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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比较分析
作者:张系统     

笔者在《农耕文明及其特点》一文中,对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对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发展过程中既竞争又相互促进的历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文中对2000多年前,司马迁关注到的,中国王朝大多崛起于西北方,以及《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作者提出的“历史上总是落后国家打败先进国家,穷国打败富国”的问题,归纳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中总是居于下风”,并就农耕文明的特点和起源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将从对照的角度,比较分析两类文明的特点,以求进一步探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竞争过程中的某些必然性、规律性的东西。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大的课题,笔者想通过个人的思考,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思考。

与农耕文明相对应,游牧文明起源于走出森林的狩猎猿。农耕文明的特色的产生,在于农耕农业在文明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样,游牧文明的产生及其特点的形成,在于游牧经济在文明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两类文明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并不是孤立地、完全独立地发展。在他开始伊始,交流就随之发生。农耕文明根据自己的需要,学习并获取游牧文明的知识技能。同样,游牧文明也根据自身的需要,吸取对自身发展有益的农耕文明成果。由于各自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的不同,这种交流并没有影响到其各自文明的特点,相反,两类文明在交流中呈加速发展的趋势。虽然这种交流有时是平静的,有时表现的非常激烈。最激烈的交流方式就是通过战争,有时是毁灭性的战争。许多文明,被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去了,但也许被同化吸收,以一种新的方式得以传承。这种交流,农耕文明总是表现的保守和被动,游牧文明一方总是表现的比较主动和具有进攻性。这种状况的产生,与其各自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比较两类文明的特点,就能对这种关系有一个基本的把握。通过对比,对具有鲜明农耕文明特点的中华文明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游牧文明的大致起源  
游牧文明产生于狩猎和游牧生活。自人类最初走出森林来到旷野,开始狩猎生活,便为游牧文明的发展播下了种子,并开始拥有文明最初的萌芽。当狩猎生活成为人类祖先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要的生活方式时,游牧文明的特点开始形成,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正式展开。从文明发展的路径看,他与农耕文明可以说是分道扬镳了。汤因比在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欧亚大陆的中部――中东的游牧民族开始出现驯养的骆驼和驴子。笔者认为驯养动物的历史可能更早。这有以下几点不算充分的理由:一是作为一个家养的驯化的野生动物,它必须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相对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类祖先来说,不会很短;二是,作为家养品种的动物必须是一个种群,数量太少,则不足以作为物种繁育保持;三是,动物家养种群应是一个目的明确的事情;偶然的发现或驯养成功,到种群的形成,不是简单的一件事,而是要经历漫长的经验积累。作为最初的一次驯化工作,是一项开创性的划时代的大事件,需要的时间可能就更长。四是,虽然考古发现正是公元前5000年,有家养的驯化动物出现,但并不能因此确定此前就没有家养的驯化动物存在。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游牧民族对两河文明进行了一场“新式武器”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两河文明――这种拥有鲜明农耕文明特征的先进文明黯然终止了。它退出了历史舞台。古埃及文明也随后中断,同样是倒在了这种新式武器脚下。这种新式武器就叫“马拉战车”。游牧民族就是靠这种新式武器的厉害,以“落后”战胜了“发达”文明。据认为,马最先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的中亚地区。率先被驯化的马形体小,体力较弱,不足以载动人,类似15世纪北美印地安人所饲养的小马。经过几个世纪的反复人工饲养,马的形体增大,体力增强。后来发展出能够载动全副武装的骑兵的高大战马。马的驯化成功,对游牧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有了马,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就基本确定下来。游牧文明的特色便基本确定。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游牧文明大多在马的出现后不久便基本固定。  
游牧文明的迁徙特性与农耕文明的定居特性  
