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最终被证明是“拐点”，还是新进程的起点，一切尚未可知。而我们唯一可以抱持的信念，是做好当下的选择。唯有通过这些选择，我们才能走到真心期望的未来。因而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皆是对未来的投票，不可轻率，不能弃权。若干年之后，当我们转回头再看2020年的这场疫情，很可能将之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大暂停”。而现在我们正身处这个“暂停”中，见证各级市场的局部崩坍、各种行业危机，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不同观念的冲突、各持立场人群的撕裂，以及，所有这些潮涌般忧虑，一波波传递给公众，最后形成的迷惘情绪。在教育领域，国际教育行业可谓处于震荡中心。几乎所有国际教育人也都经历着一场如同过山车般的情绪冲击。一般11月开始是英美大学陆续放榜的时间，按照往年节律，这场OFFER雨要下到每年4月，一年一度的常春藤故事在春天里次第开放，很像是一年起始的仪式感。然而一场疫情，让留学生突然卷入一种颠沛流离的局面，满城风雨的恐慌，不断搁浅的航班，一次次小别离，一场场归去来——中国家庭突然面对的灵魂拷问是：还要不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实际上谈到“要不要出国念书”，对很多中国家庭而言，已是国际教育规划链环中的最后一步。在此之前，是长达12年甚至15年国际教育规划。围绕着这条教育链环生长的，是一整幅中国国际教育的行业图谱，在这个版图上，居于中心位置的是引入国际课程的学校，周边是星罗棋布的国际教育教培行业、留学服务行业，延伸线是以各种形式与国际教育关联往来的上下游产业。时至今日再谈“要不要出国念书”，其实不再是一部分家庭孤立的选择题。国际教育这四个字，早已内化为一种更广泛的国民话题、经济话题，甚至是一种社会学课题。2020年之前，我们带着问题奔跑，不敢停下脚步，现在，暂停键按下了，这也许是一个机遇，帮助我们丢开高速奔跑的惯性，来真正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我们身处其中的国际教育行业。对于中国教育而言，国际教育到底以何种角色存在？实际上在不同阶段，国际教育的存在感与意义，都有很大不同。这篇文章中将以时间为横坐标，以世界为纵坐标，重现国际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其“定位”才能更加一目了然。在这种时空定位之中，我们或许能从中看到一种关于国际教育的全新定义，并从这个定义重新出发，看到中国本土教育的真正机会与方向。如果从字面去理解“国际教育”，那么最直接的可替换词就是“外国教育”。中国境内的外国教育实际上并不是近年才有的新事物，比如上海美国学校，追溯历史始于1912年。但本文所指国际教育，是近20年间，面向中国家庭提供的一种可选的教育形式。这种真正对中国家庭发生影响的国际教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为起始点，2003年被看作其发展“元年”。从彼时到今日，国际教育历经探索性引进、粗放式发展、深层次融合三个阶段，并且第三阶段的融合仍未臻成熟。另一方面，一些新的趋势同时在第三阶段中生发出来，那就是国际教育的本土创新。如果将这种创新看作是中国国际教育第四阶段的形态，那么我们可以说，当下中国的国际教育，是一种第三、第四阶段并存的局面。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12月，《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2003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随着一系列条例的出现，国际课程引进，民办国际化学校兴起，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对国际教育的探索性引进时期。这种探索性引进主要从三路进入：一路是公立学校的国际课程班；一路是民办国际化学校；还有一路仍是外籍人士子女学校的形态。但与早期英国学校、美国学校不同，2003年以后的外籍人士子女学校开创了一种品牌化、集团化学校的先河。英国A Level课程最先引入中国高中。人大附中于2004年开启了第一个在教育部备案的A Level国际高中课程中心，中心由狄邦教育集团提供服务。自此之后，英国方向为主的中英班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图源：Pixabay
AP和IB课程也是差不多时间进入中国高中的。但是美国方向的大热却是2008年之后，随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的放宽，去美国读本科的热度一直延续到今天，与此相关的AP课程也跟着地位水涨船高。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成功的那些民办国际化学校，也是发起2003年之后。以上海为例，第一所协和双语学校创立于2003年，平和学校于2003年成为IB成员学校，世界外国语小学于2005年转为民办学校。包玉刚实验学校则略晚于这段风潮，2007年创校，却挟着一套更完整的全人教育理念吸引了很多追求高品质教育的家长。外籍子女学校在2003年之后的发展比较值得一提。原因在于，这类学校原则上与中国家庭的教育选择没有交集，但一系列英国教育品牌的进入，都以教育集团的运作方式，在内部做了很多融合探索。上海英国学校浦东校区于2002年开办，2003年，德威创办上海德威，哈罗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惠灵顿比较晚，2014年落地中国）。这些学校之后都发展成多城市、多校区的教育集团。这也是为什么到了第二阶段，在2015年之后，这些教育集团几乎同一时间开出面向中国籍孩子的高端双语学校。政策支持，民间推动，资本入场。2013年前后，国际教育的发展突然走进了一个快行道，这种爆发式增长又以民办国际化学校的发展最为显著。在最巅峰的2015-2017年间，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每年都有近10所新校开出，如果放眼全国，每年新增国际化学校的总数则逾百所。有数据显示，从1999年的86所到2019年的861所，中国国际化学校翻了十倍。集团化教育品牌的全国复制，将办学模式从一线城市辐射到二三线城市，乃至全国；
