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既是儒家的人生境界，更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总的来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中国文化的人生境界。
这句话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当时，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被贬到岳阳，勤于地方政事，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把岳阳治理的政通人和，并重修了岳阳楼。
要知道，滕子京是带着一腔委屈来到巴陵郡的。原来他是一个镇守边关的将领，是范仲淹手下的一个爱将。滕子京曾经动用公款犒劳三军，结果被人告状，被贬到巴陵郡。
按理说，对滕子京来说，这是悲，但他没有受到个人遭遇的影响，在巴陵郡做出了一番事业。在岳阳楼建好之后，他写信请自己的老上级范仲淹写一篇序。而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岳阳楼记》这一千古名篇。
在岳阳楼记的最后，范仲淹充满豪情与深情地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说滕子京和天下的仁人志士一样，做到了两种境界。第一种是心灵上的坦然与淡然，不会因为个人的财富和权力的增加而感到高兴，也不会因为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失，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感到灰心丧气。
在人生的喜乐与忧愁中间，始终保持一种淡然的心态，这就像明人所说的，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也像王维所说的那样，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个具有极高人生境界的人，总是安然淡然坦然。
第二种是儒家的忧国忧民的心态。儒家历来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范仲淹是一个标准的儒家人物，他认为滕子京也是，他们身上，都有而且是应该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态，更应该有心怀天下苍生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于孔子，来自于孟子，来自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者。范仲淹是，滕子京也是。
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精神，同时还来自于道家的精神，特别是庄子的人生精神。
庄子是崇尚人生逍遥的境界的。而人生逍遥的前提是，摆脱一切外物的限制，人最好能够驾驭物，而不是被物所奴役所驾驭。庄子把这种理想的状态称之为“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庄子认为，人一出生就是一个悲剧，因为人的身体注定是不自由的，他要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这叫做有所待。在庄子看来，所有有所待的东西，都是不自由的。在逍遥游中，庄子说大鹏能够抟扶摇直上九千里，但是没有风，大鹏也无法飞翔。仙人列子可以在天上飞15天，而15天后，他也得下来。所以人生的自由，就要无所待。而无所待，就是要摆脱物质和心灵的限制。
按照王小波的说法，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挨捶的过程，这不可避免。但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呢？庄子说要做到心斋和坐忘就可以了。这不是练气功，这是锤炼我们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其实就是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如果你能忘记人生的喜，忘记人生的忧，从了喜乐忧愁不入于心，那么还有什么能让你心醉神迷呢？还有什么能让你忧戚交加呢？
在中国的古人之中，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不多，但还是有的。庄子当然算是一个。以庄子的大才，在战国时期做个诸侯国的大官没有问题，但是他宁愿做在污水中自由爬行的乌龟，他穷困潦倒，但是他认为，人真正的贫穷不是这个，而是精神上的贫穷。
孔子的弟子颜回也可以算，他一箪食一瓢饮，居住于陋巷之中，从来不改其乐。范仲淹当然也是。他是北宋知识分子的领袖，他在政治上经历过多次失败，但仍然坚守初心，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信条。
苏东坡也算是一个。在被贬到黄州之前，苏东坡大概还没有这样一个人生境界，在到了黄州之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而他的人生境界，也在朝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前进。苏东坡说，人生的难处在于，不经要忍痛，还要忍痒，更要忍受孤独与寂寞，从而实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达观的境界，这不正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吗？
人生，很多时候我们能看得开，但是忘不了，能忘得了，但是我们放不下。能放得下，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看得开，忘得了，放得下，做得到，我们就能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
但是在以物质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的时代，现代人，怕是没人做的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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