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对游牧文明发展的影响,就象定居生活对农耕文明发展的影响一样深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迁徙,游牧民几乎每天都要面对陌生的环境。这种生活方式经过千百万年的积累,发展成为其文明的特有习性――冒险性。游牧民族把每天面对陌生环境,把冒险当成家常便饭。近代西方的冒险故事与中华文明的守土守家的主流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世纪,西方人只要沿着海岸线,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航行,就能到达陆上丝绸之路所能到达的东方。哥伦布则带着他的船队,坚定地朝太阳落下的方向航行,坚信也能够到达世界的东方。陆地生活的人类,普遍对大海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这种反其道而向西行的举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实际上是游牧民族冒险本性的一种表现。在西方文化中,冒险被看成英雄和传奇,这与东方守成被认为是正统一样,是文明的主流观念。有着农耕文明烙印的中华文明,基本上对冒险持排斥态度。在中国,一个人除非不忠不孝,或者是被迫,一般不会远徙。在历史上,除郑和下西洋,有主动的意义外,中国人下西洋、下南洋基本上是逃难。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就是在2400多年前,对这种主流观念的经典总结,虽经历史风云变换,这个观念不但没有淡化,甚至有所强化。有人说“中国人的迁徙是绝对的。中国姓氏的分布便是有力的证明。”诚然,如果不是迁徙,中国的姓氏就不会有今天的广泛分布,但我们是探讨的是文明主流观念。迁徙,是游牧文明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特征,与之相对应,定居是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  
其实,游牧民族的冒险性是相对而言的。是身为农耕文明的后裔对游牧文明的这种习性的一种说法。在内陆一个小镇,一位党委书记就喊了一句“我敢于冒险”的口号,实际也不是他自己真正去冒险,而是鼓励大胆创新和创业,结果被中央电视台拍了一个特写镜头,在焦点访谈上播出了。虽然这个镜头是配角,电视里就是用这个镜头去说明焦点关注的主题。  
与冒险性相同,游牧民族每天面对新事物,结果形成对新事物的广泛的包容。鼓励标新立异,鼓励创新,是游牧文明跟冒险性平行发展的一个特点。这与农耕文明的保守、对新生事物的畏惧、容不得标新立异、排斥创新的特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定居生活,每天面对的是熟悉的环境,每天的劳作是那么有规律,是那么的循序渐进,几乎没有挑战性的生活方式,对农耕文明的影响当然与游牧生活方式有较为明显的差别。笔者在《农耕文明及其特点》一文中,把这种对新事物的态度归纳为“与生俱来的恐惧”。  
农耕文明相对游牧文明来说,创新意愿不强,对新生事物持消极态度,社会主流观念表现为循规蹈矩,创新不为主流观念包容,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礼制”,就是规矩,就是守旧。今天,我们觉得当年满清大臣琦鄯,在广州用牲口的血去抵抗大英帝国扛着洋枪的军队实在滑稽好笑。但我们还要这样想一想,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历史。洋务运动的劳而无功,戊戌变法的悲壮结局,辛亥革命建立的民国政府的乌烟瘴气的民主,难道没有农耕文明的消极面的影响吗?工业革命为什么不是首先在东方、在中国发生?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持曾经取得的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地位?为什么我们总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不能领导世界潮流?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不需要检讨我们一路走来,曾经对待新事物的态度吗?我们今后抱着什么态度对待人类文明的成果?  
游牧文明的暴力性与农耕文明的温和善良特性  
暴力倾向是游牧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今天,这个特点被西方发达的民主与法制即高度发达的经济深深遮盖住了。许多中国人为此迷惑。他们忘了西方殖民者的血腥的杀戮历史,忘了贩卖黑奴灭绝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历史,忘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残酷的战争历史。忘了欧洲后裔是怎么取得在美洲、大洋洲的主导地位的。忘了西方国家是如何动用国家机器进行鸦片走私来平衡外贸逆差的?这也从一个反面,证明了创造农耕文明中华民族是多么的善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刚刚过去不到60年,美国的黑人获得基本人权也不到50年,西方殖民历史结束不到40年。2003年3月到现在伊拉克战争还在进行,美国对自己死了1000多大兵,舆论沸沸扬扬。而对伊拉克死亡了10多万人却冷漠地好像伊拉克人不是人,是普通的动物一样。这种鲜明的对比还不能使人清醒吗?所有这些还不能证明游牧文明的暴力本质吗?  
进一步了解游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也能找到这种本质的产生和缘由。《裸猿》一书在开篇第一章里,就拿人和动物进行了比较,人具有许多动物的共同特征。在《争斗》一章中,明确指出了人类的攻击性与动物的争斗相似,并且争斗得更为激烈和复杂。我同意作者的这个观点。只是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游牧文明的暴力本质保持得相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比较完整。这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同样有密切的关系。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从进化的最先阶段,就一直与厮杀紧密相连。在还没有驯养家畜时期,游牧民族的食物主要靠捕猎维持,靠与大型肉食动物争夺食物,靠与其他部落的争斗获得食物。这种生存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到了大量野生动物被驯化后,家畜才开始成为游牧民族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游牧民族部族之间为争夺牛羊马的战争并没有停止,而是随着大量的马的驯养并被投入战争中,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残酷。这种生活方式,造就了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的嗜血本质。今天,现代热兵器代替了冷兵器,杀人变成非常简单的事情了,游牧民族的后裔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除亚洲以外的世界各个地方,成为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民族。  
游牧民族发明的新武器是为了战争,而农耕民族是为了自卫。农耕民族和农耕文明的温和善良的特性,表现在战争方面,一般不主动去攻击游牧民族。中国古代的战争历史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许是农耕文明的定居和温和性,使得中华民族对于殖民的事情表现得冷淡。中华民族的这种特性表现在海外华人的身上,为能够与当地民族和平相处上。相反正是这种温和善良的特性,东南亚华人成了被欺负伤害的对象。笔者在《农耕文明及其特点》对农耕文明及农耕民族的这种特性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请读者参阅,这里就不多涉及了。  
