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
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人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安土重迁，彼此隔绝，具有极其狭隘的地方性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却比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丰盛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从基本的生存劳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冶炼、建筑、水利灌溉、商业贸易、社会管理、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即汤因比所说的“亲代文明”)都是从定居的农耕世界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子代文明，则都是在这些亲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而衍生出来的。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
在公元前2000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这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2〕，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 从地域范围上来看，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巨大“面团”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呈现为时空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文明范围在空间坐标上的蔓延扩散过程的同时，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使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而另一支闪米特游牧者迦勒底人则极力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进行渗透。稍晚些时候，欧亚草原上新崛起的印欧语系游牧者米底人和波斯人也先后趁着这次冲击高潮的余波冲入伊朗高原，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富饶的沃土，并最终在西亚和中亚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庞大的波斯帝国。在印度河流域，此前已侵入哈拉巴文明地区的雅利安人开始了与达罗毗荼人的土著文化的融合过程和文明化改造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不像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的暴力征服活动那样充满了血腥味，但它对于后来的印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四大《吠陀》书和婆罗门教就是这种影响的有力见证，它们后来以否定的方式导致了佛教和耆那教的产生，又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导致了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复兴。与此同时，在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另一边，来自西部高原的、在不久前刚刚完成了从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方式转化的周民族，实现了对商王朝的政权更迭。而周王朝自建立以后，其西北边界始终受到诸戎狄部落的骚扰，这种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并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混乱之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汉帝国的产生。在这些不断威胁中国西北边境的戎狄部落中，有一支就是后来成为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第二次大入侵的主力军的匈奴人。
从公元前2000纪初至公元前1000纪中叶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冲击，是人类历史上历时最长久、成分最复杂、过程最扑朔迷离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活动。这场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印欧语系的诸游牧民族，此外还有闪米特语游牧者和中国西北部的诸戎狄部落，而它的承受面则是从西至东分布在旧大陆整个农耕地带上的所有亲代文明国家。这次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嬗变(新旧文明的更迭)和文明地域的扩展。从文明形态更迭的时间坐标上看，米诺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中国夏商周文明等亲代文明灭亡了，古代埃及文明无可拯救地衰落下去，在旧文明的废墟上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代文明(即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帝国、古代印度和中国秦汉帝国。从文明域界扩展的空间坐标上看，文明的地域范围从北回归线至北纬35度的狭长地带向北扩展到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大约扩展了8至10个纬度。匈奴人的西进运动与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
如果说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主要是由游徙于欧亚大草原中部的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发起的，那么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主力军却是游牧于中国西北边境的匈奴人。这次入侵浪潮的矛头虽然也是指向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地区，但是其推进趋势却是从东向西的波浪式展开。如同多米诺骨牌运动一样，这次民族大迁徙活动呈现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欧亚大草原上的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被卷入到这场来势汹汹的民族大冲突和大融合浪潮中。匈奴人从公元前2世纪(甚至更早)到公元后4世纪不间断的西进运动促成了欧亚大草原上各游牧民族的南迁和西徙，最终导致了整个古典文明体系的崩溃。
到公元11世纪末叶，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的余波已经完全平息，此前侵入农耕地区的游牧者逐渐放弃自己的野蛮习俗而普遍接受了农耕世界的文明生活方式时，欧亚大陆东北端的广袤草原上又开始酝
酿新一轮的大规模入侵浪潮。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的主要发动者是欧亚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人和突厥人，这次大入侵最初采取了日耳曼蛮族对付罗马帝国的方式，即通过充当雇佣军的方式入主宗主国。这种和平渗透的工作是由一支突厥人——塞尔柱人来进行的，他们先是受雇于阿拔斯王朝，后来却成为这个王朝的统治者。这种非暴力形式的渗透严格地说来只能算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三次大冲击的一部冗长而低沉的序曲，虽然潜藏杀机，却并不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撼力。这次大冲击的主旋律是由勇猛凶悍的蒙古人奏起的，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率领下，蒙古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横扫了从中国东海到匈牙利的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虽然蒙古人的征服如同昙花一现，为期不长，但这次征服却像噩梦一般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永难磨灭的记忆。第三次大冲击的压轴戏是由一支信仰***教的突厥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来主演的，这些奥斯曼土耳其人反串了两种历史角色：一方面他们是***教世界主动攻击西方***世界的最后一批穆斯林战士，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游牧世界大规模入侵农耕世界的最后一群牧羊人。
在蒙古人悄然崛起的12世纪末叶，欧亚大陆的各文明中心都呈现出一派积弱不振和分裂混乱的局面。在东方，宋王朝在辽(契丹)、西夏（党项）和金(女真)的轮番攻击下节节败退，一度不得不对金国俯首称臣，偏安江南一隅。在中亚和西亚，曾经不可—世的阿拉伯大帝国已经分裂为许多分立交讧的穆斯林王朝。在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不仅时时面临着穆斯林的威胁，而且也从假道东征的西方十字军的大肆劫掠中饱受其苦。至于西方***社会，则处于内部的教权与王权之争和外部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的双重困扰之中。因此，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们挥师西侵和东犯时，除西方***社会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文明圈均在蒙古人(以及各支突厥人)的摧枯拉朽的入侵狂飙面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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