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潮州知州王汉，在其撰写的《金山记》中，概括金山城是“夏灵赫曦，傍无以芘”。但被他“过于韩山为可纪”，潮州由此正式进入崇韩年代，此时只有东流恶溪，没有南流韩江。看如下分析：
①：《金山记》云：“韩文公赏即东山为亭，以使游观，人呼曰'侍郎亭’。渡恶溪，陟峻岭，土无嘉葩美木，亭久已坏，惟一树独存。”此句说韩愈东山建亭，供人游玩，登山需渡“恶溪”。同时的通判陈尧佐《招韩文公文》并序也云：“溪东有亭址存焉，俗曰'侍郎亭’，即以公尸之也。郡之上下才一舍不居焉，民到于今赖之。”说的是百姓感恩韩愈，祭拜韩愈劈东山而建的旧亭，以亭思人。文中提到的“溪东”，当然是恶溪东，而不是还没有的韩江东。
②《金山记》又说：“游者知其境胜，比韩之东山相无也。余既为诗以纪，有未尽，复书以记之。”说的是金山胜景览者众多，东山相当于无人去。金山胜境“过于韩山为可纪”，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仙则灵”，阐明韩山没有金山高，又没东山的水深。王汉、陈尧佐心中都没有韩江概念。“韩之东山”绝对不是韩江东的东山，而是韩愈的东山。一百年多年后，东山才被误读成韩山。
③《金山记》云：“金城山，境之最奇者也。距州治越二百步，东临恶溪，西瞰大湖，阎闾占其南，垣墉固其北。”以西湖山金山连线东延，对应的东山，也不是韩山，而是黄正山。“阎闾占其南”，即民居占了金山整个南面，那么，子城和州治，就必定是在距金山“二百步”，即二十多米的东边。陈尧佐《独游亭记》又说：“即辟公宇之东偏，古垣之隅，建小亭焉，清江照轩，叠岩堆望。”那么“古垣之隅”就是“公宇之东偏”，也是“独游亭”的位置。王汉《金山记》云：“垣墉固其北”，就今城墙判断和测定，“垣墉”并不在今天城墙的位置，北边的城垣，当然也不可能在金山上，而是在金山以北。东边，子城州廓公宇，至少需五十米，即“古垣之隅”要距金山七十米以上的东边。
④一百二十年后，南宋的陈余庆，在其撰《韩山亭记》中说：“州之东山，惟双旌为最高。山有韩亭，昔文公之胜游之所也。自亭之右，陟而寝峻。豁然地稍平衍，有旧亭之东者曰“观海”，有新堂之北者曰“仰斗”。由亭阴以级，跻于南北之巅有圆亭曰“抉云”。已经是以州城作为参照物，把韩山当东山了。陈余庆所说的韩亭，明显不是一百多年前，知州王汉说的东山“亭久已坏，唯一树独存”，应是王汉过于韩山之后修的亭。
王大宝撰《韩木赞》云：“潮东山上有亭，唐韩文公游览所也。亭陆有木，蚪干鳞文，叶长而傍，耆老相传公所植也，人无识其名，故曰韩木。乃橡子木，广无是种，故潮人不识之。”则又没有说出东山，是不是韩山。但就其描述而言，东山只有一亭一木，和王汉说的：“亭久已坏，惟一树独存”的东山接近，并没有陈余庆说那样天花乱坠。
以上例子，众人都没有提到韩江，说明不仅北宋没有韩江，就连南宋，韩江之名也不普及。在有恶溪的年代，北宋陈尧佐说的“溪东”，不可能是指南流韩江。北宋的“溪东”“侍郎亭”，不是在韩山，而是在东山，北宋的东山，也不是韩山。要到南宋初期的陈余庆，才在其《韩山亭记》中，把东山和韩山混为一谈，此时，已经是许彦先重建宋城后的情况。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广东布政使司地图图⑦⑧显示，恶溪是从韩山东边出海，韩江还没南流。甚至清朝初期画的地图⑨，也都如此。这充分说明笔者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两份地图，至少能证明明代地图是据据唐代绘制的，韩江南流是宋代以后才慢慢形成的。
事实证明，广南东路计度郑彦先，1077年主持重建潮州城，一定是潮州城遭遇重大变故。是史籍记载潮州海、潮二县1067年地震，“沉东京浮南澳”、“地裂泉涌”的十年后。才移地唐州城西南部重建潮州城。因此才陆续发现汉代揭阳城。开元寺原称荔峰寺，也被垫成平地，可见开元寺是因为沉降而坡地被填平的，也就埋掉了汉揭阳城。
潮州金山顶书院大门前，有许彦先1077年立的阙碑：“权发遣广南东路计度，阙事兼劝农事，殿中丞许，阙昔按视沿海城池，至揭，阙方外郞黄稹计工修筑，闕门团敌楼屋门，东西壕，阙亭，绘图以闻。熙宁（神宗）十年”。
阙，实际上是一种外大门，它和牌楼、牌坊的起源相同。阙文说明潮州城是汉揭阳县城，并且历史上都是沿海城池。“阙门”，“阙亭”，就是汉代建筑物的旧称。潮州牌坊街是传承汉阙的产物。太平桥“桥之四维，旧有四塔”，就是许彦先说的“阙亭”、“阙门”。这些和当时城南发现的“揭阳门”，海阳县令钱冶的《和金城山诗》：“高低簇画屏，深映揭阳城”等，都是潮州城是汉代城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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