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真宗咸平四年，将唐代的剑南道东西两川划分为益、梓、利、夔四路转运使路，称为“川峡四路”，后遂省文而称“四川”，没有实际的权力机构与之相应。至南宋初年，开始将“四川”冠之于某种专门职权的官衔之上，有了部分军政实权。相沿至今的作为一级行政区划的“四川”是从元代开始的。“四川”词义这种由虚到实内涵的演变，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实例。
基金项目：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年“12BMZ006”前期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复生(1948-)，男，重庆忠县人，四川大学985工程“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创新基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众所周知，作为现今省级行政区划的“四川”是从元朝开始的。蒙古统治者在征战过程中，在各地设立行省，以代行中书省之权。如果说，作为行政区划的四川是一个实体的话，那么“四川”之名一开始并不是这样，它经历了一个由虚到实的演变过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梳理“四川”词义内涵的变化，不仅有助于理解宋代地方政治格局的变化，也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提供一个值得参考的实例。
一 从“两川”到“四川”
四川古代称谓甚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先秦时代有古蜀国。东部(今四川东部和重庆范围)有所谓巴国，合称巴蜀。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称谓，其所指称的范围也不尽相同。例如，西汉初设汉中、巴、蜀三郡，后来分蜀郡(益州郡)为广汉、犍为、蜀郡三郡，合称“三蜀”，东汉时曾分巴郡为巴、巴东、巴西三郡，合称“三巴”①。三蜀、三巴之地几乎囊括今四川和重庆的大部分，而汉中之地或并或析，不一而定。
“三蜀”的指称后来并不限于上面所说的三蜀，而是指代整个巴蜀而言。而这个“三蜀”，又与唐之“三川”同义。唐贞观元年(627年)，根据“山河形便”，以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置剑南道、梁州(今属陕西汉中)置山南道。至德二年(757年)，分剑南道为东西两川，分置节度使。宜宾以上的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流域和沱江中上游归属西川，泸州而下至重庆的长江流域(沱江只包括下游)、重庆至合川的嘉陵江段和涪江流域则大体为东川所辖，此为“东西两川”。此前之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已分山南道为东、西二道，四川东部合川以北的嘉陵江流域、合川东北的渠江流域属山南西道(治今陕西汉中)。山南西道地区与“东西两川”地区的联系自古以来就比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更为密切，它们同属古代的巴蜀经济政治区域。唐代宗时，将剑南东、剑南西、山南西三道置三道节度使，称三川节度使，简称“剑南三川”或“三川”。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袁滋被任为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慰抚三川”②。虽然“剑南”本以剑阁之南得名，但东西两川或剑南三川的行政范围都并未束缚在剑阁之南。剑南三川也称为“三蜀”，胡三省注《通鉴》唐末之三蜀说：“东、西川及汉川为三蜀。”③宋初，后蜀宰相李昊曾言于蜀主曰：宋氏启运，不类汉、周，“若通职贡，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④实际上，后蜀的版图已达今湖北西部地区，此所谓“三蜀”，其实即唐代所说的“三川”。
宋初统一，权归公上，全国诸府州直辖中央。府州之上，设置了监察辖区并掌管专门职责的15路(后多次变动，此不论)，将原唐之剑南道置为西川路，从中分出峡路，又再分西川路为西川东路、西川西路，寻并。《长编》载至道三年(997年)，“剑南初曰西川，后分峡路，西川又分东、西路，寻并之。是岁，始定为十五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峡路”。⑤唐之剑南即宋初之西川路，西川路后分作益州路和梓州路，此即常称的东西两川，益州路为西川，梓州路为东川。后来又数度或加或省“剑南”二字，分别为(剑南)西川节度和(剑南)东川节度⑥。故而宋代承袭唐时常有“两川”之称，也就是指益州路(成都府路)和梓州路(潼川府路)，如《长编》卷62，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载，“其两川、广南、漳泉等处见任官”云云；同书卷63，同年六月载，“诏东、西两川商税”云云。“东西川”之称惯用甚久，如南宋人说“成都、梓潼，相为唇齿，谓之东西川。今宿兵剑北，东西川荡然空虚，宜稍徙兴州兴元之兵于剑南以实之，使足制剑北。罢成都制置为安抚，与潼川安抚皆兼节制之任。兵屯既分，减馈运三之一，则蜀民稍苏矣。”⑦
