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逊的杰作：石亭之战

一、 时代背景

吴、蜀之间相对稳定的雏形在公元222年的夷陵之战中出现。当时陆逊（陆议改名叫陆逊，全文统称陆逊）大败刘备于猇亭，“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1]从而丧失了“吾将复东”[2]此种威胁性策略的可行性，从而使孙权可以专心对付北方的曹丕，也使得刘备彻底失去了夺回荆州的机会，双方的核心矛盾消除。之后孙权抗击曹丕的进攻，而在此期间，孙权对蜀汉政权采取了相对妥协的态度，所谓“孙权闻先主往白帝，甚惧，遣使请和。”[3]刘备见威胁无效，也欣然允诺，派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刘备此封信写得是十分卑微的，《江表传》中记载孙权受到信说：“最近得到了刘备的书信，说已经深深地责怪了自己，请求恢复旧日的友好。之前叫西面为蜀的原因，是因为汉朝的皇帝还在罢了，现在汉朝已经灭亡，自然可以叫刘备为汉中王了。”[4]孙权也是派遣太中大夫郑泉出使蜀国，双方开始交好。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蜀国，担心孙权有所行动，派遣邓芝出使吴国，双方的交往日益密切，孙权下定决心“绝魏，与蜀连和”[5]，“因结和亲，遂为与国”[6]，双方成为盟国，从而开始吴、蜀两国联合抗击曹魏的时期，一直延续到蜀汉灭亡（263年）。

在此段时间，东吴方面一直承受着来自曹丕方面的压力。当孙权不肯派其子孙登作为人质前往曹魏后，曹丕就不断南下进攻孙权。

222年9月，曹丕亲率大军南征，曹魏主力尽出，东线为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中线为大将军曹仁；西线为上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战争延续到223年3月。224年7月到10月，曹丕再次南征，这次曹丕直接到广陵观看长江，感叹说：“魏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7]。225年冬，曹丕再次到达广陵，观看长江，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8]226年，乘着曹丕病逝的时机，东吴发动了对江夏郡、襄阳郡的进攻，结果被曹魏击退，也表明曹魏对东吴的攻势时期在逐渐消逝，《中国军事通史》也认为：“从黄初三年到六年，无岁不征，都不如愿，证明曹操晚年实行的战略并未过时，北方暂时无力战胜南方。”[9]

 

而诸葛亮于225年南征，当年秋天平定南中之乱。228年出兵北伐，从而使得曹魏开始注意到来自西方的威胁，使得东吴压力逐渐减轻，从此开始了诸葛亮北伐以及蜀、吴将曹魏轮番牵制的时期，石亭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它处在一个战略过渡的时期。

二、 战略思想

《中国军事通史》认为吴国有一种“限江自保”的战略，主要特征有：1，依托长江，实行重点防备。2，以西陵为藩篱，防御国土锁锁钥。3，开门迎敌，守在江北。4，以攻势作战，达到自保。5，大力建设军队中的薄弱环节[10]。除了北方扩张外，吴国统治者还有更多的选择，因为当时江南尚未开发，山越问题也比较突出，吴国统治者在内进攻山越所得收获远远高于北伐所得，比如何兹全先生在《孙吴的兵制》一文中考证吴国统治者在征伐山越中获得13万士兵，而吴国灭亡时总兵力也才23万，可见征伐山越利益之大。但是吴国统治者也并非不思进取，吴国的统治者时常骚扰淮南之地，曾经迫使曹操迁移淮南民众，致使江淮十多万民众投靠吴国的事件，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打造一种缓冲区，也体现了动态防御的思想。曹魏方则以合肥阻拦东吴在淮南的扩张、襄阳阻拦刘备集团、吴国在荆州方面的扩张，以祁山阻拦蜀汉的北伐，曹叡总结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11]孙权多次受挫于合肥城下，后来的诸葛恪举全国二十万之军败于合肥新城之下即为明证，这证明如果强行进攻魏国的重点防区，不利于吴国军队作战。石亭之战中，吴国方面试图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来让曹休处于不利的环境，这就是《孙子兵法》中“善动敌”思想的运用。当时孙权让番阳太守周鲂秘密寻找那些闻名北方的山中旧族名帅，然后假意投降，以此来引诱曹魏方面的扬州牧曹休，而周鲂则认为“民帅小丑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那些山中的民众头目恐怕不足依靠，而且事情容易泄露，承担不了吸引曹休的任务）[12]，决定以自己为诱饵引诱曹休来犯。

