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一词，相传为鲜卑语，最早见于《南齐书》，先后有“胡洛真”、“火儿赤”、“好儿趁”、“廓尔沁”等译法。
在汉译本《蒙古秘史》中，“科尔沁”被转译为“豁儿臣”。因为“豁儿臣”的词根“豁儿”在大多时候被翻译为“箭筒”或“弓箭”。因此，“豁儿臣”直译过来就是“携带箭筒的人”，指代成吉思汗怯薛军中的“弓箭手”。进入15世纪以后，“科尔沁”已经成为了部落名称。学界普遍认为，“科尔沁”是成吉思汗的同母弟哈萨尔及其后裔的属民。至于为什么叫“科尔沁部”，大概与其拥有的高超箭术，有着直接关系（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科尔沁”？）。在北元的大部分时间段，科尔沁部一直与正统大汗保持着密切往来。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到了林丹汗时期，科尔沁部主动投向了满洲人的怀抱？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林丹汗（1592—1634），成吉思汗22世孙，察哈尔部首领，北元史上最后一位宗主大汗。明朝史料中称其为陵丹、民旦、虎罕、虎憨，蒙古文献中称其为“库图克图汗”或“力必登可汗”（拓展阅读：林丹汗的“统一大梦”，为什么最终垮掉了？）。1604年，年仅13岁、手握元朝传国玉玺和千金嘛哈噶喇佛像的林丹汗，掌握了约束诸部和驾驭臣民的最高权力。在他即位之初，察哈尔部“帐房千余，牛羊倍足”，下辖八大营二十四部，“东起辽西，西尽姚河，皆受要约，威行河套以西”，势力相当强盛。不过，实际情况远没有记载中的那么美妙。在外部，明朝和崛起于东北的后金一支对蒙古诸部虎视眈眈；在内部，察哈尔部与其他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简言之，此时的北元政权，本质上就是一个松散的“蒙古联盟”而已，林丹汗并不具备调遣其他各部的号召力。林丹汗（1592—1634），成吉思汗22世孙，察哈尔部首领，北元史上最后一位宗主大汗
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任性小王子”达延汗时期的明朝和蒙古（修订版）），不仅没有将科尔沁部纳入直辖范围内，还尊之为“阿巴嘎科尔沁”，即“叔王科尔沁”。
但在他去世后，伴随着以俺答汗（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俺答汗之于蒙古，做出了哪些贡献？）为首的右翼势力的迅速崛起，正统大汗的权威被严重削弱。再加上游牧经济的分散性和单一性特质，察哈尔部与其他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尽管科尔沁部一直与东迁至辽东边外的库登汗（1520—1557）和图们汗（1539—1592）保持着联络，甚至结伴入塞，掠夺中原。不过，双方在这一时期的关系，更像是暂时性的“军事联盟”。
比如图们汗即位后，尽管向科尔沁部统辖的“珠尔齐特（女真）、额里古特（鄂温克人的先民）、达吉忽尔（达斡尔）三部征收了税赋”，但并未将科尔沁部首领任命为汗国的“执政理事”。图们汗（1539—1592）时期，蒙古对明朝、女真、甘青和卫拉特部，均构成了构成不小威胁
与此同时，科尔沁部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等到了林丹汗即位后，科尔沁部已经成为了“高度自治”的部落。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名义上认林丹汗为宗主大汗，定期遣使纳贡。尽管科尔沁部首领们的态度颇为恭顺，但心高气傲的林丹汗，似乎从未将他们放在眼里。据史料记载，科尔沁部首领奥巴曾经有一匹宝马。努尔哈赤一度欲“以甲十副易之”，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作为对比，林丹汗仅凭借一副普通的铠甲，就强行将奥巴的这匹宝马据为己有。因此，尽管双方并未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但林丹汗的肆无忌惮，已经让两大部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科尔沁部控制范围为了扩充势力，努尔哈赤在1619—1622年间，先后率军占领了辽阳、沈阳等重镇（拓展阅读：历史 | 残阳如血，举全国之力的大明精锐为何溃败于萨尔浒？）。
