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普遍经历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激进左翼力量的整合和选举策略的调整。在应对欧债危机、全球气候危机、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以及激进右翼政党挑战的过程中，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增加了对经济议题、“新政治”议题、难民议题以及公共卫生议题的关注。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并未能在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背景下实现整体性复兴：一些激进左翼政党通过政党重组或采取民粹主义策略、反体制政治动员等措施，成为国内政坛的替代性力量，但也有一些政党面临衰退、选举支持率下降等问题。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内部的多元性和异质性依然突出，激进左翼力量的分裂和碎片化趋势依然明显。
【关键词】激进左翼 难民危机 新政治 民粹主义 气候变化
作者简介：王聪聪（1986- ），北京大学主义马克思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文章来源：《主义马克思研究》2023年第5期。
20世纪末期苏联东欧的“政治地震”对欧洲共产党造成强烈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欧洲政党政治格局。经历了一系列适应性政党变革和重塑后，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作为一个新的政党家族从欧洲共产主义危机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低迷，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实现了选举支持率的较大提升，很多已成为国内政坛的重要政治力量，甚至在一些国家超越社会民主党成为“主流”政党，如希腊、爱尔兰、荷兰和法国。当前，欧洲政治时局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危机和挑战不仅考验着传统主流政党的治理效能和欧洲的民主政治，而且成为政党竞争的重要议题领域。作为欧洲反新自由主义的先锋，激进左翼政党如何回应这些重大的政治经济议题，提出不同于其他政党家族的危机解决方案，十分值得关注。本文旨在从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中考察进入21世纪以来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发展走向和新特点，揭示激进左翼力量的发展潜力和影响力，进而了解和把握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挑战和新前景。
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适应性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气候危机、难民危机、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进行了政党形象的重塑和政治立场、组织结构、政治战略的调整。较之20世纪90年代，其支持率实现波动性增长，政府参与程度不断提高。
1.政治意识形态的守正与创新
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的地图和群体性的产物，并伴有权力的烙印。在政党政治领域，政党的意识形态集中反映了政党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信条，也是区分不同类型政党最主要的标志。虽然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党也会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共产党家族”经历了剧烈变动与重组。消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负面影响、重构政党合法性成为很多政党的首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洲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革新了政治意识形态。受历史遗产、政治文化、党内领导层、政党竞争、政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欧洲共产党政党变革和意识形态调整的路径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尤其表现在共产党和“新左翼”政党之间。以希腊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等为代表的传统激进左翼政党继续坚持工人阶级政党定位，坚持将主义马克思作为党的唯一指导思想，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纲领保持着相对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以德国左翼党、西班牙联合左翼、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以及北欧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等为代表的“新左翼”政党，则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去激进化和纲领的重大调整，试图塑造一个更加多元的、现代的和包容性的反新自由主义力量，其政治纲领调整的重点是增加对非经济议题、文化议题的关注。尽管在政治路线、革命策略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但欧洲各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后继政党以及“新左翼”政党整体上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其他政党家族的“激进左翼”身份和较为一致性的政治价值理念，其共同的政治立场包括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通过系统性的、全面的和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来彻底改造或废除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平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激进左翼政党强化了反体制话语和欧洲怀疑主义立场，强烈批判欧洲的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例如，希腊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在债务危机中延续了之前的反建制主义政治倾向，不断批评欧盟和本国的民主赤字和紧缩政治。