“四川”的得名曾有过多次讨论，或说因境内有“四大川”之故，或说宋分今四川地区为“川峡四路”，省文而得。一般认为，后者较为正确，已成共识，不赘述。此说出自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卷31“四川”条，该条说：
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宋则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
顾氏之言不差。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十日诏，分川峡为四路⑧，将原东西二川和峡路分作上述四路，这就是宋代史籍中常常提到的“川峡四路”，后遂省文称为“四川”了。
然而，“四川”一词并不是从咸平四年一开始就被普遍使用的概念。据内容侧重不同，在政府公文或习惯上一般仍用“西川四路”或“川峡四路”或“川峡”、两川、西川等名。以《长编》所载为例，卷58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壬寅诏：“川峡四路兵甲贼盗事：内益、利两路，令西川钤辖司提举；夔、梓两路，令峡路钤辖司提举。”卷80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二月癸亥诏：“广南、福建、川峡路军民凶恶为患者，并依法断讫，并家属械送赴阙。川峡四路赃钱、赏罚钱，许以铁钱十当一。”卷173皇祐四年(1052年)八月丙申诏，“川峡四路配军元犯情轻合揀放者，押送本营，其不愿者亦听之。”卷214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戊寅，中书又言：“欲应川峡、广南、福建七路除堂除、堂选知州外……应本州官愿再授本州差遣、本贯川峡四路人愿再授本路差遣者并听。”这里，川峡与川峡四路意义等同。
直到北宋后期徽宗年间，在政令或公文中“四川”一词的使用才多了起来。如《宋大诏令集》于政和五年(1115年)和八年两载《四川曲赦》令，《宋会要辑稿·兵》载宣和元年(1119年)十二月“诏四川”讨晏夷等等，《宋史·兵志》载北宋末臣僚上言军事言：“东军远戍四川，皆京师及府界有武艺无过之人。既至川路，分屯散处，多不成队，而差使无时，委致劳弊。盖四川土兵既有诏不得差使，则其役并著东军，实为偏重。若令四川应有土兵、禁军世东军一同差使，不惟劳逸得均，抑亦不失熙、丰置东军弹压蜀人兼备蛮寇之意。”⑨这里，三提“四川”之名，但它们都是合四路而言的省文之称，与前文所言“川路”同义。宋室南渡，“川峡四路”作为西部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四路整合的需要也日渐强烈，“四川”一词也随之被普遍使用了。但在许多时候，也同样是一种“虚”(省文)的用法，如宋高宗时曹勋上书说，“四川天下之根本”⑩云云也属此类。李心传《朝野杂记》载“四川上供绢绸七万四千匹”(11)，原注分别记载了“西路、东路、夔路、利路”各路的上供数，省文而称“四川”之意甚明。
二 虚实之间的“四川”
北宋虽然已经使用“四川”一词，但它并不加诸职衔之上，是一种省文的用法，亦即本文所说的“虚”用。北宋后期以至南宋，“四川”一词已被频频使用，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如前所言的省文之称，即川峡四路之省称。第二种情况是将“四川”冠在某一专门职衔之前，这是以下所要讨论的内容。
宋代“路”制本非完整意义的行政区划，其机构是帅司和漕、宪、仓诸监司，诸路置使，不纯为监察，各有执掌，其所掌往往并不和路的划分相一致。四川本是四漕司路，南宋时却合四路以“四川”之名直接入于他衔。如果将省文而称的“四川”看作是一种虚称，把元代设置四川行省看作是实体，那么，负有某种专门职权的“四川”则在虚实之间。虽然南宋的“四川”并不是一个行政区划，但从某种专门职掌权限来看，“四川”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了，这种变化似在不经意之间，其中以帅(安抚使)、漕(转运使)两司所掌最为明显。南宋史家已经注意到这种变化，往往指明相关之“始”，客观上反映了四川的某种特殊性。有论者注意到，南宋时，也习惯使用“四蜀”一词，大体与“四川”同义(12)，但应注意的是，它同前面提到的“三蜀”一样，都是一种俗称，一般并不将四蜀冠之于正式职衔之上。
南宋范成大游蜀日记《吴船录》说：“军兴，置大帅司，始总名四川。”此之“始”，已不同于北宋省文之虚称了。但此说之不确，亦显而易见。宋代称安抚司为帅司，置四川大帅司是绍兴五年(1135年)之事。是年十月，席益被任命为川峡四路“安抚制置大使”，被称为“四川大帅”，其官府则称为“四川大帅司”。然而更早的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丁卯，以“尚书祠部员外郎喻汝砺为四川抚谕官”，建炎二年三月丁酉，“四川抚谕喻汝砺”以“干求差遣”的罪名被勒停(13)。如果准确一点，似应将喻汝砺之任看作是“始总名四川”，这是有某种专门职权之始，比范成大之说早八年多。
蜀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载：建炎三年三月壬辰，“初命尚书右司员外郎黄为直龙图阁、四川水陆制置发运使”，李心传指出：“以四川名使始此。”此“四川水陆制置发运使”即乃“四川都转运使”，据李心传“考异”：“此除，《日历》不载。王纲中《续成都记》云：建炎三年三月，黄除四川都转运使，而无其日。冯檝《临安录》云：十五日，黄起发赴四川都转运使。”北宋时即有“川峡四路都转运使”之设，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四月十九日，以知益州右谏议大夫宋大初“兼川峡四路都转运使”(14)，南宋时仅川峡四路有此差遣，且径直用“四川”名使了。此亦“总名四川”，也早于范成大说六年。
