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有不少深刻的观察，同时也散发着一种西方没落悲观的种族主义气息，对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充满敌意。
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全球不过是扩大的区域，全球政治也是种族的政治，不过是换上文明的概念，比较“文明”一些。
其实，“文明冲突”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含义是：基督徒已经摧毁了东正教(苏联)，现在需要摧毁儒教和伊斯兰教。虽然美国衰落，但是军事优势尚存，必要时不惜一战。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宗教的复兴，特别是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复兴，美国起了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在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美国道德危机》和乔治·索罗斯的《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有所揭露，但是他们都是美国要人，话说得相对含蓄。对此揭露最彻底的是俄罗斯学者瓦西里·列昂尼多维奇·彼得罗夫的著作《俄罗斯地缘政治：复兴还是灭亡》一书(以上都有中译本)。亨廷顿说：“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剧烈的，并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对政治的影响，所以索罗斯称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崇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不是偶然的。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助于理解其好战性和种族意义。
亨廷顿还说，冷战结束以后“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在这些发生在非西方文明国家的种族灭绝现象的背后，是否有西方“看不见的手”在为之推波助澜?是什么人最希望世界大乱和非西方文明发生种族灭绝?
亨廷顿说：“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适应了他们的目标，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其人民，坚持民族认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自主。”在亨廷顿看来，中国人争取独立自主，恢复民族尊严，过人应当过的日子，就是向西方挑战。
他还预言：“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这是预见，或是诅咒？
不管如何，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这一代人正在见证历史。如果有识者能够抓住这次机会，那么2020或为中国王道事业之开端。何谓王道？四个字，就是富国强兵。就是尊王攘夷，重建中央集权；就是动员下层，改造上层，建立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变官僚政治为人民民主，同时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反之，如果不行王道，一味跪拜美国或者学习美国之霸道，终会将主动权操诸敌手，则事态发展将很难说。
有个老梗：两个人被熊追，第一个人说“没用的，熊比我们跑得快多了”，第二个人说，“我不需要跑得比熊快，我跑赢你就够了”。虽然我们目前问题多多，甚至也被熊追，但以百韬网愚见，如果美国不能及时进行有效反击，则意味着美国信用的破产，美元霸权的崩溃，以及一元世界秩序，将有望变为多元，而中国将成为其中最具潜力的一极。如此断言是否过于草率？不过百韬网并非局座，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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