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等为代表的南欧激进左翼政党则在政治话语和政治纲领中增加了民粹主义元素。在卡斯·穆德等学者的经典定义中，民粹主义作为“弱意识形态”，其基本假定是社会最终将分为两个同质性且相互对立的群体，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而政治是人民公共意愿的表达。“弱意识形态”的界定意味着民粹主义这一核心概念的模糊性和可塑性，它可以成为其他“强意识形态”的附属物。就此而言，民粹主义可以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虽然民粹主义更多是被激进右翼政党所使用，来表达一种“恐惧的政治”，但也存在被激进左翼政党使用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工具，民粹主义更有可能被新政党或小型政党用于挑战主导性的政党。欧洲的经济政治危机为民粹主义政党和反建制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完美”的机遇和肥沃的土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我们能”党都围绕着“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划分展开政治动员，利用民粹主义话语谴责建制派政党和“三驾马车”的严厉紧缩措施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从而实现了重大的选举突破。
2.组织结构的调整与变革
组织的稳定性也是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面对外部合法性危机或内部领导危机，政党同样会对组织结构进行调适。在安格鲁·帕尼比昂科（Angelo Panebianco）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变化是外部刺激之力量与危及权力结构的内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家族内部的组织模式具有高度多样化的特征，既有按照现代政党组建的层级制，也有松散的政党联盟和网络组织。很多激进左翼政党的重大组织结构调整与革新始于20世纪末期的欧洲“共产主义危机”，如西欧共产党向现代左翼政党的转型，也有一部分政党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组织危机，如党员人数减少和新社会运动的挑战等。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欧洲的左翼力量不断进行重组。因反对本国加入欧共体、北约等，一些北欧国家的社民党和共产党党员以及环境主义、女权主义活动家等组建“新左翼”政党，如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它们努力展现“红色”和“绿色”双重政治形象。新社会运动的冲击也使希腊共产党内部分裂为传统强硬派和现代革新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希腊共产党内部青年组织“希腊共产主义青年”的领导人及其大部分成员离开共产党，并于1991年成立“左翼运动生态联盟”，该党于2004年联合希腊其他左翼力量成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20世纪90年代末期，葡萄牙的新左翼政党“葡萄牙左翼联盟”成立，该党旨在将反资本主义等传统社会主义议题与后物质主义议题相结合。不同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体系，葡萄牙左翼联盟组织机构的制度化水平较低，更加注重党内民主，而其成立初期更像是社会运动而非政党，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采取集体领导的形式。
欧洲债务危机及其经济社会后果为新的激进左翼政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党是西班牙的“我们能”党。该党成立于2014年欧洲大选前夕，其最初定位是运动型政党，希望充分发扬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反映民意。“我们能”党迅速发展为西班牙的主流政党，并于2019年大选后加入联合政府。法国新崛起的激进左翼政党“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成立于2016年2月，其创始人为法国著名政治家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不屈法国”具有运动型政党的特征，但从政治立场看，该党明显具有激进左翼政党的底色，与共产党、社会党的一些政治主张类似，不同程度上融合了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的政治诉求。2013年，英国成立了一个新的激进左翼政党——“英国左翼团结党”。该党将自身定位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反对一切形式歧视的人。
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共产党和大部分“新左翼”政党对党内民主以及政党与社会的联系模式进行了调整。一方面，这些政党普遍赋予党员更多参与党内决策的权利，如候选人提名、政党纲领起草等；另一方面，它们还积极建立宽泛的左翼联盟，积极介入新社会运动，加强与工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联系。例如，法国共产党自1996年启动“新共产主义”转型战略，从政治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与变革。2000年，法国共产党第30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推动和延伸了此前的转型战略，更加强调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和组织开放性，对此前的金字塔组织模式进行了变革。葡萄牙左翼联盟成立初期曾将政党定位为“建立在参与文化基础上的、旨在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公民政治运动”，致力于建立与成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和松散的内部“网络化组织”，并致力于决策机制的去中心化；自1999年起实行“多元政治”领导集体和议员轮换制度，但在2005年后加强了全国政党的组织机构建设。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注重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在欧洲经济危机背景下，该党内部的联盟结构、多元主义和开放性所提供的坚实的组织基础，有助于吸引新的团体、社会运动、活动家加入，使其能够在流动的政治环境中更具适应性。