“四川都转运使”在绍兴五年之后成为四川独有之官，《朝野杂记》载：“渡江后惟四川有之。明受元年三月，始以黄右司为四川水陆制置发运使，置司遂宁府”(15)。明受元年即建炎三年(1129年)，建炎四年七月从张浚之请，“诏总领四川财赋举官如陕西转运使例”(16)，赵开受任为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财赋”，《宋史·职官志》七《总领》：“建炎间，张浚出使川陕，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置所、系衔，总领名官自此始。”绍兴二年(1132年)九月甲申，“直龙图阁、宣抚处置司随军转运使、专一总领四川财赋赵开初变盐法，尽榷之”(17)。绍兴四年夏四月庚辰朔，赵开再次被任为“总领四川财赋”，绍兴五年十一月乙酉，以赵开为“四川都转运使”(18)。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月又“复置总领”，“省都转运使，以其事归宣抚司”。赵开之职是宋朝“总领之官”的开始，具体职权为“总领四川财赋”，反映了南宋初年需要整合“四川”以应对西部战场的客观情势。
总领四川财赋与四川都转运司的职掌相类，废置不定，当时宋朝有四总领，独四川总领有“专制利源”之权，如李心传记：后来“四川改置都转运司，故总领又废。……十五年，复置四川总领，治利州，天下凡四总领矣。……然东南三总领皆仰朝廷科拨，独四川总领专制利源，即有军兴，朝廷亦不问，故赵应祥榷盐酒，而王瞻叔括白契，以佐军需云。”(19)南宋四总领所分别为淮东、淮西、湖广、四川。前三总领合称为东南三总领所，而“四川总领所，与东南三总领所事体不同”(20)。四川独挡西部战略要地，其特殊地位在此表现充分。
南宋时“四川安抚制置使”成为四川特有之官。安抚使(帅司)本为一路的军事长官，南宋时权限缩减，“兵事皆属都统，民政皆属诸司，安抚使特虚名而已”(21)。而北宋时已有的军职差遣制置使，建炎四年曾罢，而后“独成都守臣带四川安抚制置使”了，“掌节制御前军马、官员升改、放散、类省试举人、铨量郡守、举辟边州守贰，其权略视宣抚司，惟财计、茶马不与。”(22)制置使秩高或所领特重者则加“大”字，绍兴初席大光入蜀为“成都等路安抚制置大使”，位在宣副之上。制置司曾将官属廨舍置于金绳院，然兴废无常却给寺院建设造成了困难，姜如晦曾记说：“建炎军兴，升成都府路安抚为四川安抚制使，别置官属。三殿绘事虽富，而像设缺焉。有司便其空阔，即用为官属廨舍，院纲坐是是颓委几五十年。乾道庚寅(1170年)，上命敷文阁待制、广汉张公震知成都，罢制置司官属。一日，公顾瞻栋宇雄壮伟丽，长太息曰：‘制置司兴废无常，安知后日之不复？若乘其间严像设，以补异时缺典，杜后日馆廨之害，不亦善乎！’”(23)
宣抚使是有军旅大事时临时派遣的职务，初以执政大臣为之，品位在制置使、招讨使、安抚使、转运使等之上，置废不常。如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一日，“诏罢四川司”，“以分委寄”(24)，权力过大，故而分权。后又有置，《宋史·宁宗纪二》载开禧二年(1206年)丙寅四月庚申，“四川宣抚使复调御前大军往讨之”。权宜之设迹象明显。
三 讨论“四川”概念史有什么意义
现在需要回答的是，弄清楚“四川”这个历史地理名词的概念史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从语义学(词义学)来讲，一个名词的词义在不同时代(时期)其内涵可能是不同的，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准确地理解这个词的历史内涵，避免以今观古。就“四川”来讲，其义三变：一为北宋及南宋时期作为“川峡四路”省称的四川，变而为南宋时期执掌川峡四路某种专门职权的四川，再则是元代以降作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四川。
第二，从校勘学的角度来讲，可以避免阅读或书写时混淆汉晋之失，亦可纠正今本史籍记载之误。就此，其可议者有三：
其议之一：既然分今四川重庆地区为“川峡四路”是咸平四年(1001年)三月的事，并由此省文而得“四川”之名，那么可以肯定，咸平四年之前不可能出现“四川”一词。然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中，此前却两见“四川”之名，一则卷22，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十二月戊辰载：“诏岭南、四川、江南、两浙职官”云云。另一则为卷32，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九月庚子，王化基献《澄清略》，其五“择远官”云：“望自今凡负罪之人不许任四川、广南为长吏。”点校本之前出版的光绪浙江书局本《长编》(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则与此同。
