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在中国从先秦时期传承与发展，到宋元明清仿古的琮形器，为何能在良渚文化消亡后还能通过演变、复古、仿古流传几千年？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主要原因是什么？
玉琮形制的演变：新石器时代——西汉
【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
权力的戳印多数时候是透过象征而非直接权力的运用来表现，玉礼器与统一的神灵崇拜正是良渚古国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玉礼器的品质、种类、数量、体量、组合关系，同聚落规模和等级，标识身份以及确保继承的顺利进行等息息相关。
良渚“王”、“后”复原图
始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琮就是这类引人注目的玉礼器。它仅出现于高等级墓葬，既是对神徽直接表现的产物，又象征着拥有者的高贵身份与社会地位。但除了在世俗社会中对等级的划分，玉琮的具体功能众说纷纭。
1931年安克斯认为，琮象征女性器官，代表地母的子宫，是人死后魂归之所；
1937年陈大年认为，琮是玉器勒子的扩大；
1949年郭宝钧认为，琮是织机上的器物；
1957年梅原末治认为，琮由手镯演变而来；
1992年杜金鹏认为，琮是腰际佩件；
1993年臧振提出，琮是鬼神食品的替代物；
日本学者林已奈夫认为，琮是在宗庙里祭祀时请祖先神降临的凭依之物。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还是认同张光直先生的观点，认为琮的内圆像天、外方像地，喻意着“天圆地方”，中部贯穿是沟通天地与神灵的通道。四角对称雕刻四组相同的图案，四壁有纵向直槽，是良渚先民宇宙——天地观的反映。更是“以玉事神”的良渚巫觋群体通天地、敬神鬼的重要宗教法器。推测巫觋在使用玉琮时，平置于某处或捧在手中。
玉琮
良渚文化时期
浙江余杭反山遗址M12：98
浙江省博物馆
这件反山12号墓出土的玉琮，重达6.5千克，是迄今发现体量最大的玉琮，堪称“琮王”。
玉琮
浙江余杭反山遗址M12：98
不过，在浙江省嘉兴市桐乡新地里遗址良渚文化中晚期M137考古时，发现一件玉琮套戴在女性墓主的左手腕骨上。玉琮分两节，每节各刻一组简化的神人脸面。这件玉琮本就是身前这位女性的腕饰，还是死后作为其陪葬品下葬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它已不具有祭祀的意义。不过，能使用这件玉琮的女性定为贵族阶层。良渚玉琮功能并不单一，不过还需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
新地里M137玉琮出土状况
良渚玉琮器型的演变从“圆”到“圆—方”，从早期扁矮型到晚期多节型的规律发展，神人兽面纹的组合从繁复、具象逐步程式化、抽象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器型与纹饰贯穿良渚文化始终，反映了整个社会在精神领域的高度认同，体现了信仰的统一。
神人兽面纹玉琮
良渚文化时期
浙江余杭瑶山遗址M7:34
良渚博物院
玉琮
良渚文化时期
浙江余杭反山遗址M12:93
浙江省博物馆
多节玉琮
良渚文化时期
浙江余杭吴家埠遗址采集
杭州市余杭博物馆
十二节玉琮
良渚文化时期
江苏武进寺墩出土
常州博物馆
良渚以其巨大的文化辐射力使玉琮传播四方。在地域上北抵陕晋、南达广东、西北至甘青，西南到四川；时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三代直到明清。
在神木石峁征集所得的一件深绿色长方形玉版上，在其一侧器面之左右近器缘处各有一排平行横向刻痕，另一件出土于神木石峁被称为玉铲的深绿色长方形玉器之上下缘，则可见到玉琮射口部位残留痕遗，这两件器物均是剖切自良渚高节玉琮，说明至晚在陕西龙山文化末期，良渚多节玉琮已达到了陕北地区。
目前考古发现，良渚文化所在的太湖四周是玉琮分布最为密集，演变最为清晰的地区。而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区域文化中玉琮分布广泛，整体来说南方地区以兽面纹样为主，散发着浓郁的宗教气息，呈现出文化迁徙的特征；北方地区以素面为主，沿用时间较长，出现文化传播的结果。少部分发现的玉琮因为实物交换、工匠交流或运输等原因（例如在广东曲江石峡墓地发现的琮与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M198琮几乎一模一样）明显是良渚地区馈赠或交换的产物，不同地区出土的本地玉琮从器型、纹饰、材质、制作工艺、功能角色上都有所差异，充分反映了其在不同时期的传承与变异。随着神人兽面纹的象征意义逐渐被人所淡忘，简化与变形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这些简化了纹饰的玉琮在太湖以外地区的分布，说明良渚文化世俗势力顺势而起。玉琮的角色从浓郁的宗教法器、沟通天地与神灵的通道，逐步演化成区域间世俗权力的代表。
个人认为玉琮的广泛传播也很有可能和良渚原始文字（或者符号）没有普及有关。玉琮代替了部分功能和作用，跨越时间，空间，传递同远距离地区之间所达成的各项协定，形成长期有效的约束力，从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有效管理。玉琮所带来的力量是巨大的，许多时候可以实现武力所无法达成的效果。
玉琮
石峡文化时期
广东曲江石峡遗址M17:13
距今4900年
广东省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
陕西延安芦山峁征集
距今约4500年
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玉琮
广富林文化时期
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
距今4300一4000年
上海博物馆
兽面纹玉琮
龙山文化
距今4500一4000年
玉琮
甘肃省甘谷县渭水峪遗址出土
齐家文化
距今4200一3600年
甘肃省博物馆
玉琮
齐家文化
距今4200一3600年
甘肃省博物馆旧藏
玉琮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海城镇山门村遗址出土
齐家文化
距今4200一3600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文物管理所
玉琮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征集
齐家文化
距今4200一3600年
甘肃省定西市博物馆
玉琮
宁夏西吉县白崖乡红套村征集
齐家文化
距今4200一3600年
宁夏西吉县钱币博物馆
玉琮
2018年陕西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
齐家文化
距今4200一3600年
【商代】
张光直先生说，“从天圆地方这个观念在巫术作业上的意义来看，玉琮的形状和花纹是巫师贯通天地的本事和作业的一种清楚的象征，而这种器物更显示了良渚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的连续性。” 但目前依然无法证明良渚玉琮到底是以什么方式，通过怎么样的途径与三代文明发生关系。