自建本土品牌拉起国际化教育创新的旗帜，概念先行，散点式发展。
新学校办学者背景各不相同，除了传统的教育集团转型之外，还有其他行业跨界办学，以地产行业办学最为显著。同时也不乏以淘金心态入场的资本玩家。不同背景的“办学者”一方面进一步推动国际教育市场的白热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那些直接的连锁反应，比如新学校增长导致师资流动性加剧。好的外教与有双语经验的中教在人才市场中身价陡增，与学校之间形成微妙的双向选择关系。教师价值被重新评估，本不是坏事，但高流动性事实上伤害了国际教育的稳定度。这是比较直观的影响。更深层次的影响是，随着资本“玩家”的入场，很多商业营销的思维方式被带入了学校运营中。短期看可能会造出繁荣的表象，但教育本质还是一种精耕细作的行业，需要办学者沉下心来钻研教育的规律、课程的完善，不是靠释放一个又一个高亮的概念，就能持续发展下去的。巅峰之后必有回落。时间转到2017/2018年之交，随着资本市场的热度趋冷，新的《民促法》发布，教育政策从全面支持转向加强“规范”管理，国际教育的超速发展，渐渐走向下一个阶段，一个回归教育本质的阶段。资本的谨慎入场、国家层面的管理规范，对于很多资深国际教育从业者而言，反而是利好信号。2017-2018年出现的国际教育行业小低潮，反而让很多教育者感觉到，泡沫退场，谁能经过痛苦的筛选期留在行业中，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对于国际化学校来说，这种留下的条件是课程的精细化迭代，对时代变化下人才培养方式的把握，以及，学校自身是否具有某种成长性特质，这些成长性特质表现在学校理念的建立、师资队伍的培养、文化氛围的创设等一系列细节上。而国际教育发展到2018年以后，对学校而言，随着行业对“什么是国际教育”的理解一年年深入，教育的很多问题也渐渐发生改变。
唯成绩的标准与应试模式越来越行不通，然而形式大于内容的花哨概念，也不断脱水。
教育就是教育，不变的问题是孩子的学术面貌与人格面貌，这是2018年以后国际教育和国际化学校都要面对的真实问题。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融入。
早期学校开办国际教育，往往走的是唯西方课程的路子；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强大，同时早期留学生自我认同问题唤起的反思，以及国际教育中内在对学生“根系文化”的强调，中国文化渐渐成为国际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在这些变化中，国际教育从业者向本土教育寻求合作、汲取养分的趋向开始显著发展，回归教育本质的深层次融合以不同方式展开。
如果我们回归教育本身，在一种全球化教育变革的背景下，去看中国国际教育的特征、像面，就会发现，看起来与本土教育不相兼容的国际教育，无时不刻不在表达着本土教育的自省、探索与创新。
由此，全球化教育变革作为定位中国国际教育的空间背景，一条时代的纵轴，同样不能忽视。
从进入21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反思自己的传统教育，都在向他国学习，不同形式地通过“国际教育”迭代本国教育。
这种全球化的教育变革洪流，来自一个根本驱动力，那就科技的迅速发展，使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几乎所有感受到科技力量的国家，都同时感觉到传统教育的过时与落后，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早已成为一种不容回避的趋势与挑战。
早在2006年，有着“全球最著名教育家”标签的英国作家、演说家肯·罗宾逊爵士（Ken Robinson）发表了一场在TED史上排名第一的演讲，题目叫做《学校杀死了孩子的创造力吗？》(Do schools kill creativity?）
肯·罗宾逊爵士（Ken Robinson)
在那场演讲中，肯·罗宾逊爵士第一次全面提出学校的问题：当下所有国家的教育体系，都建立于19世纪之前，教育是为了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求。这导致学校教育始终有两个基本“等级原则”：二、大学确立的学术能力成为衡量好学生的最主要标准。
罗宾逊警示说，“这是整个教育体系坍塌的前兆。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评价好学生的标准。” 肯·罗宾逊爵士TED上的这次演讲，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反响，原因无他，罗宾逊掀开了现代教育的底层逻辑，触发了教育的普遍危机。从他的演讲中，我们也会有强烈的共鸣，从而发现中国传统教育根深蒂固的一些问题，原来也是其他国家教育也在面对的问题。其实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完美的教育体系，也没有哪个国家敢于说自己已经预备好迎接那并不遥远的未来。当美国兴起了一批小众的、以激发创造力为目的的学校，比如K12领域的AltSchool、Avenue School、High Tech High School （HTH）、Khan Lab School等。在中国也兴起了越来越多民间创新型学校，如一土学校、探月学院。