仔细分辨则可以判定，两处“四川”均为“西川”之误。我们知道，北宋初年曾在原后蜀统治区内设“西川路”，后分置峡路，合称“川峡”，咸平四年才又分置四路，故称“川峡四路”。唐代已有“西川”之称，北宋时使用更为普遍，与岭南(岭表、广南)等常常相提并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诏令集》等宋代史籍中俯拾即是，此不赘引。查《四库》本《长编》和明永乐版《历代名臣奏议》影印本所录王化基上文，均作“西川”，可证光绪浙江书局本《长编》和今点校本《长编》上引两处“四川”均为校勘失考之误。《四库》本也多有抄误，如标点本《长编》卷35淳化五年(994年)正月吏部尚书宋琪上书言边事，其末云：“又，臣曾受任西川数年，经历江山，备见形胜要害。”卷36淳化五年九月参知政事苏易简荐“枢密直学士、虞部郎中张詠可属西川事，诏詠知益州。”此两处“西川”，《四库》本皆作“四川”，显然是鱼鲁之误。
其议之二：即使在咸平四年(1003年)三月分川峡四路之后，上述错误也是常见的。但此后所记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视之。以《长编》、《宋会要辑稿》和文渊阁《四库全书》三部典籍为例，宋哲宗之前，所见到的直接使用“四川”一词的有如下八次：景德元年四月、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庚寅、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庚午、皇祐五年(1053年)九月壬申、嘉祐五年八月丙戌、元丰元年(1078年)十月戊辰、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辛卯、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癸丑等。这八次中，包括景德元年、嘉祐五年、元丰元年、元丰四年、元丰五年五次都可以证明有传抄之误。一，景德元年四月，清抄本《宋会要辑稿》载，殿直宋垂远受命巡视“西鄙”前线地区，此前他向朝廷建言称“四川军界有白草可岁刈”事(25)。今考，此处“四川”当为“四州”之误，《长编》卷56载景德元年四月，“垂远言四州军界有草，可岁刈取百万余束”，此“四州”当指关外阶(治今甘肃武都)、成(治今甘肃成县)、西和(治今甘肃西和)、凤(治今陕西凤县)四州(26)。二，《宋史》卷12《仁宗本纪四》载：嘉祐五年八月丙戌，“置江、湖、闽、广、四川十一路转运判官”，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2载是日，“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显然是元代《宋史》编者省文的书写。三，元丰年间的三次，文渊阁四库本均抄错。标点本《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戊辰，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言“四州军依朝旨标拨官庄田外”云云；卷314元丰四年七月辛卯，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言“琼管四州自来官吏务为贪墨”云云，这里两处“四州”，《四库》本均作“四川”，错误明显。又如标点本卷331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癸丑，李宪上言熙河事后下诏“李元辅变转西川钱各支五十万缗”，此“西川”《四库》本作“四川”，误，标点本校勘记辨之甚详，此不赘。其余用“四川”一词的三处是，《长编》载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庚寅有载“诏四川盐井户”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十月庚午“三司请留四川上供绢十万”，皇祐五年(1053年)九月壬申“诏臣僚毋得以子孙恩请弟姪任四川职田处官”(27)。
综上可见，在今日史籍中，宋徽宗之前，“四川”一词只见有断续零星的记载。它的使用并不常见，这是因为“四川”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咸平四年三月分川峡为四路是指漕司路(转运使)，其后不到四年的景德元年(1004年)十月，又为“兵甲贼盗事”，将川峡四路并为西川、峡路两钤辖司提举(28)，回到至道三年(997年)所定的15个转运使路的划分(西川、峡是其中的两路)。为因应时局的变动，“川峡四路”的分合在很长时期都处在一种磨合的状态中，故而“四川”一词未能一开始就稳固下来。
其议之三。从路治区划来讲，宋代从不把川峡四路称为“四川路”，《宋史》等书上的记载应有所辨正。《宋史》卷12《仁宗本纪》四载：嘉祐五年(1060年)八月丙戌，“置江、湖、闽、广、四川十一路转运判官”，这是《宋史》编者省文的书写。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2载是日，“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广南东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转运判官”。又如《宋史》卷189《兵志》三记北宋熙宁以后之“厢兵”时说：“四川路：步军之额，自开远而下十，并改号曰克宁。”此语所出，乃同书卷所载枢密院之上言，熙宁四年，枢密院上言“诸路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且“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其中言“川四路曰克宁”，也就是说，川峡四路不教阅厢军的总名叫“克宁”。又谈到“不教阅厢军拨并”廪给钱粮之事时，也说是“川四路克宁”(29)云云。均言“川四路”而非“四川路”。清嘉庆《四川通志》有云：“咸平四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此亦含糊其辞，应该指明，宋代没有设立“四川路”，“总曰”只能从省文方面理解。
