻意包揽大小事务，并荒唐地以为更定制度后，“天下自平”，官僚可有可无，加上各类改名定制，使得官僚队伍陷入瘫痪，一时民变四起，不乏中下级官僚参与其中。
在对圣王幻象的执着中，王莽性格中固有的偏执残忍也愈发显现出来，他众叛亲离，陷入了求仙的癫狂中。
败亡与余绪
王莽的军队在昆阳之战等战役中接连失利，军事上已回天乏力。绿林军进逼长安，王莽最终死于乱军之中。又经历了多年混战后，汉宗室刘秀讨平群雄，建立了东汉，延续汉统。
王莽虽然身死，但他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刘秀缔造的王朝延续了许多新朝的特质。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符命、灾异、祥瑞等都是东汉信仰世界的重要部分，刘秀本人深信谶纬，并基本延续了新朝的封禅、宗庙等礼乐制度，并着力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并且，大量新朝官员加入了刘秀的队伍，摇身一变成为东汉官员。
不仅如此，王莽开创的“禅让”模式成为后世篡位权臣的标准操作，但在作者看来，更重要的是，“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那种旨在驯服君主，用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来限制帝王，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渐渐失去了感召力”。
东汉儒学就此回归了“王霸之道”的格局，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
王莽凭借外戚身份攀爬到权力顶峰，自比周公，继而凭借儒学对“王道”的追慕以及天人感应学说自命圣王，取代了刘氏，建立新朝。
但最终使他的王朝瓦解的，除了他性格中固有的偏执，还有他近乎迂腐地执著于儒家的“王道”学说，试图削足适履，将现实套入儒学经典中的框架，却又难掩其政权的“霸道”之实，以致内外政策诸项举措接连失当。
实际上，即便王莽更富治世之能，并作出调整，最终他建立的王朝也不会是儒家的“理想国”，这只能是停留在经学典籍中的空中楼阁。
儒学终究无力驯化君主，此后，“二千年皆秦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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