玉琮用于祭祀的情形在商代明显减少，带有图腾崇拜通天通神的纹饰极少出现，并且越往后世俗化倾向越明显。迄今为止，在商代祭祀遗迹中出土玉琮的情况只见于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
玉琮
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
图片来源网络
兽面纹玉琮
商
1931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真武宫燕家院子出土
四川大学博物馆
素面玉琮
商
1931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真武宫燕家院子出土
四川博物院
玉琮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玉琮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商代使用的玉琮绝大部分出自墓葬，以殷墟妇好墓出土11件玉琮、3件琮形器为代表。这14件玉琮与琮形器形制虽无一相同，纹饰也有明显区别，使用功能可能也不一致，但都以装饰为主。它们作为上层阶级的喜好，成为贵族个人的藏品，用作贵族身份地位尊卑的标志物，故有较高的地位。
这一时期的玉琮大部分属于齐家文化、陶寺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与广富林文化至二里岗文化时期所遗，并且有部分后期遭到改制，因为玉器十分珍贵，材质又不方便销毁后再重新利用，所以一般都会保持原样，或加以改制，派作新的用处。不过推测商代晚期乃至整个商代可能不专门制作玉琮。《史记·殷本纪》中引用《书·典宝》序说商汤于鸣条之役击溃夏师，乘胜追击，“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这个记录与考古出土相符合。
玉琮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琮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琮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玉琮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弦纹琮
商王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西周】
周代的建立，是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与政治秩序的重新组合，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色。《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周礼·秋官·大行人》曰：“圭璋曰先，朝聘以之；璧琮曰加，享礼以之；琥璜曰将，大飨以之。”；《周礼·考工记·玉人》曰：“壁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 ；这些都记录玉琮影响了中国的礼仪制度。但这种理想化的体系，从考古出土情况看需要到汉武帝时才转变成现实。
从西周墓葬出土的玉琮特征来看与商代玉琮几乎没有区别，多见矮方柱状，通体均为光素，有纹样者少见，并且只留有外方内圆的形制。随着两周丧葬用玉制度的形成，这一时期的玉琮早就脱离宗教法器含义，除了礼仪用器，渐渐成为贵族死后的殓葬玉器，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玉琮
陕西省长家县张家坡西周墓地32号墓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玉琮
西周
天津博物馆
绿玉琮
西周
天津博物馆
青玉琮
西周
故宫博物馆
【春秋战国】
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所著《仪礼》中《聘礼》、《觐礼》等篇记载，玉琮作为礼器，是用作贵族身份标志的象征，彼此交往的凭证。
玉琮
春秋早期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M3:2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汉】
玉琮的使用持续到西汉。从玉质和造型来看，这一时期的玉琮多与齐家文化玉琮相似，显然是直接使用了齐家文化时期的玉琮，或由其改制。
在河北省博物馆展出的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双腿之间有一件灰白色的玉琮，加配绿色玉盖，作为男性生殖器罩所使用。罗森教授认为这是良渚玉琮，西汉诸王多封于东方，江浙为良渚玉器的出土地，当时很可能有一些偶然的发现。而苏芳淑教授觉得它的高度比常见的良渚玉器要高，外壁装饰也与良渚不同，可能并非是良渚玉器，而是两周时代或汉代的仿古作品。玉为精物，这件玉琮的使用是为了保护死者的“精气”，也是两周丧葬观念的延续，具有敛尸的性质。
刘胜金缕玉衣
西汉
河北省博物馆
我国首次发现、规格最高、最完整的玉制葬衣。1968年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生殖器罩大图
在这次故宫的《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中见到了出土于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的银鹰座带盖玉琮。考古报告称：“鹰座玉琮，为白玉制成，上面扣有鎏金的银盖，盖面还嵌有水晶泡一粒；下面套有鎏金的银底座并连着圈足，另有四个展翅的银鹰托住圈足。” 就是给这件玉琮配上精美的器盖和底座，这也证明到了西汉时期玉琮作为礼器的地位消退，其功能已经完全改变。这件玉琮虽是墓葬出土但与敛尸无关，而是增添了陈设或日常使用的功能。因为玉琮的盖可以开启，中空部分可作小盒使用。
银鹰座带盖玉琮
西汉
江苏涟水三里墩汉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
文明之发展既有对其自身历史传承与自身发展的创新，也有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吸收、借鉴。其本身构成内涵庞杂，传播与影响十分复杂。绝非一根直线，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而是数种不同因素的复杂组合体。各时代也绝非此时代终结而彼时代开端，其界限不会过于分明，更甚者反复，跳跃。往往后时代仍有前时代之余波，而前时代中已包含后时代之初端。
透过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历史与记忆总会以各种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相互关联。在不断的发现中改变认知，并试图重建这些文化之间交流、传承、变异、失忆、中断、误解、再发现、再创造的过程。认知需要反复验证，绝非一蹴而就，而每一次学习既是验证，也是拓展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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