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说宋朝经济强于明朝，到底强在哪，强在粮食生产吗？显然不是，以古代的耕种技术，宋明两朝不会有太大变化，一亩地在宋朝产多少斤粮食，到了明朝还是产那么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宋朝经济的亮点在商业，在这方面，宋朝皇帝和官员可以做明朝皇帝官员的老师，足够有资格给他们上一堂经济课。
《明史》史料：
1，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徵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不听。
2，初，商货至，或止於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
3，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钞五百贯，良苦，有鬻子女输课者。」
4，神宗初，令商货进京者，河西务给红单，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
永乐初年，外国使臣来华朝贡，往往会携带本国物品与明朝百姓进行贸易，由于使臣很多，物资数额巨大，因此涉及金额巨大，当时有官员建议朱棣应该向这些外商征收商税，而朱棣却说：“商税是国家用来抑制老百姓从商的（古代士农工商，商人为最低层次），岂能靠商税增加收入呢，现在外国人向往大明的威德前来，如果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实在有损大明国威。”于是朱棣反对征税。
明初，商人往城里供货时，商货不让进城，都堆放在城外一处叫“塌房”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人的操作空间。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堆放是要交税的，具体要交多少呢？到了明仁宗时期，一个月要交纳五百贯，侍郎曹弘说：“有的商人为了还这五百贯的税，到了贩卖子女的地步。”明仁宗采纳了曹弘的建议，废除了这项弊政，但在其他方面，明朝对商业的限制仍然是非常多的，比如神宗初期对进京商货的态度就相当严格，而这样的政策与宋朝几乎相反。
《宋史》史料：
1，宋兴，所下之国，必诏蠲省，屡敕官吏毋事烦苛、规羡余以徼恩宠。大中祥符六年，始免诸路州军农器之税。
2，高宗建炎元年诏，贩货上京者免税。凡残破州县免竹木、砖瓦税，北来归正人及两淮复业者亦免路税。
3，帝以鬻冰、市梳朴等数事语之，安石皆辩解。后帝复言：「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谓：「立法当论有害于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自是诸州上供藨席、黄芦之类六十色。
宋朝初期的原则是少收税，少干涉，不仅对农业是如此，对商业也是如此，上述第一条史料出自《宋史-食货志商税》，因此，商业铁定也在宋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之内，很显然，政府把商人的货物全拦在城外这种事在宋朝是不可能发生的。宋高宗时期规定，贩货上京者免税，竹木砖瓦等物品甚至连路税都免了，这一点和明神宗时期入京需要交纳三项税收的政策比，是不是宽松了很多呢？
再者，《宋史》里有关宋仁宗的一条记载意味颇深，当时市场上卖什么的都有，一些宋人的笔记小说甚至记载宋朝的街市上有卖猫狗鱼等宠物甚至宠物饲料的，而每一种货物的管理都不一样，有一次宋仁宗对此有些不耐烦了，对王安石发牢骚：“市场上卖水果草席这些事太繁琐了，真想把这块市场给关了。”王安石说：“每一项立法都应该考虑是有利还是有害，怎么能因为烦就随意下决定呢？”最后经过君臣商议，全国各地市场上草席的颜色种类达到了60种。连市场上商品的具体种类都要皇帝和宰相亲自讨论，可见宋仁宗王安石这对明君名相对商业的态度。
《明史》史料：
1，凡商税，三十而取一。洪熙元年增市肆门摊课钞。
2，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徵本折约三十二万五千馀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额也。乃二十七年以后，历岁减缩，至二十九年总解二十六万六千馀两。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
明朝的商税是三十取一，可以理解为三十块钱的东西收一块钱的税。万历二十五年，各地商税为四十万七千两，这已经是万历时期比较高的一年了。这么少的数目是因为万历懒得征税或者文官阻止他征税吗？当然不是，“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说的很明白，因为商税过于严苛，导致商至者少，没有人经商了，你去向谁收税呢？
《宋史》史料：
1，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
2，皇祐中，岁课缗钱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
住税就相当于明朝的“市肆门摊课钞”，也就是街道上的摊位费，明史没有具体记载详细数目；过税就相当于明朝的“三十取一”，但宋朝是每千钱算二十，大约是“五十取一”，相比之下差距还是挺大的。
宋仁宗皇佑年间，商税收入是一年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九百，这里的单位是“贯”，那么七百八十六万贯铜钱等于多少两白银呢，按照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以黄金价格作为基准的算法，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铜钱=10000文铜钱，也就是说一两白银等于一贯铜钱，七百八十六万贯铜钱就等于七百八十六万两白银，这么看的话，万历时期的商税收入连宋仁宗时期的零头都不够。
可能有人会怀疑说，拿万历时期比宋仁宗时期，会不会不公平，其实明朝时期商税从未突破过百万，至少我从未见过这样得记载，明孝宗时期，商税达到过六十六万，但也是昙花一现，并非每年都能过六十万。
因此，宋朝经济之所以发达，绝对不是偶然，而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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