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努尔哈赤敏锐地意识到，要想取得对明战争的全面胜利，必须将林丹汗拉拢到自己的一方——唯有“联蒙抗明”，才能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为此，努尔哈赤不仅主动向林丹汗示好，还一度和他攀起了亲戚——“女真和蒙古言语虽殊，服制亦类”。不过，林丹汗并没有买账，他不仅在回信中以“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自居，还轻蔑地称他为“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古画中的八旗军队后金天命四年（1619）夏，后金军队攻占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同年十月，自觉利益受损的林丹汗向后金派遣使者，提出了严正交涉。他在信函中盛气凌人地表示：“今年夏，我已亲往朋之广宁，招抚其城，收其贡赋。倘汝兵住广宁，吾将牵制汝。吾二人非素有衅端也，但以吾已服之城，为汝所得，吾名安在？若不从吾言，则吾二人是非，天必鉴之。”努尔哈赤看到后非常气愤，并对其贪图明朝贡赏的行为进行了指责：“明之赏汝， 从来未有如此之厚，今不过以我兵威，畏吾，故以利诱汝耳”。林丹汗大怒，扣押了后金派来的使者；努尔哈赤也如法炮制，扣押了林丹汗派去的使者。至此，林丹汗和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努尔哈赤
从这开始，努尔哈赤对“散装”的北元政权，开启了一系列分化瓦解的举措。在 “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的方针指导下，他率先展开了“拉拢科尔沁部”的计划。后金天命六年（1621）五月，科尔沁部首领奥巴第一次遣使后金。天命八年（1623） 五月，努尔哈赤在致奥巴的信中如是写道：“尔等之间可举一人为汗，倘尔众皆齐心合力，则可使察哈尔、喀尔喀不再侵犯等”。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故意在信中称科尔沁部为“科尔沁国”，表明了自己“已经将科尔沁部视为独立政权”的态度。看到后金和科尔沁部各种“眉来眼去”，林丹汗本人极为愤慨。不过，努尔哈赤的“拉拢”行动，颇有愈演愈烈的架势。天命九年（1624）二月，努尔哈赤“与科尔沁台吉奥巴、阿都奇达尔汗、戴（代）青蒙科等会盟”，旨在建立一个新的军事联盟，并将翌年三月初八设定为“会盟日”。微妙的是，奥巴并未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结盟仪式，只是派遣了党阿赖等4人与努尔哈赤展开了会面。出于拉拢科尔沁部的目的，努尔哈赤不仅没有表现出不满情绪，还赏赐了科尔沁使者不少钱财。北元时期的蒙古骑兵形象同年八月，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扎鲁特、巴林、弘吉剌、巴岳特部、乌齐叶特部）乌济叶特部首领洪巴图鲁炒花暗地向科尔沁部告密称：“察哈尔将于下月（九月）十五日起兵往征尔处，拟于结冰草枯之前夹击之。”奥巴闻讯后，第一时间向后金发出了求助。对此，努尔哈赤明确表示，“尔等借兵，多则多派，少则少派，勿庸过虑。”不过，林丹汗并未向科尔沁发兵，只是派遣绰尔济喇嘛前往奥巴驻地，与之展开了谈判。对于谈判的内容，奥巴在十月致努尔哈赤的信中如是写道：“绰尔济喇嘛为使科尔沁、察哈尔合政。我两国若合则议合，若决裂则败议。”简言之，林丹汗正式向科尔沁部表达了“必须服从大汗号令”的强硬态度——这当然不符合科尔沁部贵族们的共同利益。因此，谈判最终以失败收场。对于努尔哈赤而言，这种局面无疑是“天赐良机”。科尔沁草原出于教训科尔沁部和震慑后金的目的，后金天命十年（1625）十一月，林丹汗于亲自率领察哈尔骑兵，协同内喀尔喀弘吉剌部的巴噶达尔汗和宰赛叔侄，共同讨伐科尔沁部。