第三，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四川”由虚至实的变化与宋代政局的演变密不可分，此实乃“隐蔽”于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常有数路合称的情况，如两淮(淮东路、淮西路)、两湖(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二广(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两浙(浙江东路、浙江西路)等，这些虚称的大区后来都没有演化为行政区划，演变为实者唯有“四川”而已，表现出宋代四川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四川”词义由虚而实的变化是地方政区符合逻辑演变的一个注脚，不是主观意图而是客观使然。
宋代“路”本是中央派出的监察辖区之制，不是完整意义的行政区划，或者称之为地方行政的“二级半或虚三级制”(30)，实际上这是由监察长官演变为地方行政长官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转变，汉唐时代不乏实例。汉代的“刺史”是由监察而为行政长官的显例，唐代各镇置节度使、观察使，均乃由监察而为行政长官。宋代诸路分置使职，“皆沿唐制而加厉”(31)。在四川，监司长官职权扩大，突破了“路”的限制，“四川”由虚变实而走向行政长官的趋势十分明显。诸监司的管辖区域时有变动，而这种变动一般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因应而为的。真宗咸平元年，“以西蜀辽隔，缓急应援不及，故分为益、梓、利、夔四路”，而咸平四年时，“又以漕輓各司，其局难于均济”，故设置“川峡四路都转运使”(32)，以便统一协调。可见合四路之上而设“都转运使”乃形势使然。南室南渡，“川峡四路”作为西部战略要地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财政上来讲，川峡四路都需要统一协调合作，建立超越于川峡各路职权之上负有某一专责的职权机构，以提高对金作战效能，“四川”也就频频冠之于各职能机构之上。川峡四路各路的职权缩小，如前所述，合四路之上的“四川”某种专门职权却频频产生，反映了川峡四路军力或财力需要协调和整合的要求。
南宋对金有江淮、荆襄、川陕三大防区，独蜀地远离行在数千里，奏报往复，往往数月。对金作战，必须四路协调，且有相对独立的措置之权，统一调配指挥，方乃“甚合事宜”。如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六月辛未，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申禀诸事说：
川蜀向来用兵，都转运司领财赋，而隶于宣抚司，如赵开辈，皆宣抚置其所厚，宣抚司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为一切之政，故粗能应办。是时兵统于诸帅，财领于都运，而宣抚使兼总之。(33)
宋初以来，采取了种种削弱地方之权的措施，如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之弊，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敌骑一过，莫不溃散。”(34)宣抚司本掌军旅之事，由执政大臣为之。四川宣抚兼统兵事和财赋，有了“便宜”之权，已与宋初分割兵、财之政大不相同，这是四川在当时所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决定的。王之望又说：
后来朝廷改置总领，实分版曹之务，仓库皆以户部为名，而以朝臣奉使。赵不弃初除四川总领日申画一，顷云：……东南三总领，责任差轻，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匮乏可丐乞。蜀在数千里外，奏报往复，动经数月，与东南事体不同。近朝廷以吴少保为宣抚，而应干事务，令王制置同共措置。四川军事，有所统一，甚合事宜。是则宣抚制其兵，制置共其谋，而总领主其馈饷。
王之望所禀，对于思考“四川”的演变很有参考意义。他还说：“四川自置总领司以来，未经用兵，一旦有事，与当时不同，恐或诸司，或有申明不相参照。朝廷行下，临时难以酬应。……今总领户部仓库、粮审院并在利州，职当科拨应副。若以军一动，其般发转输，须合有随军转运，前此或以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抚司参议官为之。今三都统边面皆属利路，利路漕臣皆赖协济，责任最紧。”(35)近有论者将督理财政的总领所、统领军事的制置司和宣抚司称之为“准行政组织”(36)，当然是可以的。可以强调的是，“四川”的总领所、制置司和宣抚司在“四川”由省文之称走向行政统合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由上知之，川峡四路的统合最早是由财政、军事等专门事务的地区协调而权设的，后来才有行政方面的统合；统合规模也由两路、三路，再到四路，有一个渐进过程。