为了更好地应对选民的后物质主义诉求，很多激进左翼政党内部专门设置新的部门或成立相应的议题小组、网络组织。例如，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成立了由全国各地专业人才组成的专题委员会和网络小组，作为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的政策咨询机构，它们定期就特定议题向党中央提交工作报告，所涉议题包括国际政治、妇女政策、环境政策、同性恋、文化政策、欧盟等。在欧债危机背景下，除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我们能”党之外，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没有进行激进的组织变革，而是延续了既定的组织模式，最多是对组织结构或联系战略进行了小修小补。
3.选举政治层面的策略性选择
从选举政治层面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对选举战略、联盟战略、政府参与、选举纲领、政党主要目标进行了调整。与此前欧洲共产党主要以“政策最大化”为政治目标不同，当前很多激进左翼政党更加偏重于“职位”和“选票”目标的选择，即将获得政府职位或选票最大化作为政治目标。对“选票”和“执政”政治目标的追求，必然导致激进左翼政党更加重视选举政治。在选举战役中，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充分利用议题竞争、魅力型候选人、选举海报、电视辩论、新型社交网络，以及其他现代手段进行选举动员。
大部分欧洲共产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都是作为反对党或者反体制政党活跃在国内乃至欧洲政治舞台上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它们开始接受议会民主制度和活动规则，采取更加实用的政治策略。除部分共产党以外，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实用主义转向，制定了更加灵活的战略策略，不再排斥进入政府，希望能与其他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组建选举联盟或执政联盟。当然，政治战略问题也可能导致党内分歧和意识形态争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新共产主义”改革中，法国共产党调整了政治立场和联盟战略，支持政党进入各个层级的政府执政，并试图建立除共产党核心选民群体之外的广泛的社会联系。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左翼党在时任党主席古德伦·施曼的带领下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政党形象，希望通过参与政府来实施必要的政策改革。2016年通过的最新党纲强调，议会内的政治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政策的必要策略，瑞典左翼党致力于实现议会和非议会的所有民主左翼力量的团结与合作，并希望能够在各个层级的议会中通过投票进行建设性工作，必要时也会充当体制内反对派。虽然自成立以来西班牙联合左翼内部围绕政治战略、意识形态、选举与联盟战略一直争论不休,但还是致力于通过参政、执政产生更大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也曾就是否要参政、执政出现过严重的党内分歧；1995年、1996年和1997年的党代会，核心议题是推动党内达成共识，决定接受更多的政府责任，以及修正“反对派”的定位，而重新定义党的“反对派”角色是所有争论的核心；1997年党代会后，该党通过了双重战略，既支持参与政府，又支持地方政党的反体制地位，这一调整为它及其之后的左翼党在地方层面与社民党、绿党的合作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后，芬兰左翼联盟在克莱斯·安德森的领导下努力建构新的激进左翼政党形象，并对参与政府的立场进行重新定位，希望能够通过参与政府增强政党的可信度。
此外，在选举战役中，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一方面需要凸显激进左翼的核心议题以争取传统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需要容纳更多新的政治议题。在西方政党政治语境中，竞选纲领集中反映了政党的意识形态定位与政治立场，议题竞争是政党的主要竞选策略之一。虽然每个政党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的竞选纲领都会突出激进左翼的核心关切，如社会平等、社会正义、军事政策等，同时也会回应其他突出的政治议题，如欧洲一体化、气候变化、难民问题等。例如，德国左翼党近些年来着力在选举战役中凸显“社会正义”代言人的政党形象。在2013年和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其纲领中强调最多的三个议题均是“社会正义”“劳工团体”和“福利国家扩展”，其中“社会正义”分别占两次纲领内容的14.26%和20.28%。瑞典左翼党为2022年瑞典大选制定的竞选纲领同样在突出政党核心认同基础上涵盖了广泛的政策议题领域，其基本政治愿景是向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安全和可持续的社会转型。在2019年的挪威大选中，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在竞选纲领中突出了五大战略任务，即确保让大多数人受益的公平分配、建立一个强大的生态未来社会、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和强大的民主、建设女权主义与平等的挪威、进行权力和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建设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不屈法国”在2022年法国的国会选举中也制定了多元化的选举纲领，囊括民主政治、气候与生态环境、经济与社会团结、欧洲与国际政治等主题。
二、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应对危机的基本政策立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欧洲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并遭遇诸如欧债危机、气候危机、难民危机、欧洲一体化危机以及俄乌冲突、能源危机等挑战。相关政治议题重要性的凸显为激进左翼政党的“突围”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期，但同样也冲击着政党传统的政治立场定位。