但在联军开拔之前，洪巴图鲁炒花再一次秘告奥巴，“察哈尔于本月十一日合兵，十五日启程”。奥巴闻讯后，在遣使向后金求援的同时，号召各部贵族们积极备战，拼死固守。进行贸易的蒙古商队很快，林丹汗的军队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逼近科尔沁部境内。本就被动的奥巴，不得不再次向努尔哈赤遣使，以求增援。不久，大军便抵达奥巴驻地格勒珠尔根城下（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西南），旋即发动了围攻。对于科尔沁部而言，能否守住格勒珠尔根城，关系到了科尔沁部的生死存亡；对于林丹汗而言，攻克格勒珠尔根城，就意味着实现了对科尔沁部的正面降服。尽管史料中并未对这一战做出详细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死之战。对于林丹汗而言，在寒冷的冬天异地作战是非常艰难的。因此，他的目标是速战速决。不过，鉴于科尔沁部的抵抗十分顽强，双方陷入到了拉锯状态。在得知后金“援兵至农安塔”后，惟恐腹背受敌的林丹汗决定提前撤兵，科尔沁部死里逃生。努尔哈赤首先，林丹汗率领的联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战斗力层面，都比科尔沁部略胜一筹。相传，林丹汗发兵的消息传递到科尔沁部之后，“（科尔沁）达尔汉台吉弃扎莱特、锡伯、萨哈尔察东去”，科尔沁部守军的力量已经有了一定的削弱。其次，后金援兵从未亲临主战场，与林丹汗的大军展开正面交锋。在后金大军抵达开原城镇北堡后，努尔哈赤便令莽古尔泰和皇太极率5000精兵前去支援，并要求他们“抵达农安塔后不得再进一步”，自己则率领大军原路返回。简言之，后金军队并没有与林丹汗“决一死战”的企图，“更像是单纯做出了救援的姿态”。西方人笔下的清朝骑兵至于林丹汗的无功而返，原因有很多。其中，洪巴图鲁炒花的通风报信，与之有着直接关系。首先，他将林丹汗的军事动向及时报告给了奥巴，使之有了足够的时间做各方面的准备。其次，他还曾“遣博木博泰阻止宰赛，遣囊努克阻止巴噶达尔汉”，尽管巴噶达尔汉和宰赛二人与林丹汗从征，但巴珲等人“未从而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弘吉剌部的战斗力。碰了一鼻子灰的林丹汗，不久就和洪巴图鲁炒花发生了冲突。天命十一年（1626）四月，洪巴图鲁炒花联合明朝攻打后金，但在养善木（辽宁彰武）之战中被击败，只能退至演水（西拉木伦河）一带，投奔林丹汗。面对狼狈不堪的洪巴图鲁炒花，林丹汗指责道：“你是五营（内喀尔喀五部）之主。囊路是你侄子，被奴（努尔哈赤）杀死，你也不顾。把他的儿子歹安儿抢去，你也不顾。难道你不是汉子，只好诓骗南朝（明朝）赏物，你送东奴骆驼、马匹，东奴与你鞍子、撤袋，能值几何？”最终，洪巴图鲁炒花的剩余部众被林丹汗吞并，乌齐叶特部就此成为历史名词。西拉木伦河东征科尔沁部的失败，不仅使林丹汗完全失去了对科尔沁部的管辖权，更让后金与科尔沁部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变化。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五月，奥巴亲自率科尔沁各部首领“献貂皮、貂裘、陀马”，向后金致谢。努尔哈赤不仅“令三王、四王并众台吉等远迎之”，还“回赠雕鞍、马匹、金顶帽、锦衣、金带”，“每日设宴，待之甚厚”。六月六日，双方宰白马、乌牛，祭告天地，举行了隆重的结盟仪式。至此，一个以“反林丹汗”为前提的“后金—科尔沁联盟”正式成立了。次日大宴，努尔哈赤“特赐奥巴黄台吉以土谢图汗之名号”，以示友好。在奥巴提出“汗曾许我以女，若果允之，吾可娶也”的建议后，努尔哈赤立即将养孙女肫哲公主嫁予奥巴，双方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1620-1630年间的东北亚，红色区域为林丹汗控制的察哈尔蒙古，灰色区域为崛起中的后金但也正是从这次结盟开始，双方关系的天平开始出现了倾斜。坦诚说，这并不是奥巴本人愿意看到的。因此，在他返回科尔沁部老营时，并未将公主领回，而是将她留在了娘家。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奥巴遣人吊唁，同时向察哈尔和内喀尔喀部遣使，意欲索取被掳掠的牲畜。九月，皇太极即位。十二月，他遣使至科尔沁部，对其未能“应先闻之于我，然后遣往（察哈尔、喀尔喀）”的行为，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指责。