石亭之战也是曹魏战略进攻思想的一次试探。曹丕在世时经常出兵东吴，当时大臣并非没有阻拦之意。曹丕曾询问太尉贾诩说：“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提出：“先文后武”[13]的策略，结果曹丕没有听从。此后曹丕再次东征时，辛毗劝说道：“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等理由劝说曹丕放弃攻吴，而曹丕却说：“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14]最后曹丕执意伐吴。而曹叡也有着这种进取精神，听说诸葛亮在汉中，“议者以为可因大发兵，就讨之，帝意亦然”[15]。而就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结束后，曹叡又询问司马懿“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司马懿提出陆军进攻皖城，引诱东吴军队前往救援，然后水军乘虚夺取夏口，“破之必矣”[16]。因此石亭之战也是曹魏方面再次进攻东吴的一次尝试，并不能简单看作是东吴军队的引诱曹休中计所致，东吴的计谋只是让这场防御性战役的战果扩大了。

曹休是曹操的族子，他并非是简单的庸碌之辈，曾被曹操称为“此吾家千里驹也”，经常跟着曹操一起征伐，汉中之战时，曹操让曹仁率军进攻刘备，却对曹休说：“汝虽参军，实为帅也。”最后曹仁、曹休击败了吴兰的军队。迫使张飞退走。可见曹休不仅得到曹操的重视，而且在军事实践上亦有成就，也是当时的托孤重臣之一。但他的对手陆逊是那个时代的顶尖人物之一，千里驹也就难免马失前蹄了。学者朱子彦认为：“陆逊实乃三国时期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其雄才大略与曹操、司马懿、诸葛亮、孙策、周瑜这些大人物相较而毫无逊色。”[17]陆逊的军事才能体现颇多，比如助吕蒙夺取荆州、夷陵之战大败刘备，而石亭之战则是他的又一杰出作品。因此，双方在指挥官上差距并非不大，也是后来导致战役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战役过程

上文提到，周鲂决定亲自引诱曹休前来，派遣亲人携带书信前去引诱曹休，孙权同意了他的建议。曹休受到书信后，看见里面写得情真意切，又听说东吴方面多次派遣郎官前往诘问周鲂，周鲂不得已跑到番阳郡门之下断发谢罪，于是选择相信周鲂。曹叡在此次战役部署中遵照司马懿的意见，派遣曹休率领大军十万前往皖城，而宛城司马懿率领军队沿汉水进发，进攻江陵，使豫州刺史贾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进攻东关。此战司马懿未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史书载：“司马宣王治水军於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然而到达荆州后，因为冬天水浅，“大船不得行”[18]，于是曹叡下令司马懿“驻军”[19]（停止前进）。因此此路对东吴并未产生太大威胁。反倒是关中部队被抽调来回奔命，使得诸葛亮又试图乘机北伐，不过这是后话了。

 

（可能是司马懿的进军规划，但是没有实现）

此时的东吴方面已经准备好埋伏来对付曹休的十万大军，东吴的孙权亲自到达皖口坐镇，任命陆逊为大都督，假黄钺，统帅六师及中军禁卫，摄行王事，对付前来的曹休。曹休深入后，发觉中计，“当引军还”[20]（应该率领军队撤退），但是羞耻于自己被欺骗，而且认为自己兵马精锐且人数众多，于是决定和陆逊交战。当时陆逊为元帅，统领中军，朱桓、全琮为左右两翼，各有三万军队，三道并进，击败了曹休的伏兵，将他们驱走，一路追亡逐北，打到了夹石，把曹休打得大败，斩杀俘虏万余名魏军，缴获了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和几乎全部的军资器械。

 