1.强化对欧盟“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在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看来，欧盟之所以深陷多重危机，主要是源于旨在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新自由主义原则、规则、条约和政策。例如，在2019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欧洲左翼党”指出，“欧盟将其权力用于新自由主义竞争和紧缩政策，并将这一逻辑推向极限。目前，它已处于这一体系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体制性危机的中心”。在激进左翼政党看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民众和公共部门承担了拯救资本主义银行和金融的代价，而紧缩政策的实施则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损害了社会团结，并引发欧洲的民主宪政危机。欧债危机期间，在秉承对欧洲一体化的规范性承诺前提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进一步强化了对欧盟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的批判。
在丹尼尔·基思（Daniel Keith）等学者看来，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对经济危机的战略性回应受到它们此前意识形态、政治纲领和组织特征的强烈影响，大部分政党的政治立场都没有明显改变，尤其是共产党。西欧共产党普遍认为，欧洲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周期性、系统性危机的重要表现。例如，葡萄牙共产党指出，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和最持久的危机，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危机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并强化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与此同时，反对紧缩政策也是激进左翼政党的普遍性倡议。以葡萄牙为例，虽然在欧洲政策方面存在分歧，但葡萄牙共产党和左翼联盟都反对欧债危机背景下国家主权的“丧失”，呼吁对葡萄牙的债务危机进行重新谈判和强化公共投资，反紧缩政策议题也成为其共同诉求。2015年葡萄牙大选后，葡萄牙社会党组建了由共产党和左翼联盟所支持的少数政府。在2016年的西班牙大选中，西班牙联合左翼和“我们能”党也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得西班牙处于一种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增长模式，政府应该放弃紧缩政策，工作重点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欧洲议题一直是激进左翼政党家族内部的分歧性议题，在是否支持本国加入欧盟以及欧洲一体化走向方面，各政党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观点。除少数强硬派之外，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持有相对温和的疑欧主义立场，致力于建设“另外一个欧洲”，希望改变和修订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欧洲条约。在它们看来，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并没有为一个社会的、民主的、生态的与和平的欧洲提供基础。激进左翼政党坚持反对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逻辑，批判欧盟的民主赤字，并指出欧洲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民主危机和政治危机近些年逐步加深，一个显著表现就是英国脱欧和欧洲各地选举中的高弃权率以及极右翼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崛起。基于此，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呼吁修订欧洲条约，以确保一个真正体现民主、建立在合作基础上、保障人民权利和解决共同问题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而非基于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欧洲一体化。
2.强调应对气候危机的社会关切
气候环境议题是近些年欧洲各国政府、社会组织、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更好地部署“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的中长期战略布局，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1日宣布了《欧洲绿色新政》并提出到2050年欧洲要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事实上，在《欧洲绿色新政》颁布之前，“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议会党团曾于2019年11月发布《欧洲绿色社会新政》，集中阐述激进左翼视角下的未来新政愿景。《欧洲绿色社会新政》强调，“绿色新政”必须打破新自由主义框架，并把地球和人民利益置于利润之上；必须是变革性的、以气候公正原则为基础的；必须引领我们对生产、消费和分配方式进行一场彻底的、系统的和全球性的革命，在实现社会脱碳的同时改善生活。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全球性的气候危机、资源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后果，而当前《欧洲气候法》和《欧洲绿色新政》的目标和政策都不足以真正应对气候变化，欧洲能源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和能源行业的竞争加快了生态危机的发展。因而，激进左翼政党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进行彻底的变革，实现一种满足人们生态和社会需求的社会生态转型，在应对气候危机和能源危机过程中兼顾社会正义。