同时，皇太极加强了与科尔沁部其他首领的来往。比如在天聪三年（1628），皇太极将养女嫁给了科尔沁左翼的满珠习礼，旨在制衡和分化奥巴的权力和地位。（疑似）皇太极时期的满洲大臣在1619—1628年间，得到明朝经济和军事支持的林丹汗，凭借着相对强悍的武装力量，先后对科尔沁、内喀尔喀以及喀喇沁、土默特等蒙古各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林丹汗的横行无忌，激起了蒙古其他诸部的恐惧和反抗。与此同时，皇太极进一步加紧了降服漠南蒙古的步伐。后金天聪二年（1628）九月，他集结重兵，决定向察哈尔部发动“致命一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调科尔沁、喀喇沁以及内喀尔喀等诸部会盟，组成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联军。九月六日，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日，大军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二十一日，大军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大军胜利而归。战事结束后，参战诸部与后金“刑白马、乌牛”订盟，举行了“昭告天地”的仪式。外蒙古老电影中的皇太极和喇嘛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尔沁部中，只有“汗（皇太极）之妹夫科尔沁台吉满珠习礼等率兵掠察哈尔”，并“携其俘获来会大军”。身为重要盟友的奥巴，不仅没有前去会师，还“自行劫掠”。或许在奥巴看来，伴随着林丹汗势力的严重削弱，“后金—科尔沁联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但对于皇太极而言，奥巴的态度和行为是自己无法容忍的。于是，皇太极决定将这一问题“彻底解决”。同年十二月，皇太极派近侍索尼、阿朱户抵达奥巴处，列出了12条“罪状”，以断交相威胁。感到事态严重的奥巴，只好向皇太极“谢罪”。外蒙古老电影中的投诚蒙古将军形象天聪四年（1630）正月，他亲自前往后金，皇太极率三大贝勒及诸贝勒出城十里相迎。奥巴表示，“私与明朝交市之罪，愿以十驼百马为谢，征察哈尔违约遽归之罪，亦愿以十驼百马谢。”在奥巴返回驻地后的第五天，皇太极颁令，“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落，令悉遵我朝制度”。这就意味着，后金与科尔沁部的联盟关系正式宣告终结，科尔沁部成为了后金的臣属。用发展的眼光看，科尔沁部的“加入”，使得后金得以组建了更为强大的骑兵部队，综合战力有了全面提升，并为后续的统一大业，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皇太极改元时，漠南蒙古诸部基本上都归顺了清朝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被后金联军追击至青海大草滩，染痘疾而死，卒年43岁。天聪九年四月，林丹汗之妻苏泰及其子额哲率部投降，并奉上了元朝传国玉玺。至此，北元政权彻底划上了句号。
元朝玉玺的复刻版同年十月，皇太极统一族称为“满洲”。十二月，群臣“请皇太极早正大号”，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天坛祭天，然后“践天子位”，受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至此，漠南蒙古诸部正式成为了清朝的一部分（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清朝皇帝眼里的“中国”）。在清朝一统中原的过程中，科尔沁蒙古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科尔沁部一直位列“外藩蒙古”中的“内札萨克二十四部之首”，享受的俸银俸缎也高于其他各部。一言概之，他们是清廷统治蒙古地区最为依仗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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