今天,我们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要改革开放,要参与世界事务,要遵循国际惯例。我们就要了解自己弱点,了解我们文明的弱点,我们才能搞清楚怎么学;了解游牧文明的本质,我们才能知道学什么;了解所谓的国际惯例是以游牧文明思维方式制定出来的、维护其既得利益行为准则,我们才能更好低利用规则和参与新规则的制定。我们是与遵循“丛林法则”的人打交道,我们要用他们听的懂的语言,才能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  
游牧文明的极端自私本质特性及其涅磐  
这个极端自私的本质特征也是起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在战马产生以前,游牧民族活动的范围要比有了马之后小的多,所以在游牧部族之间的交流因而较少。因为狩猎生活决定了游牧部族虽然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但这些区域相对比较大,而部族本身规模比较小。由于生产力极端落后,古人类甚至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控制部落人口的数量。比如不给刚出生的后代哺育等(参见《裸猿》)。由于人的奔跑速度限制,一个部族一旦受到攻击,就必须消灭入侵者或者被入侵者消灭。在这个时期,游牧民族的人口数量有限,不足以对定居农耕民族形成威胁。见之于考古和历史记载的冲突,是在马的产生后才出现。如果说,这时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算是文明冲突的话,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历史总算找到了一个古老的源头。这种远古的游牧生活,决定了其游牧部落在各个方面发展较慢。比如文字,工具等。他的动物本能基本上保持完整。  
随着马的出现,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广阔的草原突然变小了。给人的感觉,就象今天因为交通工具的进步,地球变成了“地球村”的这种感觉相类似。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激增。由于驯化动物的成功,负担人口的能力增强,部族人口也迅速增长,部族规模扩大,冲突的规模也扩大。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欧亚大陆经历了长时间的漫长的混乱时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就是在这段时间中断的。中国的历史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有了传说中的汤伐夏。古代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游牧民族的处事方式是没有长幼之分的,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解决纷争的唯一方式就是凭借武力。战争中一般是杀掉男人,留下女人。比起在此之前的杀光敌对部落人有进步,因为女人得以留下。依照葛剑雄教授的意见,只有中文记载的史料不能保证记载的真实有道理。对这种记载持怀疑态度的话,请看后来的蒙古人是怎么统一北方和中亚的。欧亚大陆的中部,先被雅利安人占据,后来被突厥人占据,再后来被蒙古人占据,后来的主人要么把先前的主人杀掉,要么赶走。汤因比认为在欧亚大陆存在这样一个向西迁徙的过程。本质上这种迁徙就是不断的战争。  
游牧民族这种古老的冲突方式,就是极端自私的典型表现。用一个现代的词表达就是强烈的独占欲望。表现为强烈的个人独占欲望、部族的独占欲望和国家的独占欲望。西方的个人主义至上的观念就是这种极端的自私演变来的。西方的殖民历史,以及欧亚大陆的战争冲突历史,无不是这种极端自私的本能驱动。欧亚大陆的民族和文化的变化(不包括发展)历史,强烈地指证了这一点。在近代,杀戮已难以解决某些问题,因为即使是老虎狮子这些野生动物,同种内部的冲突也没有人类曾经有过的惨景。人类的种族繁衍使得人口激增,对于同种族的人、对于种族内部使用这种残暴的解决争端的方式觉得不太合适,游牧民族的良知开始被唤醒。游牧文明迎来了一次飞跃。它凤凰涅磐般地浴火重生了。此时的中华农耕文明则走向了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解决内部的地方与地方争端和确定国家内部秩序。  
民主制度的兴起  
西方的民主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在那个时代,贵族和平民,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但拥有公民身份的人都有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的权力。卢梭的《古代人的民主与现代人的民主》一书里,对古代人的民主作出了较为鲜明的总结。他说,古代人的民主,特点体现在公共事务上的参与权利及个人自由上的严格限制。  
根据历史资料,在古代的罗马,先是由部落或者城邦的小国家出现。这些小城邦的居民保持了一种比较原始的民主制度决定并管理城邦的事务。这种制度被称为城邦制。得益于贸易和意大利、巴尔干比较特殊的地理环境,这种制度首先在这片土地上产生。这种制度的影子,在某些食肉动物也能看到。如有的动物群体内部,领头动物有带领组织种群活动的权力,但对待内部的食物分配和配偶的分配并不完全是独占和暴力控制。比如黑猩猩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城邦内部,这种民主性质的制度,就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民主制度的雏形。由于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的统一,所以就出现古罗马的那种民主。卢梭所说的古代人的民主,就具有了那种严格限制个人自由的民主特征。  
笔者在《农耕文明及其特点》一文中,提出了游牧文明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具有偶然性。罗马帝国崩溃后,就没能重建。历史上欧亚大陆的帝国都是不是罗马帝国的重建。这与中国的王朝制中央集权存在2000多年,并随王朝轮替反复重复,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大陆陷入无休止的混乱中。游牧文明的本质决定了其部落、民族之间要和平相处是不可能的。直到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这种混乱局面才有所改变。在游牧文明中,宗教的地位普遍较农耕文明中的宗教地位高,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欧洲的政教合一制度,中亚的政教合一制度有联系,可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也在西藏取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吻合肯定不是巧合。一定游牧文明的特许性有必然联系。游牧文明中的暴力自私的特性决定其对陆地上自然的东西不会很害怕,但对于雷电等不可控制的东西,怀有极大的恐惧。所以部族与部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相统属,但对神――上帝、真主则满怀敬畏。这种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下,国王需要得到宗教的确认。但同时,宗教深深地介入社会生活中。国王的权力削弱了,地方的封建领主拥有实际上的行政权。这种社会制度一直延续,直到资产阶级革命爆发。  