在气候变化和生态议题方面，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整体上支持欧盟的气候中立和能源转型目标，但并不认同欧盟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和能源发展模式，尤其是批判其中蕴含的资本至上逻辑和能源部门的私有化，强调在实现碳中和或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要更多关注社会维度和保障民众权利。例如，瑞典左翼党2022年竞选纲领的核心倡议就是建设一个更加绿色和公正的社会，通过气候友好型的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德国左翼党看来，气候保护和社会正义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社会正义，那么向碳中和经济的重大转型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没有气候正义，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社会正义，因为气候危机首先影响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人。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指出，解决气候环境问题需要气候正义，像挪威这样的富裕国家负有历史责任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而建设一个气候友好型社区和社会急需减少能源消耗并进行技术革新，同时也需要以新的方式组织城市、社区。
3.凸显激进左翼的团结和正义理念
近年来，移民难民危机已发展为泛欧洲危机，不仅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均势，重新激活了年1989后趋于弥合的东西分歧，还引发了道德恐慌，以及左翼和右翼政党的认同危机，侵蚀了欧洲人对其政治体系的信任。移民难民议题再次成为西方政党政治议程中一个重要的政策竞争领域，排外主义的难民政策和民族主义政治使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斩获大量选票。同时，新冠疫情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暴露了欧洲各国在公共卫生、医疗资源以及相关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基于国际团结和社会正义的左翼理念，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主张对难民和移民持友好立场，通过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来避免难民危机的爆发，并呼吁不断提升和扩大公共服务来维护公众利益、解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在移民难民议题上，与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排外主义立场不同，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更希望以人道主义和团结原则为基础，制定更加积极的欧洲移民和难民政策，反对种族主义和“恐外”心理，反对不平等的贸易协定和战争。以法国为例，法国共产党指出，应该努力解决难民被迫迁徙的根源，在尊重国际公约和条约规定的情况下，有尊严地接待难民移民。“不屈法国”同样主张法国应履行对难民的人道义务，充分保障他们的庇护权，暂停都柏林解决方案，通过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足够数量的接待和住宿设施来照顾移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反对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协定。德国左翼党在移民难民议题上构建了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话语框架，这一战略以消除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为目标，希望移民、难民能获得公平就业和受教育机会，而不是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对象。德国左翼党一方面强调难民应在德国享有庇护权和居留权，另一方面主张国际团结，希望为实现公平公正的全球经济秩序而奋斗。在德国左翼党看来，国际社会更应聚焦于难民“不必迁徙”的权利和被驱逐、逃亡的原因，而非封锁他们的逃亡路线，难民危机的产生几乎都是与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均联系在一起，不公平的贸易关系和气候变化等都在加剧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在新冠疫情和健康危机议题上，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批评欧盟将企业利润置于公共卫生之上、将少数富裕群体的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的立场，并指出疫情进一步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医疗、住房、经济等领域的弊端和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医疗保健部门被系统性地忽视和破坏，导致公共资源外包给私人利益。”在激进左翼政党看来，一方面，卫生领域的私有化和财政削减导致了医疗领域投资不足、准备不足、协调不力以及药品和检测设备严重短缺；另一方面，由于新自由主义竞争取代了团结，导致危机时期欧盟成员国无法协调或采取必要措施相互支持。因此，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呼吁不断改善和扩大公共服务，公平地生产基本医疗用品，强化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以维护公众利益，并将制药行业置于公共控制之下。例如，荷兰社会党指出，新冠疫情危机真正表明了“在我们国家谁是最重要的人”——不是那些想要盈利的医疗企业家，而是帮助人们度过危机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应该建立一个以人为出发点而非以商业模式为核心的社会，一个保障人的尊严、平等和团结的社会。法国共产党也认为，新冠疫情暴露了法国医疗资源的不足，并呼吁建立更多的公立医院和启动新的国家公共卫生战略。德国左翼党指出，政府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体系在新冠疫情中暴露了诸多短板，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防疫战略是失败的。