虽然各使的设置兴废不一，权限大小时有伸缩，但都与时局息息相关。建炎军兴，成都府路安抚升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别置官属，由于仓促，官属廨舍皆寄居成都金绳院内。乾道年间，制置司又撤了，时人“置制司兴废无常”之叹，正是“四川”向实体演变磨合过程中的“阵痛”。在南宋，官司的遽改遽废不仅止四川地区，但四川较为突出。帅司路频繁置废(37)，同川峡四路的分合一样，皆是因应时局变动的举措，本非固有设定之“制度”。但川峡四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行政管理系统，从南宋在四川推行的类省试中也可以看出：绍兴元年六月，始专择诸路宪、漕或帅守中词学之人总其事，宣抚处置使张浚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类省试。绍兴五年，恢复试进士于南省，“惟四川即试宣抚司”(38)，两年后又移制置司。不同的管理机构难于固定，正是由于“四川”尚未成为行政实体的缘故。
元代的四川行省也不是一开始就设置确定的。战事未平之中统三年(1263年)，先有“陕西四川行省”的设立，具有“临时处理军政”行省的性质(39)，也应当是承袭南宋有相当独立权限的“川陕宣抚处置使”而来。在宋代，川、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不仅“川陕宣抚处置使”，另如“川陕茶马监牧公事”、“都大同主管川陕茶马公事”、“川陕宣谕使”等，都见其唇齿相依。随着战事的逐渐平息，“四川”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由“陕西四川行省”中分置出来，全称叫做“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含成都等九路，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实体的“四川”从此固定并沿袭下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与时势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对四川这一概念演变的梳理，可以为中国近世千年地方行政区划格局的形成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
[后记]本文叙述中的“四川”，除特别指明者外，是指重庆直辖之前的四川。但古代的巴蜀或四川一般包括今陕西南汉中地区等地，但不包括今四川西部甘孜、阿坝两州和南部凉山州的部分地区。又，本文蒙贾玉英、张其凡、李昌宪和韦兵、王果诸先生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①[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卷4《蜀志》说：“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宋]萧常：《续后汉书音义》卷2：“刘璋分巴郡为巴东、巴西，凡三郡，是谓三巴。”《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旧唐书》卷15《宪宗本纪》。
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3，唐昭宗天复二年八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据《资治通鉴》卷174，南朝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胡三省注：“汉川即汉中，隋避讳改曰汉川。”
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4，宋太祖乾德元年五月丁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⑤[宋]李焘：《长编》卷42，宋太宗至道三年十二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⑥《宋史》卷89《地理五》之“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宋]李焘：《长编》卷309，宋神宗元丰三年闰九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7《梓州路》、《成都府路》，(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⑦[宋]袁燮：《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7之3。
⑨《宋史》卷196《兵志十》之“屯戍之制”，宋徽宗宣和四年。
⑩[明]黄准、杨士奇编纂：《历代名臣奏议》卷13《敬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永乐本，1989年，第175页。
(11)[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下称《朝野杂记》)甲集卷14《四川上供绢绸绫锦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2)吴业国、张其凡：《南宋“四蜀”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辑，第115—121页。