（黄圈为交战区域）

当时吴军将领朱桓提出建议：“曹休本来只是因为皇亲国戚才被重用，并非有智慧和勇气的将领。现在曹休必然一战而败，战败后肯定会撤退，如果曹休撤退一定会经过夹石、挂车，这两条道路都是非常险要的，如果能够用一万军队截断后路，那么就可以全歼魏军，活捉曹休，我请求用我的部队来承担这个任务。如果这场战争胜利，便可以长驱直入，夺取寿春，进而图谋许昌、洛阳，这是不可以放过的好机会啊。”孙权接到这个建议后，询问陆逊的建议，陆逊认为不行，于是这个计划没有实施，结果曹休战败后果然逃亡夹石。朱桓的传记容易让人误会东吴方面没有截断后路，但是从贾逵传中记载的“权遣兵断夹石”[21]可以看出，吴军确实派出部队截断曹休的后路，但可能是并没有投入太多兵力和朱桓这样的大将前去阻拦。

 

（蓝色全为曹休和贾逵原本的目的地，贾逵在东）

而贾逵这路比较特殊，本来是前往东关，但是随后曹叡下令让贾逵和曹休合兵一处（起因是曹休此时上表说东吴方面有人投降者，于是决定深入接应或者是蒋济的建议），贾逵看出吴国方面东关防守薄弱，猜测吴国的军队一定是集中在皖城，而曹休深入敌境作战，处于不利环境，一定会失败，于是连忙率领军队去接应曹休。贾逵行军二百里后，俘虏吴国军士，得知曹休已经战败，孙权派兵截断后路。当时贾逵麾下的各位将领不知所措，有的提出等待后军赶到再说，而贾逵则认为如果不能快速前进，那么曹休必然处于危境，并且判断吴军认为曹休没有后军接应才敢截断后路，现在突然前行，恰恰可以出其不意，使得吴军撤退，如果等待后军，吴军就完全将险路截断了。于是贾逵率领军队加倍行军，而且多设旗鼓作为疑兵，吴国军队见到后果然撤退，贾逵于是占据夹石，将曹休接应了出去。贾逵在此战中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史书称：“微逵，休军几无救也。”[22]

四、 战役分析

在公元228年，辅国将军、荆州牧、江陵侯陆逊于石亭大破魏大司马曹休的10万大军，后世称之为石亭之战。这场战役无疑是东吴方面的巨大胜利，但是仍有许多遗憾的地方。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胜利将使得一场战役的价值被大大增加。在陆逊的保守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军事通史》称陆逊有“立于不败之地”[23]的思想，因此比较注重求稳，如同蜀汉方面的诸葛亮一样，比较注重战役的稳妥性），陆逊拒绝了朱桓的主张。从战役结果来看，朱桓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如果陆逊能够以有力军队部署在夹石一带，那么贾逵就不能轻易夺取夹石，而曹休无疑将承受更为惨重的损失，从而能够方便东吴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以及更有力地策应蜀汉方面的北伐。当然，陆逊没有选择如此，原因可能是朱桓为左翼军队的指挥官，离开朱桓以及其一万部曲，能否战胜曹休十万大军仍有不确定性。但是陆逊没有采纳朱桓的建议，使得石亭之战缺乏了一种“完美性”。如果说陆逊的指挥尚且只是称得上“不完美”，那么曹休的指挥算是灾难性的了，曹休在战前轻信周鲂，在战时又情绪化指挥和骄傲自大，自以为能够在不利环境打赢吴军，最终导致了石亭的惨败。

在笔者看来，从战略定位来说，石亭之战属于次要地位，影响力不能和决定性战役相衡。决定性战役是指如同官渡、赤壁和夷陵这样具有主力决战意义的战役。官渡之战曹操粉碎了袁绍主力集团的攻击，避免了曹操集团覆灭的命运，为曹操集团夺取河北奠定了基础，如果曹操战败，则是袁绍成为北方的胜利者，这种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赤壁之战是曹操携大军南下，夺取荆州，最后在赤壁一战惨败，从而失去了夺取江东的最佳机会，进而丧失了统一天下的最佳机会；夷陵之战则为孙、刘集团争夺荆州画上了句号，也为吴、蜀之间稳定联盟奠定基础。这些战役都是决定性的主力会战。而曹操打赢官渡之战后夺取河北的战争，孙、刘集团在赤壁击败曹操夺取荆州的战争，都是在官渡、赤壁之后才有的产物，而刘备和曹操争夺汉中则是确立了刘备在益州的屏障。吕蒙夺取荆州虽然影响极大，但是陆逊大破刘备使得刘备集团损失惨重，无力在之后曹丕攻吴时起到作用，从而确立了荆州属于吴国这个事实（虽然还有一部分属于吴国），也使得蜀、吴之间维持一种平和的关系。可以说，在夷陵之战后，三国鼎立的雏形已经出现，曹丕的疯狂进攻也没有能够撼动吴国的根本，诸葛亮的北伐使得曹魏开始双方交战，而陆逊的石亭之战则更加稳定了吴国的地位。因此，我们在称赞石亭的大胜时，也应该注意到他的战役定位。