工业革命和航海业的兴起,产生了对强有力的国家制度渴望,也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的本质,是不可以使人们甘心臣服在国王的个人统治之下。国王的地位因而不是很稳固。这种制度从它一出生,就使欧洲处于混乱之中。先是面对分裂和复辟战争,随后又是争取发言权的战争。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一种新的制度产生了。英国的封建领主率先与国王达成了分享权力的协议,后来虽有反复,但这种制度从此基本稳定下来,并迅速在欧洲游牧文明中传播。宗教也退出了国家政治生活中心。今天的西方民主,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制度。现代人的民主是法制律严密控制下的民主。现代人的自由也是法律严格规范下的自由。这与游牧文明的原始的自由观念有了很大的不同。卢梭说,现代人的自由是不受除法律以外的个人、团体和阶层限制的自由。  
中华文明的农耕本质,预示着这种起源于游牧文明的民主与自由的社会制度,在中国要生根、开花、结果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要有耐心,我们不要怨天尤人,当然也不能忘了我们应承担的个人责任。  
以社会契约为特点的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发达,是当今发达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游牧文明的一个主要特点。由于游牧民族的迁徙性、冒险性、暴力性、及极端的自私性,加上游牧经济的较为单一,必须进行贸易和交换。这些特点如果没有严格的条文约束并遵守承诺,后果则十分严重。游牧文明历史上就有无数因条约和协议没有得到遵守而引发的战争。同样也有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是由协议得不到遵守引起。中国古代的以农耕经济基础的文明,争端主要因为道德的借口比起来是完全的不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争,大多打着正统、道德和消除暴政的正义旗号。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在苏美尔文明兴起时,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货物交易就已展开。相对于农耕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来说,游牧民族的单一经济基础客观上有进行交换的强烈需求。在商品贸易活动中,游牧民族表现的更加积极主动。马的出现,对贸易活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生活在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垄断长途贩卖提供了条件。在公元前10-8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开始了海上的贸易活动。这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经济基础,催生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的产生。这种频繁的贸易活动,加上游牧文明的暴力倾向严重,急需要一种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规范商业活动。这样商务纠纷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和平解决。古罗马时期的许多商业规则就这样逐步完善。罗马和希腊出在地中海和欧亚大陆交流的关键位置,历史学家认为,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文明事实上不是单纯的原始文明了,而是吸取了欧亚大陆的各个文明的有益成果。希腊的几何、数学建筑艺术等来自中东,但经过了希腊人的改造和创新,连希腊的城邦制度也是来自古代的两河文明。而罗马的城邦制度是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因而,在地中海最早产生了发达的商业文化。  
经过工业革命和殖民活动,这种商业文明进一步完善成为现代商业文明。由于马克思、恩克斯等人的学说在俄罗斯率先实践,西方的残酷的市场经济又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后,开始向较为人道的市场经济转变。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社会契约从商业契约向全社会的契约型转变。今天的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更接近社会主义性质,其次是欧洲大陆的社会福利较为完善,英国和美国是第三个层次。英国为了提高竞争力,从撒撤尔时代开始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现代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个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公司、公司与公司的关系都有明确的契约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大国响应美国的倡议,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就是一个有着游牧文明烙印的国家间的契约。  
在中华文明中,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商业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位。孔子就是一个歧视农工商的人。他不学农工商,并且反对弟子学。当儒家文化一统天下后,天下的读书人都死板地照搬孔子语录,商业文化更是没有了立足之地。到今天,他的消极影响还在影响着我们。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使得我大家谁都能就天下大事说出一番道理来。比如笔者,也就这关于“文明”的大题目,写了许多话。好在我不是什么“大家”,写出的东西也不是为教训别人,只是希望能就中国的某些问题进行一些独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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