德国左翼党呼吁“健康应优先于利润”，“为所有人提供感染防护和社会保障”，希望国家能够干预和规范市场，防止以新冠疫情牟利，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4.坚守激进左翼的国际主义与和平立场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芬兰和瑞典放弃军事不结盟的传统立场，5月提交了加入北约的申请。2022年7月5日，芬兰、瑞典两国正式签署加入北约议定书。这一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洲许多社会团体、左翼政党纷纷谴责芬兰、瑞典与北约的军事化合作。在“欧洲左翼党”主席亨兹·比尔巴姆（Heinz Bierbaum）看来，芬兰放弃中立地位是错误的，北约是一个利益驱动的军事联盟，并不会使欧洲变得更安全，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必须建立在政治协议之上而非军事联盟之上。国际主义与和平原则是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它们致力于建立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和建设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希望结束战争与暴力。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持反对和批判态度，同时呼吁结束俄乌冲突。
瑞典左翼党与芬兰左翼联盟都强烈反对本国加入北约。在瑞典左翼党看来，军事联盟自由是瑞典的重要外交传统，加入北约将使推行具有公信力的独立外交政策更加困难，也将面临被迫卷入战争和冲突的风险。瑞典左翼党反对瑞典与北约、欧盟进行更深入的军事合作，并指出瑞典应该是和平与正义的代言人，而不是加强军事化的代言人。处于联合政府中的芬兰左翼联盟在北约和军事化问题上也与其他党派持不同意见，不支持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在芬兰左翼联盟看来，芬兰的长期外交和安全政策应以和平外交政策、军事不结盟和国际合作为首要原则，加入北约将使芬兰与一个基于军事力量、核威慑和通过对抗分裂世界的政策挂钩，同时也将加剧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尤其是与邻国的关系，芬兰必须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在芬兰部署核武器。
三、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发展的新趋势与走向
目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已经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种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政党家族的激进左翼政治身份，成为欧洲政坛的重要一极。虽然激进左翼政党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展现出一定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力，但与其他主流政党相比依然存在差距，其家族内部的脆弱性和多元性依然比较明显。
1.多重危机背景下激进左翼支持率的不均衡增长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虽然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重新焕发活力，但其选举支持率的增长并不均衡。南欧和北欧地区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表现较好，而中东欧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依然处于低迷状态。近十年来，欧洲经济危机、欧盟民主赤字等为激进左翼政党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但除部分南欧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实现重大选举突破外，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并没有抓住此次机遇。
根据“欧洲晴雨表”相关数据显示，2010至2014年间，反紧缩政策成为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地区民众关注的核心议题，失业和公共财政也被认为是欧洲层面的关键性挑战，这些为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崛起创造了历史机遇。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自2012年希腊大选之后跃升为国内主流政党，特别是在2015年第一次大选中凭借36.3%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并上台执政，在2015年第二次希腊大选后继续执政至2019年。债务危机后西班牙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新崛起的“我们能”党提供了“机会之窗”，该党2015年首次参加国内大选即获得207%的支持率。2019年西班牙大选后，“我们能”党与西班牙联合左翼加入由西班牙社会工人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在2015年和2019年的葡萄牙大选中葡萄牙左翼联盟分别获得10.2%、9.5%的选票，葡萄牙共产党分别获得8.3%、6.3%的选票，这两个政党在2015年和2019年大选后曾支持葡萄牙社会党的少数政府，但在2022年的大选中，这两个政党均遭遇重大失利。
近10年来，北欧地区的激进左翼政党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选举支持率。例如，芬兰左翼联盟在2019年和2023年的芬兰大选中分别获得8.2%和7.1%的选票。2019年大选后，芬兰左翼联盟加入由芬兰社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冰岛左翼绿色运动曾长期是议会第二大党，自2007年以来选举支持率都在10%以上。2017年冰岛大选后，左翼绿色运动加入独立党所领导的联合政府。在2021年的冰岛大选中，该党的选票支持率为12.6%，继续与独立党、进步党联合执政。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相比，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近些年的支持率略有下降，在2013年、2017年和2021年的挪威大选中分别获得4.1%、6.0%和7.5%的选票。丹麦“红绿”联盟的选举支持率维持在7%左右。瑞典左翼党的选举成绩也相对稳定，在2018年瑞典大选中支持率为8.0%。