美国的探索也并非完美，作为美国教育界的榜样之一，芬兰的教育经验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更多关注，芬兰教育中项目制学习的经验经过PISA考试的背书，通过在美国实践和升级，传遍全世界。中国与英国的互通有无也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当英国的iGCSE/ALevel课程成为中国留学家庭首选的三大国际课程之一，中国教育却借助着那一部深受热议的BBC纪录片而引发英国教育人士的追捧，英国孩子甚至做起了上海教辅《一课一练》。所有教育探索都面向特定问题，所有的实践上也都不算完美，但也许我们可以从中总结一些观点：第一，全球化的教育变革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每个国家实际上都在以国际化课题的方式去探索教育变革的方向，中国的国际教育探索，其实内嵌于这一潮流趋势之中；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们无法再狭义地去看待和描述中国的国际教育，国际教育更深层的本质不是为了“洋为中用”，而是要面对时代问题，迎接未来人才培养的挑战；第三、未来是未知的，然而其育人理念已经基本明确：培养有国际化视野和胸怀，思维活跃，并富有创造性的未来人才是中国与世界一致的方向。亦步亦趋地追逐洋课程与洋高考终将过去，在对未来教育形态的探索中，中国和世界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站在这样的起跑线上，中国的国际教育还将怎么走，与本土教育还能发生哪些化学反应？让我们回到中国主场，从一些教育的切面，去看正在发生的教育融合与创新。从时间线这条坐标，我们能清晰看到国际教育与中国本土教育，如何从各自独立存在，到相互影响，最后逐渐融合的过程。而从空间这条坐标，则帮助我们从逻辑顶层去理解在中国生长起来的国际教育，对本土教育的影响与启示。在近20年的时间里，国际教育在中国的内涵一直在改变。从最初课程全盘引入，只为了把孩子送出去，到在实践中的逐渐拆解理念与经验，去培养真正有知识、有能力的未来人才。而育人目标的改变，实际上才是教育变革连锁反应的第一环。从培养适应西方文化的职场“打工者”，到培养懂得西方文化，也能讲好中国故事，建立对等话语体系，在世界舞台找到自己话语权的领导者，这是国际教育在中国发生变化的一条最主要的脉络。在这样一条脉络中，我们看到国际教育从国外主场，渐渐走回中国主场。这种中国的主场感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1、从培养目标变化看，早期的国际教育并不重视孩子对本国文化的认知与传承，但随着早期留学生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与事实上中国国力的崛起，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国际教育，甚至比很多体制内教育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2、培养目标的改变，使国际课程的应用也开始发生改变：从追求“原汁原味”的国际教育，一味青睐外教教学，到更多关注融合创新。随着中国教育者对国际教育的认知深化、经验积累，国际课程的框架与概念被解构，拆分融合、内化到中国课堂，成为本土教育中的创新部分。3、随着目标与方法的改变，一些全新的学校形态开始出现，他们不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那种传统学校，也不是移植过来的外国学校，而是以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样式的学校，以更开阔的时代视野去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生。图源：Pexels
这些具有创新风貌的学校，通常都是最早一批进入国际教育领域，有着深耕经验的学校与办学者。比如北京的十一学校，一所老牌的、顶尖的公立学校，在2009年引入国际课程。2019年，校长李希贵在《学校如何运转》一书中，讨论如何为学生提供更自由、更多元化的成长空间，基本上已经与全球化教育变革浪潮中的议题接轨，并输出了很多实践经验。再如上海的华师大二附中，上海著名的公办四大名校之一，每年的清华、北大录取“大户”，但如果你深入去看，就会发现学校体制内部分开设的科创项目，年年在世界级青年科技创新赛事上拿奖，学生直录MIT；而学校自建的大学研究级别的科学实验室，多达20个。而民办国际化学校则以更主动的姿态去寻求融合。比如北京的青苗国际双语学校、海嘉国际双语学校，上海的世界外国语学校、平和学校、协和双语学校这样的名校为例，对“中西融合”的研究是学校组织建设的一部分，对中外课程的对比研究，中外教师的合作备课与教学，本土国际化教育者的培养，都是这类学校的“日课”，也是这些学校的软实力所在。具体到教育的内容，大的方面是国际课程框架的融入，重构课程与课堂教学，小的方面是思维能力与学科相结合，生成的各种创新的教学形态。图源：ssyer
国际课程框架的融入，以IB课程最为典型。IB课程以其严谨的结构，与超学科的研究脉络，为中国本土课程提供了很多启示。而透过学科强调思维方式与能力的培养，也生发出教育创新的各种潮流。比如最近几年大热的批判性思维概念，这种思维方式源自美国，随着国际教育的深度发展，与批判性思维相关联的阅读与写作方法，逐渐演化成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文科学习方法，被很多本土教师发现、再造。这些创新教育从国际教育中生长出来，以点、以线，甚至以面的方式融入到中国本土教育之中，这些创新的探索中有中国未来教育的雏型，但在当下，仍是散点式的实验。身处不同场景的教育者进行着他们的实验，解决他们感知的问题，这些教育创新的优势在于灵活、多元而充满个性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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