(13)分别见[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称《系年要录》)卷6、14，(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9之10。
(15)[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朝野杂记》甲集卷11《都转运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6)[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35载，是月甲寅，(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7)[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58，绍兴二年九月甲申，(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8)[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95，五年十一月乙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9)[宋]李心传，徐规点校：《朝野杂记》甲集卷11《总领诸路财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66。
(21)[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朝野杂记》甲集卷11《安抚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2)[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朝野杂记》甲集卷11《制置使》，(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据注者按：“自开禧三年宋金休兵后，建康守臣尚带江淮或沿江制置使。”
(23)[宋]姜如晦：《金绳院五百罗汉记》，清抄150卷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61。引自《全宋文》卷5802，第169册171页。
(2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41之40。
(2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1之24。
(26)袁燮言：“阶、成、和、凤，蜀之垣墉也。其地险绝，为吾障蔽，则关内容诸郡，虽不立城壁，自然安固。”见[南宋]袁燮：《絜斋集》卷4《论蜀札子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宋]李焘：《长编》卷65、105、175，(北京)中华书局，1980、1985年。
(28)[宋]李焘：《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9)《宋史》卷189《兵志三·厢军·熙宁以后之制》、卷194《兵志八·廪给之制》。
(30)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31)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9之10。
(33)[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六月辛未。
(34)[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8《本朝法制》，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
(35)[宋]李心传：《系年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六月辛未。
(36)余蔚：《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71—183页。
(37)李昌宪：《宋代四川帅司路考述》对此考之甚详，可参考，载1994年年会编刊《宋史研究论文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134页。
(38)[宋]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13《类省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9)《元史》卷60《地理三》，“陕西四川行省”是中统三年(1263)设置的。(北京)中华书局，第1423页至1446页。参见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6页。
（原文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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