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一直拥有较强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力，但近期都经历了选举支持率的下跌。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得票率从2013年的14.9%跌至2017年的7.8%，在2021年的捷克大选中更是遭遇重大失利，仅获得3.6%的选票，自1948年以来首次未能取得议会席位。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选举支持率也由2011年的32.7%跌至2021年的22.3%，但继续保持国内第二大党地位。德国左翼党、荷兰社会党、卢森堡左翼党的选举表现也相对稳定，但在最近一次的大选中选举支持率有所下降。例如，德国左翼党在2013年和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分别获得8.6%和9.2%的选票，但在2021年的大选中其支持率仅为4.9%，未能达到进入联邦议会的门槛。一些中东欧地区共产党的后继政党、西欧地区部分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支持率也继续下降。例如，匈牙利工人党2006、罗马尼亚社会党、保加利亚左翼党、瑞士工党、奥地利共产党等政党的得票率均不超过1%。法国共产党持续衰落，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仅获得2.7%的选票。与此同时，让-吕克·梅朗雄于2016年创立的“不屈法国”正成为法国激进左翼的新兴代表。“不屈法国”在2017年的大选中获得11.0%的选票，跃升为国会第四大党。在2022年的法国大选中，由“不屈法国”、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绿党等组建的左翼联盟获得了25.7%的选票。
在2019年的欧洲大选中，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遭遇挫败，除葡萄牙左翼联盟、“不屈法国”、比利时工人党与西班牙的激进左翼政党外，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选举表现不佳。“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邦议会党团变为欧洲议会党团中最小的，仅获得5.46%的选票和41个欧洲议员席位，损失了将近20%的议员席位。“欧洲左翼党”甚至无法就共同候选人达成一致。激进左翼家族未能向选民展示一个团结的欧洲激进左翼形象。
整体而言，在欧洲多重危机背景下，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胜利更多是局部的，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明显不同的态势。绝大多数激进左翼政党未能利用民众对建制派政党的不满而显著提升选举成绩和政治影响力，但塞浦路斯、葡萄牙和希腊的共产党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新左翼”政党呈现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2.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家族内部的异质性和分裂趋势依然明显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家族目前仍难以弥合内部的分歧和分裂趋势，与其他政党家族相比依然缺乏凝聚力。作为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中唯一的跨国政党，“欧洲左翼党”未能在2019年的欧洲大选中有效聚合各国激进左翼力量，反而在多个维度上被削弱，难以成为真正的政治行动者。除“欧洲左翼党”外，各国激进左翼政党还成立了诸多不同的跨国联盟组织或平台。
希腊共产党牵头组建了由2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组成的“欧洲共产主义倡议”，但这一组织在欧洲激进左翼政治中并未能发挥重要作用。“新左翼”政党聚集的平台是一年召开一次的“现代左翼政党”论坛，主要由北欧地区、塞浦路斯和德国、荷兰的激进左翼政党参加。近期比较有影响力的左翼组织，一是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带领“欧洲运动民主2025”创建的“欧洲之春”联盟，其合作政党还包括法国的“世代”党、波兰的“一起”党、德国的运动民主党等；二是法国让-吕克·梅朗雄发起的公民革命，即“现在的人民”，其成员包括部分南欧、北欧以及中欧国家实力较强的激进左翼政党，如“不屈法国”、西班牙“我们能”党、葡萄牙左翼联盟等。
在2019年的欧洲大选中，欧洲激进左翼力量是分散的，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竞选项目。“欧洲左翼党”制定了政治纲领，希望“建立不同的欧洲”，并提名了两名候选人；“欧洲运动民主2025”旨在通过“欧洲之春”实现不同左翼政党和团体的合作，制定了一份题为“欧洲新政”的纲领；“现在的人民”旨在推翻现有的欧洲条约，推动欧洲革命。2019年6月27日，“不屈法国”联合北欧激进左翼政党发表共同声明，声称欧洲激进左翼有必要打破欧洲条约，为民主的欧洲引入新的规则。由于政治战略、竞选重点和政策目标的不同，无论是梅朗雄所发起的“现在的人民”新欧洲战略，还是瓦鲁法基斯推动创建的“欧洲之春”的纲领，或是“欧洲左翼党”的欧洲倡议，都未能提供解决欧洲新政治冲突的令人信服的政治方案。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和绿党的亲欧主义者都有一个关于未来欧洲的一致议程，相比之下，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提案含糊不清，也缺乏连续性。不同形式的跨国联盟组织如“欧洲左翼党”“欧洲之春”“现在的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合作，激进左翼力量的分裂倾向超过团结倾向。瓦鲁法基斯和梅朗雄所发起的倡议有可能分裂欧洲左翼的进步力量，梅朗雄甚至提议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逐出“欧洲左翼党”，这显然不利于激进左翼力量的团结。
3.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方案缺乏可信度