但是这场战役对于孙权来说也附带了意义。孙权是三国君主中最后称帝的，但是其谋取帝位的野心早早已有。早在鲁肃和孙权第一次密语时，鲁肃提出：“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孙权虽然表面表示忠于汉朝，但是益加重用鲁肃。等到鲁肃帮助周瑜在赤壁大败曹操回来后，孙权亲自迎接，而鲁肃说：“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挆轮征肃，始当显耳。”孙权听说后抚掌欢笑，可见孙权内心对“帝业”是有一份渴望的。后来孙权称帝，就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24]。《魏略》记载孙权得知曹丕受禅和刘备称帝，遣人观天象，“遂有僭意”，然而迫使时势（即所谓“位次尚少，无以威众”[25]）不可能直接称帝。刘晔在曹丕封孙权王时曾劝阻说：“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26]。可见孙权根基尚浅是其没有选择称帝的一大原因。另外一大原因就是曹魏对孙权的压力，在诸葛亮没有北伐时，基本是孙权一人承担曹丕的进攻，加上山越问题还未缓解，一直没有称帝的机会。而石亭之战不仅使得孙权声望提高，而且展现了吴军抗击魏军的能力，于是在229年春，公卿百司皆劝孙权称帝，孙权不再推辞，最终登上了帝位。而此战后“魏兵东下，关中虚弱”[27]，诸葛亮称之为“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又使得诸葛亮再次北征，刚刚被召回的张郃又被迫赶往前线，吴、蜀的联合攻势在未来也不断出现，从而出现了“两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28]的局面，推动三国战争形势的变化。

 

注释：

[1] 《三国志》卷47《吴主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32页。

[2] 《三国志》卷58《陆逊传》，第996页，裴松之引《吴录》。

[3] 《三国志》卷32《先主传》，第663页。

[4] 《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835页，裴松之引《江表传》。

[5] 《三国志》卷45《邓张宗杨传》，第793页。

[6]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第682页。

[7] 《三国志》卷55《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第960页，裴松之引《魏氏春秋》。

[8] 《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837页，裴松之引《吴录》。

[9] 《中国军事通史》，第7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17页。

[10] 《中国军事通史》，第7卷，第293、294页。

[11] 《三国志》卷3《明帝纪》，第78页。

[12] 《三国志》卷60《贺全吕周钟离传》，第1024页。

[13] 《三国志》卷10《荀彧荀攸贾诩传》，第248、249页。

[14] 《三国志》卷25《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520、521页。

[15] 《三国志》卷14《程郭董刘蒋刘传》，第344页，裴松之引《资别传》。

[16] 《晋书》卷1《帝纪第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页。

[17] 朱子彦：《议陆逊》，《史学月刊》，2007年第7期。

[18] 《三国志》卷17《张乐于张徐传》，第395页。

[19] 《三国志》卷15《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363页。

[20] 《三国志》，卷56《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第970页。

[21] 《三国志》卷15《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363页。

[22] 《三国志》卷15《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364页。

[23] 《中国军事通史》，第7卷，第478页。

[24] 《三国志》卷54《周瑜鲁肃吕蒙传》。

[25] 《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830页，裴松之引《魏略》。

[26] 《三国志》卷14《程郭董刘蒋刘传》，第336页，裴松之引《傅子》。

[27]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第685页，裴松之引《汉晋春秋》。

[28] 《三国志》卷25《辛毗杨阜高堂隆传》，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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