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不怎么记得名人的生卒年。所以直到严晓星建议我写点文字纪念“百年金庸”，我才意识到，金庸是生于1924这一年的。在世人眼里，金庸的一生，自然是功德完满的。他至少是清末以来读者最多的作家，有名；他又是住在香港半山豪宅的人，有钱。他当然是个幸运儿。1924，夹在1919、1921与1927之间，在今人看来，好像无甚大事，但在时人看来绝非如此，尤其在遗老遗少来说，那更是天崩地解的一年！金庸出生在这年的3月10日。而就在同年年底，当直、奉两军激战山海关之际，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忽而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政权，随后修改了清室优待条约，派兵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是为清王室——作为传统帝国的政治象征——的最后结束。陈寅恪在他挽王国维的长诗里，就相当浓墨重彩地写到了这一幕：“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尧城虽局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优待珠般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1924，岁在甲子；所谓“擐甲请房陵”，是借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的事来比拟冯部逼宫；“优待珠般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是说清室优待条约已成刍狗，再也不被当作一回事了。至于“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两句，更指涉了具体人物，蒋天枢说明：“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北门学士”指柯绍忞，“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后王先生自沈昆明湖，实有由也。”也就是说，因为逼宫这件事，罗、柯两位曾约王国维殉死，结果不了了之，却在王国维的内心布下了自杀的种子。回头来看，1924，不止是清王室终结的时刻，其实也是北洋政府开始走向解体的时刻。四年之后，北洋政府就结束了，共和政治就结束了，从此，民国已名存实亡，民国实际上已成了党国。这么说来，金庸诞辰的时候，王室还在，民国还在，他算是赶上了共和政治的尾巴。陈寅恪曾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那么，金庸就是“生为共和之民”了，岂不幸欤？这一点，去今未远，新闻俱在，是我们所目击心存的，也就不待我来饶舌了。只是我又想起了一副挽联，梁启超挽康有为的联。1927年3月，康有为在青岛去世，梁启超一生并不以旧诗文鸣世，这时却写出了一副很让我激赏的挽联——我以为是近世的最佳挽联之一：“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尽，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下联句句皆有关孔子，自然是借孔子之死来比拟康圣人之死。上联稍为冷僻，用的是春秋时晋国重臣范燮范文子的典：当时晋楚争霸，晋厉公和执政大臣栾书都极力主战，并且在鄢陵之战中击败了楚国；范文子也参与了鄢陵之战，但始终心存异议，从鄢陵回来之后，他跟旁人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于是就请主持祭祀者向神祈祷，让他能早点死去，是为“祝宗祈死”。结果，不久之后他果然死去了，随后晋厉公被弑，晋国果然也陷入了内乱，范文子“使我速死，无及于难”的愿望完美地实现了。而我们再看康有为一死，下个月叶德辉就被杀了，两个月后王国维就自沉了，再下一年，北洋政府就被推翻了，辛亥以来的共和时代就此烟销云散，就连撰写出这副挽联的梁启超随后也死于壮岁，岂不正是“全国陆沉鱼烂之惨”吗？检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史，我们不难想见，这副对联的内涵绝非只适用于康有为一人，它也适用于叶德辉，适用于王国维，适用于梁启超自己，再往下，历史仍有不断上演的悲剧，有反复出现的下沉年代乃致至暗时刻，这副对联依然适用，一直到2018，香港，金庸。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金庸不及见后来的九龙风云、维港波澜，又何其幸也！按：金庸的生年实有异说，详见牛阿曾的《1923与1924：金庸百年之际的生日取舍》。又，金庸去世时，我曾写《江湖寥落尔安归》一文，有兴趣者亦可一阅。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