除难以向民众呈现一个团结的左翼政治形象外，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也未能成功地提供一个关于未来的清晰愿景和可行的替代性方案。虽然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有诸多共同的政策共识，如结束紧缩政策、制定公共投资计划、调整欧洲央行政策、进行产业的社会生态转型等，但在涉及欧洲立场上存在分歧，例如是否可以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改革、是否需要离开欧元区、是否需要遵守欧洲条约等。政治立场、政治战略的差异性使得激进左翼政党很难将自己的具体提案浓缩为清晰的政治愿景，更难以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政治替代。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保留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愿景和反资本主义的目标，但更多聚焦于中期以捍卫福利国家、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等为核心的反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纲领，而欧盟机构的外部约束以及激进左翼政党在政府中的相对弱势都削弱了它们的政治经济措施的可信度。
虽然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经常处于反对党和体制内政党的矛盾张力之中，但其中越来越多政党将参与政府作为扩展影响力的途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执政或参政的驱动因素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职位目标，二是合法性目标，三是政策目标。目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已在很多国家执政、参与联合政府或者支持少数政府，如希腊、塞浦路斯、芬兰、挪威、丹麦、冰岛、法国、葡萄牙等国家。从政策影响力和执政成就来看，处于政府中的大部分激进左翼政党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势，也需要经常作出政策妥协。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个别政党外，很多激进左翼政党在国内政坛都属于中小型政党。相对较少的议席以及与大党政治实力的悬殊，使得它们在联盟政府中不得不充当配角，并进一步限制了激进左翼政党核心政治诉求的实现。即使是激进左翼政党中那些主导政府的政党执政时，也很难真正落实激进左翼政治的方案，其执政方案受到欧盟、国内其他党派力量、激进左翼政党内部不同派别、经济社会形势等诸多因素的掣肘，几乎不可能对资本主义进行“激进的”变革。
此外，执政或参政也给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带来政治考验，如选举挫败与政党分裂，甚至可能对政党的形象与合法性造成冲击。欧洲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爆发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冰岛左翼绿色运动进入政府执政。它们采取临时性的措施抑制债务危机的影响，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紧缩政策，其施政纲领远非理想意义上的典型激进左翼纲领。退出政府后，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冰岛左翼绿色运动都遭遇了选举支持率的下降。葡萄牙共产党和葡萄牙左翼联盟曾于2015年至2021年支持科斯塔领导的社会党少数政府。由于在一些议题上的严重分歧，两个政党最终否决了政府的预算案，导致葡萄牙大选提前至2022年1月，而这两个政党在2022年葡萄牙大选中的得票率均受到影响。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至2019年的执政，不仅对希腊左翼而且对整个欧洲左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执政过程中继续使用民粹主义战略，既未兑现选前承诺，也未能强化其地方组织，它在政府中的表现同样引发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的激烈批评，加剧了欧洲范围内激进左翼力量的分裂。
四、结 论
尽管欧洲多重危机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变化为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实施替代性政策提供了政治机遇，但它们并未能利用好危机创造的“窗口期”来有效地动员各种进步力量挑战新自由主义秩序，未能在实践中证明其社会领导者角色。与欧洲激进右翼力量相比，欧洲激进左翼的进步力量不仅相对微弱，而且是分裂的和缺乏凝聚力的，大部分政党未能超越彼此的政治分歧而团结一致。与此同时，激进左翼政党执政或参与联盟政府的经验也暴露了大多数政党批判欧洲主义的局限性，揭示了它们的政治方案与实际可行性之间的重大信誉差距。
仅有少数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在欧洲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实现了选举突破和影响力的提升，更多情况下经济危机只是提供了背景因素和外部条件，政治体制因素、竞争对手、政党战略、政党意识形态、领导集体等都会影响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命运。当前，欧洲激进左翼政党处于边缘政党和主流政党的交界处，正经历着重组与变革，而这一政党家族的政治实力或选举胜利展现为复杂性场景，呈现出地域和国家层面的多样性。整体而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目前还难以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反抗性力量，依然被其关键的弱点所困扰。经济危机所创造的“机会之窗”正在关闭，未来欧洲的激进左翼力量需要更加积极应对时代挑战，克服自身的分散性和异质性，畅通内部和外部的沟通渠道，加强国际层面的沟通和协商，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政治信誉。
参考文献：
[1]周淑真主编：《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2021-2022）》，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2年。
[2]杨云珍：《极右翼阴影下的欧洲左翼政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3]Line Rennwald,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Working Class: New Voting Pattern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0.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