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名填词人周耀辉，14 年夏天出了本书，名叫《纸上染了蓝》，怀念逝去的母亲。他说母子之爱复杂，其中或许有恨，有不解，关联复杂，千丝万缕。
其实，又何止母爱父爱，朋友之间、恋人之间的关系，恐怕也总是爱恨交缠，念念难忘。
法国文学家加缪（1913 - 1960）
前几天读 Todd Oliver 写的《加缪传》。其中饶有兴味的段落，不单有「花花公子」加缪，怎样在粉香花丛中自在游走，还有他和同乡、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纠缠一生的爱恨故事。
通常的，两人就某个议题，面红耳赤地吵了一架后，萨特不久便会收到加缪的信，感谢他寄来的钱，再写些「友谊长存」之类的甜腻句子。
起初，两人无话不说，相谈甚欢。后来，因为政治立场相异，一个向左祭起存在主义大旗，另一个向右批判集权和暴力，两人渐渐水火不容。
1952 年，因加缪小说《反叛者》的出版，崇尚「纯粹反叛」的加缪，与鼓吹暴力革命的萨特阵营公开决裂。冷战高潮时期发生的这件事，毫不费力地登上了《法兰西报》头版。
关于两人的反目，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萨特将一位三流作家，批评加缪小说《反叛者》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登在自己出版的杂志上，引得加缪大动肝火——要知道，早几年正是加缪盛赞了萨特的《恶心》。
虽然两人同被誉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双子星」，但加缪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存在主义阵营中一分子。他几乎被记者问腻了，不得已抛出一句「存在主义者试图解决一切问题，而这是不可能的」应付了事。
然而，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加缪仍被评审称作「存在主义者」，看来有些事情，不由人。
萨特和加缪两人决裂后，仍持续关注对方，多像分手后各处打听对方动态的恋人。终归是放不下，不然萨特也不会在加缪因车祸去世后，将那封「友谊长存」的信交给出版商。
聊过文学圈这点恩怨，不妨再来看看画家们。
毕加索与他西班牙同乡米罗的友谊，磕磕绊绊。自命清高的米罗，在巴黎住久了，渐渐厌倦了身边诸如毕加索和马蒂斯等人，对于金钱和市场的刻意迎合。但他似乎不应忘记，自己初到巴黎时，毕加索曾热心带他结交同道友好。
远比这对西班牙同乡关系复杂的，是梵高和高更之间的故事。
稍微熟悉美术史的人都知道，梵高当年是怎样深深地，被年长五岁的高更吸引，却由于自卑和胆怯种种，而无法顺畅应对两人在阿尔的同居生活。
后来，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梵高，割掉自己一隻耳朵，却只换来高更的一句「请告诉他（梵高），我回巴黎去了」。
那时，距他们第一次在巴黎相见，不过两年有余。在这段关系里，自信的高更永远是那个「神」一般的存在。而孤独的、渴望被爱的梵高，则更像是张爱玲笔下「遇见你，我便低到尘埃里」的那个人。
这段爱恨交缠的交往，强烈地刺激了梵高的艺术表达。1888 年夏秋，在等待高更到访的数月间，梵高创作了《向日葵》、《夜间咖啡馆——外景》和《夜间咖啡馆——室内景》多幅作品，炽烈，饱满，又不乏温暖。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法国南部新鲜空气的滋养，恐怕还要归因于某种入骨的想念和期盼。
《吃马铃薯的人》
可以说，遇见高更并走入彼时法国印象主义圈子后的梵高，从构图到用色都彻底改变了。不信，我们比对 1885 年《吃马铃薯的人》和 1888 年的《夜间咖啡馆》，便能见出一二。
艺术家总是任性，固执地将生命将全部的渴望一股脑儿抛掷入画作、旋律和文字中，妄图用它们换来慰藉和同情。
《夜间咖啡馆》
去年冬天读木心的书，今年冬天重读，记下一个句子：「不知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皆可原谅」。
木心也是释然了，才写得出这样的通达透彻。诗中还有一句「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不知诗人当时，是否正想着梵高画中的鸢尾。可如果这世上尽是释然，尽是想透放下与和解，哪儿来的向日葵、稻田和那句「友谊长存」呢？
本文插图为夏加尔蓝色的梦幻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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